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螺旋创新模式”是抽象思维的产物

第一，何谓“三螺旋创新模式”。

美国的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博士撰写的专著《三螺旋》（周春彦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从与传统工业社会不同的新的社会形式——以知识生产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要求出发，总结了目前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在构建“三螺旋创新模式”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将原来的“产品创新”拓展到“机构之间的新组织安排”，这样创新就不再是局限于物质产业范围。在创新活动中，不仅集中于自然技术创新方面，而是更关注参与创新活动的各个机构本身的使命或功能的转变及其之间的关系上；在“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的运作上，提出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方式方法（包括组织形式）等。

图12－4 三螺旋创新模式

关于“三螺旋创新模式”问题，埃茨科威兹在《三螺旋》一书中指出：“三螺旋就是一种创新模式，是指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同时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1]其中，“产业作为进行生产的场所；政府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并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大学则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当这三个机构范围‘都起其他机构范围的作用’，同时保留着自己独特身份时，每个机构的功能都被放大了。例如，大学将知识资本化作为学术目标，通过鼓励起源于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公司的形成，起了产业的作用；公司为了提高层次对员工进行培训，并通过合作经营来分享知识，与大学有些相像；政府充当公共风险资本家，但仍然继续进行它的常规活动。”[2]这就是埃氏的“三螺旋创新模式”（见图12－4）。

“三螺旋创新模式”相对于“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自由放任主义模式”，在“从双边相互作用到三边相互作用方面超越了线性模式”，并强调在三者交集的部分形成“合作研究中心、战略联盟、孵化器设施、科技园等混成组织”和“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技术转移、孵化和风险资本等媒介作用的介入”，突破了传统的知识传播途径和方式，为合资经营、产品上市与销售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和手段。于是，“它们三者‘合在’一起，形成创新三螺旋的强大动力”[3]。

我们认为：“三螺旋创新模式”也有许多观点、观念值得再探讨。本章节在剖析它的四个缺失的基础上，提出产、销、学、研、中、官整合创新的“足球赛”模型。

第二，“三螺旋创新模式”的四点缺失。

我们认为：“三螺旋创新模式”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三螺旋创新模式”混淆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的客观存在与其之间相互作用的本质区别。三螺旋的存在与其间的相互作用是有联系的，但又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人和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社会（即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关系”一旦形成与“关系的承担者”（个人）就不是一回事，正如物与二物之间的距离（一种空间关系）不能混同一样。原苏联系统学家A·N·乌约莫夫在《系统方式和一般系统论》一书中指出：“关系是那一旦在事物之间确立了就形成新事物者”。社会科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说：“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各种事实具有质的不同”，后者“存在于构成社会的个人意识之外”。显然，个人是实体，而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是关系范畴。同时人和人的实践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尽管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但是人和实践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个人即“他们自己”，而实践是人的活动，即“他们自己”、“他们之间的关系”（社会）、“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三者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并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4]这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们运用自然技术（“如何做事”）、人文技术（“如何做人”）、社会技术（“如何处世”）并将三者融会于一身的集成效应。因此，个人是实体，而人的活动是“三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都是或分别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即它们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其间的交互／反馈相互作用必须是“人通过人的劳动”才会发生和进行。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5]同时，个人生产力、集体生产力（包括社会机构）都是人们“以往的活动的结果”。因此，“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6]犹如异己存在的物质产品一样，大学、产业、政府都是“死的东西”，其间的作用只有“人通过人的劳动”才会发生。而埃氏在《三螺旋》（以下该书的引文，只注明页码）中讲到“螺旋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既没有提到“人通过人的劳动”而发生相互作用，也没有提到“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倒是明确地反对将“劳动力作为第四螺旋”，因为“它一直没有介入区域创新事业中”（P236），意即人“没有介入”三螺旋的相互作用之中。其实，这是目前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去人化”社会倾向，即撇开人、撇开人的活动谈论科学技术之间及其与经济、社会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如国内外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即STS）学者就认为：“现代科技与社会作为各自相对独立的实体发生互动作用”（即所谓的“直接互动”论），“间接互动”论认为：“科学技术通过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通过各种资源的投入作用于科学技术”。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和社会都不是“实体”，更不能取代“人通过人的劳动”。显然，这两种“互动”论都是主体空缺即“去人化”，是抽象思维的产物。[7]又如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科学本身不是知识，而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技术不是操作性知识，而是使自然界人工化的动态系统或过程”，“技术是人的活动”。这就混淆了“活动”与“活动的结果”的区别。其实，“活动”与“活动的结果”，即“动”与“静”完全是两个概念。活动论者否认科学技术是“脑力劳动的产物”（马克思语），是一种外化于物质载体上的“客观知识世界”，即“世界3”（波普尔语），就是否定了科学技术知识如科技图书、资料等的“异己存在”[8]。

