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动力的转型

三、区域发展动力的转型

中国的各级政府、企业主以及大多数公民，在思维方式上都存在一个路径依赖的误区。所谓路径依赖，就是指做事情的方式，以沿袭已经“成熟”的模式或“随大流”的模式，对于做事情的模式创新，基本没有热情。

以各地促进发展的手段为例，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第二个十年中，沿海地区通过招商引资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应该说从“文革”的背景中创造招商引资的模式，创造者是需要政治勇气、办事智慧和开阔视野的。当时对从海外引进投资者，在意识形态上都有争议。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和海南的洋浦工业区，引起了“租界”、“资本主义”的争议，敢于尝试的袁庚、梁湘更是处于风口浪尖，饱受压力。国有、集体土地的出让方式，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也是制度问题。在和国外投资者合资办企业的问题上，中国更需要从“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法”的立法做起。当时在公民中对是否应该对外招商引资都有认识上的差异。笔者于1984年大学毕业之前在广州实习，曾与一位同学就中国是否应该对外招商引资争得面红耳赤。这位同学的观点是:“外国人来投资都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要他来干吗？”笔者相信当时的国人中持这种思想的人是多数。

令人感到庆幸的是，以邓小平为舵手的改革开放之船，只是在各种争议的险风恶浪中受到了颠簸，只是受到了一些暗礁的碰擦，这艘船的航行还是闯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最终就市场经济姓“资”姓“社”问题做出了明智的结论，并在随后的中共十四大上得到确认，以面向国际进行招商引资为发展动力的改革开放才真正可以说不可逆转，招商引资模式在全国得到推开。

本书不是要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行总结，而是想借此来讨论寻找发展动力的思维模式问题。招商引资之路，在截至“十一五”期末的中国发展中，起到了“主引擎”的作用。到了“十二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的总体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是主线，这说明中央高层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然而，笔者查阅了一些地方的“十二五”发展规划，无论是发展高科技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好，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也好，甚至是在自主创新或科技创新方面也好，其同质性十分明显，那就是继续以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的基本动力。

发展动力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发展主体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离开了这个基础，一切都是被动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用了约20年的时间，基本解决了招商引资的意识形态问题、法律问题、制度问题，形成了各级政府的推进体系，使招商引资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动力。招进来的不仅是外国投资，与外国投资同步进入的还有现代的管理理念、经营理念、法律观念和生活观念，这一切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改革开放时代，招商引资是一种发展模式创新，这首先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观察力。当时的中国，人民缺少经济意识、经营意识，计划经济体制也基本上遏制了技术创新和企业经营创新的可能性，引进外部的力量应该说是不二的选择。当时正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时间窗口，国际政治局势走向缓和，具备招商引资的现实可能性。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得招商引资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加上国内的体制和制度改革相配套，人民的观念逐步走向理智和开放，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招商引资战略才大放异彩。

时至今日，对招商引资战略做一个评估和展望是十分必要的。招商引资是发展的“捷径”，它在显示出巨大威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捷径”的通病。首先，它是一个容易复制的战略。近年来印度、越南等国也在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国内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在复制沿海地区的招商引资战略，而可被招商引资的资源是有限的，致使招商引资的竞争十分激烈，造成招商引资的代价高企，利益分流。其次，基于招商引资的发展，国内企业和公众被边缘化的现象比较严重，而且程度日益加剧。这里说的被边缘化，主要是指在享受发展的利益上被边缘化，国内企业（除受垄断保护的企业和与垄断相关的企业外）基本都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末端，公众的工作薪酬极为微薄，这是引起中国现存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招商引资仍然将是中国各地重要的发展动力。但是，招商引资是不是应该被认为是惟一的动力，如果不是惟一动力，其他的动力是什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力度和资源去培育，是考验中国政府在摆脱路径依赖这个问题上的能力和水平的指标。经过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素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鼓励国人创业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像邓小平同志当初创造招商引资环境的力度去推动中国人创业，去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就会削弱中国的发展潜力。

鼓励中国人创业不难，让创业的企业取得良好的发展就相当困难，让创业的企业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就难上加难。正是因为其困难，所以其价值才是非凡的。中国依靠招商引资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虚胖”，因为国民分享的发展利益不多。网上有一则笑话，说强大的中国忙于做三件事，“一是防止国土被分裂，二是反驳别人对我们的指责和说教，三是维持国内的稳定”。这个笑话虽然有点尖刻，但确实反映了基于招商引资的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富而不强”的问题。只有基于公民创业的企业大面积取得成功，才能让广大的公民直接享受到发展的利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虚胖”的问题。

公民创业的确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选择。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能够算得上基本成功的创业，只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浪潮、温州等地的企业崛起、房地产企业的壮大，北京中关村以及深圳的企业发展。此外，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过公务员下海办企业的热潮，但是多半都是铩羽而归。在上述案例中，房地产企业与资源垄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的名声不好，其终究将是历史的过客。乡镇企业和温州等地的企业，受制于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制度瓶颈，普遍遇到了发展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既有企业家自身素质和发展能力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度和政府管理方面的原因。公务员下海热潮的平息，和“天花板”的原因差不多。

