九州的划分

四、九州的划分——儒家生态系统观的具体反映

生态系统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从宏观或理论上来讲，它既包括由一切有机体组成的生物群落，又包括这些有机体生存所必需的生境；在规模上，生态系统有大、小之分，前者如地球上的一切存在物就构成一个生态巨系统，后者如一池塘内的全部生物群落及其环境即为一个小的生态系统；从结构级别上说，生态系统有复杂、简单之别。总而言之，任何生物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都是一个相互联系、作用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

以上通过对儒家关于“类”、“类聚”、“离”、“需”等生态系统论述的探讨，表明儒家对生物种类及其划分、种群的集聚、生物对生境的依赖和适应，以及生态系统内生物间的共生、竞争关系等现代生态学原理皆有一定的认识。儒家关于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其特性的认识，还可从其九州区域的划分上得到具体的反映，兹以《尚书》为例来说明之（见表2－1）。

表2－1《尚书·禹贡》九州大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3《禹贡》（陈抗等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 26页；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表2－1所列，乃《尚书·禹贡》中记载的九州划分法。是法根据各个地区的山川、土壤等地理环境、动植物及矿产分布、农业生产诸自然生态因子和人文要素的异同，把当时的全国划分为九个大的区域，分别命之以名，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九州”之说。

无独有偶，此种划分九州的方法在儒家典籍《周礼·夏官司马》中亦有记载。该篇在规定“职方氏”的职责时，说职方氏肩负着“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的任务，其所载的九州具体为：

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颍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荧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丝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54]，其谷宜五种。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庐维，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貕养，其川河泲，其浸菑时，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

另外，儒家文献《尔雅》也载有九州划分的内容。如其《释地》曰：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陓，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周有焦护。……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与其五谷鱼盐生焉。

《释地》和其他篇如《释山》、《释水》等一起，对九州的山川大势和物产等，进行了较好的归纳。

将《尚书》、《周礼》和《尔雅》所载之九州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三者无论是在九州的名称上，还是划分九州时所涉及的生态要素（如地理方位、河流、湖泽、土壤和土地等级、农作物、植物和动物的种类、矿产等）诸方面都基本一致；惟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三者九州具体名称的出入，其中的冀、兖、扬、荆、豫和雍六州为三者所共具，其他则彼此不尽相同，如《尚书》之徐、梁则不为《周礼》所载，而《周礼》之幽、并二州又不见于《尚书》等。但这种区别不是主要的，有的只是名称上的差异，实际区域可能也有所不同，但有的则区别不大，如《周礼》中的青州与《尔雅》中的徐州和营州之分别就不太悬殊。因此，我们说，三典籍关于九州的记载，彼此间同大于异。

透过《尚书》等关于九州划分的记载，我们能大致窥探出儒家的生态系统观。

第一，生态系统是由一些有机物及其生境共同构成的，其组成部分既包括由各种生物组成的生物群落，也包括无机环境。《尚书》、《周礼》和《尔雅》中的各州划分，都包括有山川、河湖、土壤、植物、动物甚至民情等有机生物群落和生物必需的生境条件等。

第二，对各州内部组成要素相互依赖、影响作用的生态功能的认识。九州中的每一州都是一个大的独立的生态系统，各种物质是处于同一系统内不同等级的组成部件之一，“万物同宇而异体”（《荀子·富国》）。地理方位、河流、湖泽、土壤和土地等级、农作物和动物种类、植物（如林木等）、矿产等等，在结构、形体和功用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整体”^[55]。因此儒家认为“物无孤立之理”（《正蒙·动物》），“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荀子·天论》）。作为处于一个系统内的各种要素，它们又都是该系统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相互影响、作用，从而形成该州区别于他州的生态系统。

把由众物组成的各州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反映在《尚书》和《周礼》等文献中，其他典籍对之也有相当的论述。如左丘明在为《春秋》庄公二十二年（前67 2年）作传时，就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

邵雍也说：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凡言大者，无得而过之也。亦未始以大为自得，故能成其大。岂不谓至伟至伟者欤。（《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一》）

把宇宙视为一个广大的有机系统，其中既有一维之时间，又有四维之具体万物，彼此联系，互不分离。所以，荀子主张观察世界要有全局的观点，不可以偏概全，“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囿于部分而不见全体。儒家这种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和恩格斯对于自然界与社会的论述，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56]。

第三，由于其内部成分即生物群落及其具体环境的差异，使得每一州的生态系统也彼此相异，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现代生态学认为，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它和复杂性一起，共同决定着生态系统是否稳定的命运^[57]。多样性源于差异的存在。九州的差异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来说明：一是各州内部构成要素的差异。虽然儒家划分九州时所依据的生态要素，如山川等地势与地貌、水利、土壤、植被、动物、田地及赋税等级、聚落位置乃至人种等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是一致的，但各州内的具体要素则彼此差异颇大；二是由系统构成要素差异所决定的系统间差异的存在。