可能有人会说埃氏“三螺旋的相互作用”就是指通过人的活动进行的。这是一种辩解。因为物与二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人的活动）具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物与物在外部环境条件下只能被动地发生物理、化学变化。即使“动物的生产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而且“动物只生产本身”。因此，“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9]。如果说“三螺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指人通过人的活动进行的话，必然要阐述前面讲的“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即人的活动的“全面性”问题。非常遗憾的是，《三螺旋》不仅反对“劳动者作为第四螺旋”，就连“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这个“全面性”意识都没有提到过。

总之，我们强调三螺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进行的，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现实和历史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人通过人的劳动”三螺旋之间根本不会发生相互作用。这是不可替代或缺少的根本因素和作用机制；二是要提高三螺旋的相互作用的正效应或者防患其负效应发生的根本，在于充分发挥人在创新活动中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这些基本观念，在《三螺旋》中根本没有涉及，因此它撇开了“人通过人的劳动”的作用机制问题。

其次，“三螺旋创新模式”割裂了大学与产业，即科技知识生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双向的交互／反馈作用关系。构建技术创新体系（或模式）并实施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处理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关系到创新的成败与兴衰。我们认为：大学与产业实际上是科技知识生产与其应用于生产生活的连续链条，即大学与产业在横向活动中是同步存在与变化的，在纵向上形成一个反馈圆环而不仅仅是单向的“接力”关系（见图12－5）。而且从现实生产活动和“全面生产”理论来看，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进行着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生产。

如图12－5所示，“大学—产业”链条在纵向上的各个环节或阶段之间既存在着直接的相互作用又存在着间接的相互作用，而且每一个环节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决定者又是被决定者，从而形成一个反馈圆环。如科学技术与生产生活[10]之间的反馈圆环，即科学技术的运用决定着人的“生产生活”（消费），而生产生活又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于是就形成一个反馈圆环。这就是复杂性思维中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回归环路的原则”。正如E·莫兰指出的，“任何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受到作用又施加作用，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所有事物，包括相距最遥远的和最不相同的事物，都被一种自然的和难以觉察的联系维系着。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11]。显然，不特别地认识由各个环节之间形成的这个“反馈圆环”，就不可能认识各个环节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之间的关系。

图12－5 “大学一产业”纵向上形成反馈圆环的示意图

注：示“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为一个“内在整体”。

“三螺旋创新模式”尽管提出过“创新成员分别起始于科学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前向与逆向线性过程的综合”（P23）和“在理想的情况下，前向、逆向和互动线性模式同时存在于三螺旋创新过程”（P235）。但是《三螺旋》的基本思路或“主要论点是大学作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主要组织形式走向未来”（P235），并且明确提出“大学是三螺旋能周期性自我更新的基础”和“核心”或者“领导性作用”，而产业（公司）主要是“利用大学的科研成果开发高技术产品”。尽管它也阐述过“公司里的大学”和“大学里的公司”，即“‘双重使命’个体”角色。但是，在因果关系即“受到作用”与“施加作用”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是一种单向性思维。

