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第一节　大力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世界各国民众的创造性除了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有关外，与其民族的国民性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比较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国民性，特别是剖析我国国民性，对于鉴往知今、知己知彼，进而开发我国国民的创造性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分重要的。

1.华夏之光

华夏乃中华民族之古称，华夏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四大文明中心之一，她曾对全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早在8000万年以前，人类最接近猿型的祖先腊玛古猿就在我国的云贵高原一带出现；在约4000万年以前，在华夏大地上就有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南方古猿的踪迹。据考古发现，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及其遗址最多的国家，他们的踪迹遍布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云贵高原的广阔地区。其中，以北京猿人、元谋人最为突出和最具有代表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华夏文化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至此，在华夏辽阔的疆域内，逐步形成了黄河上游、黄河中游、山东苏北地区、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边疆和北方地区等几个区域类型。据考证，华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所以，她被称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是当之无愧的。

从远古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这块物华天宝的土地上。他们在同大自然进行艰苦搏斗的同时，改进工具，提高认识的能力，积累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不断地进行着发明创造。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的祖国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也有过黯然失色之时；有过科学技术发展的巅峰，也有过衰落的低谷。例如，在战国时发明的指南针，在西汉时发明的造纸技术，在唐朝发明的火药，在北宋时发明的活字印刷，合称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它们先后被传到欧洲和中东，对于欧洲的社会变革和科学的兴起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具有当时最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远远走在世界的前面。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最伟大的创造性，也是我国人民引以为荣的最伟大成就。这正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学者李约瑟(他的英文名字是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1900—1995)所指出的：“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而且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1]

华夏民族在千百万年的历史发展中，其间虽几经大徙迁、大融合，屡遭离乱与外患，然而却始终保持了统一的语言与文字，保持了国家的统一性。这应该归功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力。这些力量的汇合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使她不断生息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成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世界大国。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命力又是同她的国民性紧密相连的。社会历史造就了民族的性格，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又对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在全面考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精华，正是这些堪称为华夏之光的精髓支撑着这个文明古国不断发展。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呢?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很难回答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要分辨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非经细致深入和高度审慎的研究与分析是不可能作出回答的。更为困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往往是精华与糟粕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样，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主次不分，使用不当，或者把它们绝对化，那么某些精华就可能变成糟粕，成为束缚人们思想和创造性的桎梏。依我之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我国国民性的讨论，多有形而上学之弊，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

例如，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义利观”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在人们的一切言行之中。对中国国民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儒家学说，儒家的“义利观”是“贵义贱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儒家“义利观”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亦即人们应当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因此，“义”作为人的理性、德性和操行，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强调“义”是积极的，它对于人们树立崇高的道德情操，对于培养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信念，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儒家的“义利观”中，也存在着严重的消极因素甚至糟粕。因此，儒家的“义利观”一直受到一些思想家们的批判。它的错误就在于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了人类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本性，否定了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决定作用。其次，这种观点是虚伪的，它的最大恶果是使人们丧失生活的目标和对事业的追求，泯灭人的创造精神。另外，儒家的“义利观”又是导致“重农轻商”思想的根源，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文明古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国民性的特质中，属于精华的东西当然很多，例如重德尚礼、勤劳俭朴、忍耐宽容、老成温厚、严于律己等，它们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即使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这些闪烁着光芒的思想仍然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是我们创业的动力。当然，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把任何一个国民性的特质绝对化，都会导致片面性的错误。例如，把重德尚礼变成唯德唯礼，那就会变成空头政治或形式主义；把忍耐变成对独裁、暴政和腐败的容忍，那就会丧失自我，放弃应有的民主权利；把老成温厚变成墨守成规，那就会变成保守主义；把严于律己变成了“限我”和“克我”的自我压制，那就会泯灭自我个性，丧失创造精神。

总之，在对待我国国民性上，一定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做到扬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在对待春秋时期的“百家”学说上，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在分析了“百家”中几个主要学派及后来传入我国的佛教观点的基础上，我总结出了四句话，试图汲取各家之长。这四句话是：做人要信奉儒家之忠诚，做事要发扬法家之精神，决策要借鉴兵家之韬略，养生要笃行释家之超脱。我虽然不敢说这个概括是十分准确的，但至少突出了各家的特点，同时也避免了以一家排斥其他学派的偏向。我以为，如果我们能以辩证的态度对待我国的国民性，那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2.历史的沉淀

“沉淀”本是一个化学专有名词，是指从溶液中析出的物质。沉淀发生在溶液浓度大于溶质溶解度的时候，如果溶质的溶解度不变的话，那么溶液浓度越大，则生成的沉淀越多。在研究文化历史时，往往借用“沉淀”这一词语，那么历史的沉淀又是指什么呢?依我的理解，历史的沉淀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观念或积习，而且积习越牢固，则沉淀越深厚，消除沉淀也就越困难。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其间形成了多少沉淀呢?这是无法量化的，是不可能以吨位来计算的。好在我们是研究历史沉淀的性质，数量对我们并不重要。台湾著名学者李敖曾说过：“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2]这里所讲的累积，是中国悠久文化的总称，其中既有优秀的传统，又有陈旧的积习。本节所阐述的历史沉淀正是指后一种积习——陈旧的积习，也就是中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部分。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日衰，西方列强纷纷入侵，民族危难空前严重。这时，麻痹的中国人开始觉醒了，他们不得不进行全面的反思，包括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对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反思，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检讨。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开始批判地认识自己的开端，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国民性的系统研究。