儒家关于九州的划分及其构成要素的界定，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言有所据的，这种依据是建立在对各个地区具体生态资源宏观认识基础之上的，是通过对生态条件、生态资源等实地调查并加以总结的结晶。中国古代比较重视对各地具体生态资源的实地考察，如据《诗经·公刘》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率领周人迁徙豳地时，就曾事先作过实地考察：“涉则在，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涉南冈，乃觏于京”。以此实践为基础，古代也十分强调对各地诸如山川大势、土地等生态资源的调查与掌握，如《周礼·大司徒》规定司徒之长官——大司徒——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并用“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和“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正是有了这些对各地生态资源的具体调查和相对较为翔实了解的基础，儒家才能够把生态条件相同或相近的地区划分为一州，九州之分随之应运而生。而有些州名之所以在《尚书》、《周礼》和《尔雅》中有所不同，一则与当时国家的疆域版图变动有关，二则可能与历史时期各地生态资源或环境的变迁相关，因为这些文献的时代有早、晚之分。

另外，相对于对九州大的生态系统的认识，儒家对某一小的、具体的生态系统也有一定的论述。如孔子在论及山的生态系统时就说：

夫山，草木殖焉，鸟兽蕃焉，财用出焉，……兴吐风云，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孔丛子·论书》）

这里，山之生态系统就由草木昆虫鸟兽等生物资源组成，而且还包括矿产，以及通乎天地之间的风云、雨露等促成万物的非生物资源，它们的功能或作用彼此各异，但又互相联系，共同构成山体生态系统。

总之，儒家关于九州区域的划分，是儒家把万物看作一个密切联系、彼此制约的整体的生态系统观的实践的结晶，是儒家对生态系统认识的具体体现。如果对生态系统没有感性的认识和了解，就不可能有儒家把生态系统诸要素包含在内的九州划分；另一方面，儒家关于生态系统的认识，又直接源于对各地生态资源进行的实地调查，没有实地的具体考察，儒家不可能对各地的生态资源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儒家将源于实践的认识用于指导九州生态大系统划分的实践，使得其实践不仅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有坚定的现实保证，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1]（德）H．雷默特：《生态学》（庄吉珊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8页。

[3]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 0、264—265页。

[4]（德）H．雷默特：《生态学》（庄吉珊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5]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6]（美）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孙儒泳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另见金以圣《生态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7]（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 7页。

[8]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家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

[9]（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金以圣：《生态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10]金以圣：《生态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109页。

[11]（美）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孙儒泳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12]蒙培元：《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生态意义》，《人文杂志》2002年第5期。

[13]参见陆文郁《诗草木今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5 7年版；陈德懋《中国植物分类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4 18年版，第—页。

[14]陈德懋：《中国植物分类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

[15]陈德懋：《中国植物分类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4 4页。

[16]将草、木两类植物区别者，当为《论语·子张》：“譬如草木，区以别矣”。

[17]陈德懋：《中国植物分类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 6—4 7、4 9页。

[18]陈德懋：《中国植物分类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 2页。

[19]具体论述，参见本书“附录”相关内容。

[20]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兼论传统农学在现代化中的价值》，叶显恩等：《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蕴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2]（美）H．T．奥德姆：《系统生态学》（蒋有绪等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 92页。

[23]（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注。

[24]（美）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孙儒泳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25]（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 0页。

[26]（美）R．M．梅：《理论生态学》（孙儒泳等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27]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 6页。

[28]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 6—4 9页。

[29]《玉篇·隹部》亦云：“离，丽也。”

[30]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31]“挺”，或作“捷”。另外，《韩诗外传》卷8亦曰：“夫吞舟之鱼大矣，荡而失水，则为蝼蚁所制，失其辅也。”

[32]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91、192页。

[33]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 0页。

[34]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92页。

[35]（美）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孙儒泳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36]（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 64页。

[37]金以圣：《生态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38]（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 0、194页。

[39]（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40]（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4、195页。

[41]余谋昌：《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伦理价值》，《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2期。

[42]（美）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孙儒泳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206、208、223页。

[43]（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44]（美）H．T．奥德姆：《系统生态学》（蒋有绪等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 96页。

[45]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2页。

[46]（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页。

[47]（美）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孙儒泳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209页；（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3页。

[48]（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49]（美）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孙儒泳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50]（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李耶波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51]叶平：《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8页。

[52]余谋昌：《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伦理价值》，《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2期。

[53]（美）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孙儒泳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54]六扰，即马、牛、羊、豕、犬、鸡，下文五扰缺鸡、四扰少犬和鸡。

[5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 1年版，第5 7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 2年版，第60页。

[57]参见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