再次，“三螺旋创新模式”扭曲了大学的全面使命观。大学的使命是以培养人才为主导、科研和创业等多维的整合，还是以“知识资本化”的经济目标“作为大学发展的唯一方向”，这是当前国内外关于大学使命（功能）观的根本分歧。《三螺旋》认为：大学的使命已经从知识的传承（教育）拓宽到包括知识的创造（科研）和所创造新知识的商业应用（创业），亦即从“教育型大学”到“研究型大学”再到“创业型大学”（P30－32）。“大学也正在将教学功能从单纯培养人才扩大到创业及孵化组织”，即“更着重强调物质财富的创造，因而经济目标不可避免地要作为大学发展的唯一方向，如目前在英国流行的那样”（P53－54）。于是，大学“已经成为三螺旋创新系统的核心”，并“在社会上起着更为基础性、领导性作用”（P33）。尽管它讲的是“拓宽”和“扩大”大学功能，其实它是强调“经济目标是大学发展的唯一方向”。这种创业型的“大学使命观”在国内也在蔓延，如有人主张的“创新型大学”、“创新型医院”及其展开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

大学的最初使命就是培育人才，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大学的使命先后“拓宽到”知识的创造（科研）及其新知识的商业应用（创业），这是大学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规律）的展现。因为教育（培育人才）与科研（创造知识）相互关联、知识的创造与新知识的商业应用相互关联，而且现代社会是三者通过反馈圆环融为一体的。这是当今社会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显然当代大学的使命观也是主导多维的整合效应。但是，大学的使命只是“拓宽”，而不是以“研究型”、“创业型”或“创新型”取代了“教育型”，怎么能将“知识资本化”、“知识产业化”等“经济目标”作为大学发展的唯一方向呢？即使是“创业型大学”或“创新型大学”也不能将实现经济目标视为“唯一方向”。

任何单位（机构）的使命或功能都是主导多维的整合效应。如果放弃或忽视了核心（主导）使命只关注“多维”就是“不务正业”；如果只搞“主业”就会成为“单腿跳”（残疾）。埃氏的错误是将“创业”、特别是以“知识资本论”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还说：“大学、公司与公共研究机构也变成了风险资本家”（P129），大学的“知识资本化”即“创收、赚钱成为知识生产的新动力”（P230）。这样，不仅扭曲了教育“生产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语）的核心使命，而且将大学的性质改变为“资本家”赚钱。其实，即使是通过“知识的产业化”创造物质财富的公司、企业，也不能以赚钱作为“唯一的方向”和“动力”。这就是我国目前存在的“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追求。

最后，“三螺旋创新模式”分割了创新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创新的运行过程是人的目的性行为，它始终与其整体环境都是不可分离的。而“三螺旋的支撑环境”和“区域创新环境”（P113－163）都是指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包括风险资本等）。显然，埃氏的“三螺旋创新模式的运行过程”是撇开人和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除了自然环境（包括物质条件）之外，还必须有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且是人通过人的活动使三者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环境。正如莫兰指出的，“把任何事件、信息或知识放置于它们与其环境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这个环境是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当然还是自然的”[12]。这就是整体环境观。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将环境仅仅视为与人无关的自然环境，这就混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一是人具有的积极性、能动性和拼搏、质疑精神主要依靠人文关爱和社会氛围的激励；二是人既创造环境，环境又塑造人（这里的“创造”和“塑造”都具有建设性和破坏性的“两重性逻辑”），而动物只是依赖于自然环境“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马克思语）。显然，“三螺旋创新模式”仍然是一种传统的自然环境观，这样既分割了人的创新活动与整体环境之间的关系，又将人的活动混同于其他动物“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的生产”。如今一些单位就只注重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吸引人才和调动人的积极性，随之“向钱看”、“钱的氛围”变浓了。这是我国当前在环境建设上的一大误区，并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1] 亨利·埃茨科威兹：《三螺旋》，周春彦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 亨利·埃茨科威兹：《三螺旋》，周春彦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3] 亨利·埃茨科威兹：《三螺旋》，周春彦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1－2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报社，1972年，第362页。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报社，1972年，第73页。

[7] 详见谈利兵、陈文化：《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机制”的探究》，（2006），收入《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188页。

[8] 详见陈文化：《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9页。

[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10] 人们经常只谈论“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忽视了生活即民生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还说：“生产生活本来就是人类生活”。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也指出：自然科学和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又要应用于生产并体现在生活中”。学界曾经在科技与生产之间用双箭头来表述其间的双向关系，看来有些简单化，应该形成一个反馈圆环。

[11]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页。

[12]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