现在，需要思想启蒙的大师和英明的政府领导人，运用邓小平当初构造招商引资环境一样的力度和勇气，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扫除两方面的障碍。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在公民创造财富方面走上新的境界。如果说招商引资战略所引发的是土地增值效应的话，公民创业将会引发智慧增值效应。这两个“效应”的平衡，将是中国的财富创造从“单轮驱动”转向“双轮驱动”，从而创造新的历史。正如前文所述，深圳是国内“双轮驱动”最为平衡的地方，其基于招商引资的土地增值效应不输于国内其他任何地方，此外令人称奇的是，它是国内惟一能够让创业企业不断出生并茁壮成长的地方，两个轮子的平衡性在国内无出其右。所以笔者认为，深圳将会是国内引领发展潮流的地方。

对公民创业的支持，将会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其艰巨性是明显的。我们可以从一些企业个案中找到信心。笔者熟识的一家企业，当前的业务收入规模已经越过百亿元规模，业务领域包括房地产、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其创业于20世纪80年代，始于带领农民工为建筑工程公司包清工，利润比较微薄。在有一定的积累以后，特别是对建筑行业的本质有了认识以后，就在包清工的基础上创办工程公司，承包工程，利润有了增长。在承包工程的过程中对房地产行业本质有了认识，就创办房地产公司，在上海、长三角和全国各地买地，开发房地产业务，收入和利润跃上了新的台阶。再之后，利用自身的资金积累和灵活的融资手段，进行实业投资和上市公司并购，进行海外战略性资源的收购，在海外金融资产价值被低估时进行抄底性收购，并对所控制的资源进行整合，使资源增值，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企业主从包清工的业主成长为现代企业家。这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实现的转型，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依归。浙江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宗庆后的娃哈哈集团，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都创造了一种企业发展的模式，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这说明国内公民中有许多能够创办企业并能让企业成长好的人才，只要能够有更好的环境，一定会有更多的创业者取得成功。各级政府如果能够用本地人的聪明才智，支持创业企业的发展，在资源投入上把支持创业和招商引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就是能够克服路径依赖的思维，经济结构转型就会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自然就把科学发展观落到了实处。

路径依赖的问题，不仅是政府有，公众也普遍有。以教育体系为例。笔者知道中国几乎是每个人都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满，然而想做任何的改革都很困难。政府的教育部门当然有责任，但是笔者认为把教育系统的问题都归咎于政府的教育部门是不公平的，公众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对子女成才的路径在头脑中都是一样的:尽可能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好的大学。在这样的环境中，“好”的教育资源就成了稀缺，甚至是极度稀缺，获得入门许可的唯一相对公平的机制就是考试分数，教育的过程就自然被异化为提高考试分数的过程。为了使考试分数对学生有区别性，考试的题目就越来越难，学习的内容就相应地越来越难，学生功课就越来越多。笔者自身的体会，在本人19年的全日制教育过程中，学的东西在职业生涯中派用场的很少，职业中需要的知识大多数是在“边干边学”中得到的。笔者在职业生涯中也遇到了许多“高分低能”的“人才”，所以对教育系统的现状产生了很深的不满情绪。然而冷静地思考，在以分数为指挥棒的教育系统中，很容易把人教育成书本的奴隶，而不是书本的主人，大量出现“高分低能”现象是必然的。如果深层次分析原因，学生家长对于子女成才的路径依赖，才是这一现象的终极推手。

如果公民从事职业的方式多元化了，不用依靠别人的赏识或认可，就可以找到发挥自身才华的途径，社会上的人才观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就会形成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社会共识。创业企业多了，甚至学生们像爱迪生一样自主创业取得成功，就会在社会上树立以实际能力为导向的人才观，文凭、尤其是名校文凭的重要性就会下降，教育系统的问题才有望得到真正的解决。因此，克服路径依赖这个传统，每个人都有责任，需要大家从我做起。

中国的大学也同样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各个名牌大学对“高考状元”的争夺，就体现了一种严重的思维惯性，即进校园的学习分数高，就有利于培养出高素质的毕业生。其实，这个思维惯性是很不公平的，因为高校自己把分数和毕业生质量等同了起来，建立了一个不正确的导向。高校应该研究社会上对人才能力的需求，并根据这个需求去培养学生的能力，使社会能够寄希望于高校培养的人才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从高校毕业的学生，应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独立的人格，有良好的学习能力，成为带动国民素质提高的精英。惜乎高校的风气正在滑向与此相反的方向，校园管理日益走向行政化，学术不端愈演愈烈，论文抄袭蔚然成风，女学生被包养、男学生求出头的案例时有所闻。我们很难期待这样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型人才。按照教育的规律办好大学，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靠经费投入是不够的，这是需要政府、高校、精英人士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好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