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恢复经济

大力恢复经济

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入关，天灾人祸不断，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百姓困苦不堪。顺治帝统治期间，一边采取一些恢复经济的举措，一边又不断用兵彻底清除反清复明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很难得到彻底的恢复和发展。康熙亲政后的最初几年里，经济情况已经有了好转，不料又爆发了三藩之乱，不仅经济发展中断，更重要的是，全国人民再一次被卷入了战火，战后民生凋敝，荒凉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自古以来，每个政府要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必须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康熙也深知这一点，他曾不止一次对大臣说过类似“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的话。农业历来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国之大计在农”。康熙也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农业之本，则在土地，所以他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是相当用心的，首先就是下令永远禁止圈地。

满族贵族入关之初，为重建农奴制庄园，曾在北京周围方圆250平方公里内的各州县大规模地圈占土地。清顺治二年（1645），正式颁行圈地令，将所圈占的土地分给东来的八旗将士，开始了规模浩大的跑马圈地运动，什么是“跑马圈地”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每个八旗将士都骑着马绕着圈地跑，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多远就给多少地。这样的暴行把原来属于汉族农民的土地都霸占了，汉族农民没有地种，失去土地的农民为维持生计，又反过来被迫为清朝八旗贵族当包衣（类似于农奴）耕种土地。(www.guayunfan.com)

满族人不善稼穑，不懂农事，再加上包衣们受着压迫，生产积极性不高，肥田很快变成瘠地。贵族们不说自己不会种地，又开始强制性地以坏地换好地。这样一来，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地不好随时换，所以对农事更加不用心；没被圈地的农民也不用心了，很简单，地种得越好，就越招“狼”，年年苦恨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说什么也不甘心啊。谁也没心思种地，生产力还怎么发展，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开始加剧。

针对这种情况，清康熙三年（1664），清政府曾下令停止圈地，但大权在握的权臣鳌拜不执行，并于1666年再次掀起大规模圈换土地事件。康熙帝处置鳖拜后，再次下令禁止圈地，至此，大规模的圈地活动终于被禁止，但零星的圈地事件还时有发生，因此1685年，顺天府尹张吉午上书请求皇帝下令“永免圈占”民间地庙。许多大臣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没必要管，但康熙“特旨允行”。此举照顾了汉族农民的利益，为缓和满汉矛盾、发展农业经济奠定了基础。

此时，广大农民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负担过重，再加上横征暴敛，农民无法维持生活。康熙在三藩平定后，首先取消了1674年以后所加的一切杂税，并停止田赋预征，对纳赋限期也逐渐放松，然后开始整理田赋制度。

明末清初之时，荒地很多，清朝入关后虽曾着手进行垦荒，但推行了20多年也没什么成效。御史徐旭龄指出了农民垦荒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所在，第一，国家过于急切地对垦荒的田地索取赋税，农民田多了反而负担加重；第二，垦荒需要一定资金购买农具、种子等，贫苦农民无力承担，国家号召垦荒，却不给他们资金助其垦荒，贫民田多了反而种不起；第三，政府没有严厉监督官员对垦荒的督促，他们就不以垦田作为当务之急。这三个原因，就是以往垦荒的“通病”。

