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创新理念是“全面发展”新时代的产物

如前所述，创新理念的演变过程经历了古代的“创造新的东西”—熊彼特的自然技术创新—全面技术创新和全面创新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呈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联系着。”[1]普列汉诺夫也说：“任何现象，发展到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反过来，同样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2]创新理念的第三个阶段，即我们的“全面技术创新和全面创新即全面科技创新”论，既肯定了被熊氏“自然技术创新”论否定了的古代创新概念的“创造新的东西”，又否定了熊氏的单一自然技术创新，保留了以往各个阶段的全部积极、合理成分（如熊氏的“引入生产体系”等），就在更高阶段上实现了综合，从总体上带有前进的、螺旋式上升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创新就是新东西（包括新思想、新知识、新制度体制、新科技成果、新的思维方式方法等）的首次应用或旧东西的新应用，从而驱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获得综合效益（即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的存在与发展效益之综合）的活动、过程。显然，创新是创造与创效（创造综合效益）的统一，而且首次创效才是创新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我们的全面创新观。

全面创新是人类社会已经迈向“全面发展”新时代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指出：由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工业社会）的“片面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联合共同体”）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最高阶段，这“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3]。“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即自我与人类——引者注）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三大基本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全面发展”的结果，其中的驱动力量只能是“人通过人的劳动”所进行的全面创新。

全面创新是改变目前我国现状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5]目前“改变事物现状”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工农业之间和城乡之间关系问题。

我国曾经提出过“新型工业化”，即对传统的工业化进行的质疑，但同时又提出“要为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奋斗”。何谓“工业化”？工业化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或产值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20世纪以来，“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甚至是国家发展的目标，即以追求工业物质财富的增长为中心，把GDP总值或人均GDP作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志或象征，并以为“工业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可以拯救人间的一切陷于苦难之中的生灵”。尽管在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工业化”是以浪费资源和牺牲自然环境并造成贫富悬殊为代价的即“以物为本”的片面发展。最近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批评美国的主流经济学派是“丧失良心的经济学”，目前我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学。我国的许多学者早在20世纪末就明确指出：“西方工业发展模式走入绝境，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重重危机之中，正在从兴盛走向衰落。”“传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其实是一种自杀性、毁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继续沿着这条‘黑色道路’走下去了，必须抛弃传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6]我们认为：传统的工业化，应该用低碳化加以改造。

“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是一个片面的口号。农业和工业都是“人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马克思语），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农业生产主要解决“吃”、工业生产主要解决“用”。在现实生活中，“吃”与“用”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农业和工业作为实体经济要同时发展、一体化发展，总不能饿着肚皮“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吧！

这里就直接涉及“三产”的划分问题。国际上和我国关于“产业”的概念和“三产”的划分标准是不够科学的。所谓的“第一产业指农业；第二产业指工业；第三产业指工、农业之外的并为其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它又分为四个层次，即流通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科教文卫体等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其中的“服务”指“为集体或别人工作”（《辞海》）。这是新西兰经济学家费歇尔于1935年根据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阶段划分的“三产”，经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于1940年进一步阐述后流行于全球。这种划分的非科学性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它“根据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阶段”即历时性而非同时性划分产业，这样就缺乏划分“三产”的客观标准；二是同样是物质生产部门却划分为第一、第二两个产业（即农业和工业）；三是没有“人的生命生产”即“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7]，及其素质的提升（成长）；四是没有精神文化生产部门和“生产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部门，而且将科教文卫体仅仅作为一个为别人服务的部门，消解了其生产功能；五是没有社会关系生产即“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8]部门。总之，没有各个产业部门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宗旨，即原“三产”是一种“去人化”倾向的产物。我们认为：产业是人对世界（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的“现实的历史关系”，犹如物质生产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9]一样。因此，产业就按世界的基本构成分为自然物质产业、人文精神产业和社会关系（服务）产业，类似于科学技术分为自然科技、人文科技和社会科技。显然，传统工业社会的生产、产业、经济等等都局限于自然物质层面，而“工业化”仅仅是物质生产部门中的一部分。所谓的“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相对于“生态化”或低碳化来讲显得更为片面[10]，它同“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即“三者同时存在”与变发相悖不容。

至于“为实现城镇化而奋斗”也是一个片面发展的口号。我国的“城镇化”运动，实际上是“城市化”、“国际都市化”，即一味追求扩大城市的规模。原来的郊区和附近县域的失地农民变成了无业的市民，而被征收的土地空闲着或者被高楼大厦永久性地压在水泥地面之下，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而城市规模扩大，造成市民生活的种种困难和不便，环境污染更加恶化。其实，农村建设、特别是边远山区建设本来就是我国的“短板”，城市化运动造成城乡差别更加悬殊。我们认为，加快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利用并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加长并壮大“短板”就地转移农民，实现城乡共同繁荣与发展，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几花独放人工景，万紫千红才是春。片面追求工业化、都市化，不能成为我国的发展道路。

总之，上述情况表明：人类社会已经迈向“全面发展”新时代，一些人的脑袋还停留在“片面发展”的工业社会。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全面创新”的理论依据问题，才有助于提高认识、转变思想观念，实施“全面发展”战略。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9页。

[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63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3－224页。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页。

[6] 详见田幸、周晓春、陈文化：《我国的发展道路要“工业化”转向“低碳化”》，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版），2012年，第6期。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7页。

[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10] 详见田幸、周晓春、陈文化：《我国的发展道路要从“工业化”转向“低碳化”》，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版）》，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