近百年以来，知识分子中的一批先知先觉者前赴后继地对中国的国民性，特别是其中的劣根性进行了研究与剖析，目的在于“揭发缺点”和“改变精神”。

从历史的顺序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研究，主要是在四个时期进行的。

第一个时期是“维新派”的探索，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他们在民族危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批判了顽固派保守祖宗成法的谬论，认为变法才是保国、保种、保教的唯一办法。梁启超系统地表明了他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他认为：“开新者兴，守旧者灭。”他总结西方国家发达的原因在于“人人有自主权”，而中国则相反，封建统治者“收人人自主权，而归诸一人”。^[3]与维新派同时探讨中国国民性的还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

第二个时期是五四运动变革的时代，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梁漱溟等人。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同时，它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国民性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并导致了国民性的裂变。在这个时期，鲁迅以冷峻的批判眼光审视了国民劣根性；梁漱溟以理智的眼光估量了中国的国民性；陈独秀、李大钊用比较的方法，列出了中西国民性的差异，并提出造就“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4]新的国民性。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是林语堂。他所著的《谈中西文化》、《中国文化之精神》、《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中国人的国民性》、《吾国吾民》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及民族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所著的《吾国吾民》是一部系统的、中国人自己写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著作，比较全面、真实地描写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因而在东西方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第四个时期是改革开放时期，其代表人物有夏禹龙、冯天瑜、任剑涛等，在海外则有柏杨、李敖、牟宗三、唐君毅等。他们虽身处不同的地区，研究的视角和目的各不相同，但作为炎黄子孙，他们有着共同的根，既要剖析和摒弃劣根性，又要培植“优根性”，希望祖国统一、富强、昌盛。在他们之中，尤以台湾作家柏杨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抨击最为猛烈。

中国国民劣根性到底有多少?到底如何分类归纳?看来，这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如果我们尝试作个分类的话，国民劣根性不外乎表现在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事业和对待是非上。在对待自己上，如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事、与世无争、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和吃小亏占大便宜等。在对待他人上，如超脱圆滑、阳奉阴违、嫉贤妒能、幸灾乐祸、言不由衷等。在对待事业上，如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安贫乐道、无为而治、知足常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在对待是非上，如中庸之道、崇古唯上、唯命是从、文过饰非、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等。这些劣根性与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同创业精神又是何等的大相径庭!

3.时代的呼唤

我们正面临一个新的时代，它的特点是不断地变革，新事物和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地涌现出来。在历史上，中国虽然经过了一些变革，但是以建设现代化为目的的改革，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很显然，要把中国这场改革进行到底，不仅要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且还需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坚持改革不只是一个口号，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清除前进道路上种种绊脚石，包括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一切不适应新形势的陈旧的东西。若非如此，即使中国物质文明再丰富，那也算不上是现代民主与文明的国家。

新时代要求我们要塑造中华的国民新魂。这个新魂是什么呢?是创造性，也就是创造精神。在上一节中，我们所列举的那些劣根性，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压抑人的个性，扼杀人的创造性的。怎么才能开发中华的创造力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要彻底转变观念，克服大多数中国人迷恋过去、满足现状的自足和小富则安的精神文化体系。我们要认清当今时代的特征，社会变革将在一切领域里发生，而且是猛烈的和深刻的。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精神革命，以革除传统观念、传统信仰，改变面向过去和泯灭自我的局面。未来社会不是现有社会的继续和扩大，也不可能是对原有社会的局部改造，而是一个创造性的全新社会。我们要正视面临的深刻改革，要发挥充分的想象力去预测这场变革的前景和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敢于创新，把握未来。

其次，要彻底进行教育改革，大力推行创造教育，开发中华国民的创造力。从塑造国民性来看，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这里所说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国民性的塑造与创造性智力的开发一样需要从幼儿抓起，必须用一套全新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教育。一个人到了成年以后，已经养成的习性或缺点是很难克服的，甚至终身也改不了。我就看到过不少青年男女，他们穿着入时，但同时又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满嘴脏话，其言行与穿戴格格不入。这正是：服饰易换，本性难移。因此，国民性的塑造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国民劣根性越来越少，最终使国民“优根性”占主导地位。

再次，一定要建立奖励和保护创造型人才的制度。一般说来，富有创造性的人才往往都是一些尖子人物、闯将，他们有时候会成为众矢之的，由于一时的失败，他们也会遭到非议。因此，对创造型人才应当有支持系统，应当有保护政策。当他们获得成果时，应当给以奖励；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应当为他们分忧排难；当他们遭到非难时，应当给予坚决的支持。须知，能不能有效地保护创造型人才，不仅仅关系到他们个人，而且关系到我国能否走自主创新道路，最终关系到我国能否建设成创新型国家。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与刁难、打击创造型人才的陋习作斗争。只有做到了赏罚分明，才能树立良好的风气，从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