康熙认为这番分析很对，就针对这三个问题解决垦荒的问题。他把垦荒起科年限从原定三年逐次放宽，先放宽到四年后交纳田赋，又到六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政府宣布：“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在十年之内，垦荒者自种自用，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实在是再优厚不过的了。可惜，没等这项重要的政策在全国实行，三藩之乱就爆发了。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清军平叛胜利在握，康熙便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将原定十年起科的年限改为六年，因战乱而流徙在荒远地区（如四川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如本人（家）愿意留在此地垦荒居住，则其所垦“地亩永给为业”，永远不用交田赋了。针对农民开了荒却种不起的问题，朝廷给予相应的资助。一般是由各级官府发放无息借贷，规定若干年后还本。对于官员，则赏罚分明，限以几年招复户口，几年修举水利，几年垦完荒地，有功的就提升，无垦荒功的就罢免，这种措施对官员督劝垦田起了重要作用。以上种种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在恢复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康熙在亲政后所处理的明藩土地也是一件大事情。在垦荒田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原明藩王的田产，以及皇庄与勋戚庄田，清初统称“废藩”庄田。据统计，这批田产约有60多万顷，分布在近十个省区内，多属肥沃之地。当时户部企图把这项土地变卖，作为一笔特别的收入，并且已经卖出了一部分。康熙则下令马上停止出卖，让原来耕种的农民继续耕种，交纳租粮即可，对无人耕种的剩余土地，则“召民开垦”，其所有权转入民户，“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此类田地称为“更名田”。这样一来，农民变成了这些土地的自耕农，既不再遭受像明朝时的“渔敛惨毒”、“多方掊克攘夺”的虐待，又把王府自置地“输粮之外，又纳租银”的负担也去掉了，生产的积极性大提高。

康熙对这项土地的处理，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他所以如此大方地来处理，并不是出于一种“恩赐”的初衷，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迅速把农业发展起来，尽快国富民强。

农业生产的众多举措中，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就是不定期的蠲免赋役，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皇帝，以后蠲免钱粮逐渐成为清朝一贯的政策。康熙皇帝即位后，蠲免钱粮不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每一次都数量巨大。“有一年蠲及数省者”或“一省连蠲数年者”，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

蠲免钱粮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次是为了表示对百姓的关心，确实使百姓得到了很大的实惠，自是多多益善；第三个原因就是灾害，百姓受灾，没有收成，政府再强行索税的话，就要引起暴动和起义了，为了巩固统治，蠲免钱粮的措施是必需的。据统计，1691年、1703年、1711年、1716年、1721年，清政府免除天下赋税的数量都在白银2800万两左右。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总计1.5亿万两，康熙说得好，“欲使民被实惠，莫如蠲免钱粮”，“欲使群生乐利，比户丰盈，惟频减赋蠲租……庶万姓得沾实惠”，这种蠲免的措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康熙在繁荣经济、改革税制的同时，还着力惩罚贪官污吏，并且从严治税，对税收征管中贪污舞弊的官员处罚极严，从不手软。四川官员卡永式在征收国家税收时，每征收200两白银自己私自加收12两，除贿赂给四川巡抚能泰等官员2万两白银外，自己共贪污白银1.7万两，按律法本应处死，但因其不久病死故未追究，能泰则因受贿被处死。山西太原知府赵凤诏，私自设立税种名目，强行征收并私吞白银1.8万两，也被处死。

除了对官员的贪污行为绝不饶恕之外，康熙也严厉惩治漏税行为，有一段时期，苏州一带士绅逃税之风甚烈，严查之下，涉及万余人。康熙帝下令将这些士绅的功名一律取消，其中3000人交刑部处置。顺治年间的探花昆山名士叶子蔼，欠了一两银子的税，他觉得数目比较少，就给康熙写信为自己求情。但是康熙为了以儆效尤，没有留情，还是照样除了叶子蔼的功名。这件事在江南一带成了一首民谣：

康熙查税情，探花慌了神；

一厘还一文，照样丢功名；

民谣警后人，看你值几文？

种种私设税种的行为，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漏税之风盛行，也影响了国库的积蓄，康熙从严治税，杀鸡儆猴，为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国库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康熙又颁发了谕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

这就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意思是将清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国人丁应征的235万两白银的丁钱，作为今后每年征收的丁钱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人丁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再征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全国许多城、镇开始热闹起来了，呈现出了一片盛世景象，著名的工商业城市苏州“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大的市镇如汉口是“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三藩之乱中被破坏的最严重的景德镇，这时也恢复成为“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等”。北方的城市中，不仅北京“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无空隙”，进京孔道涿州也是“往来者林林总总，阛阓喧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