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发展的动力

一、学科发展的动力

一般说来，学科的发展与繁荣，来自于四个动力因素：人、问题、方法、资金。人，指研究人员的量与质。问题，指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挑战性和颠覆性；解决问题的科学性，即解释力的强弱；扩张性，即对问题的解释具有扩及其他问题的广泛影响力；应时性，指问题的提出与解释回应现实。方法，指研究手段和技术的创新性与先进性。资金，指研究经费的来源与数量。从这四个方面考察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状况，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学术繁荣有它的必然性。

(一)欧洲流亡学者的输入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美国也许是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欧洲民主危机迫使大批欧洲优秀学者流亡美国。他们的到来让美国的学术资源骤然间丰富起来。据统计，仅仅在政治学领域，1933年以后，有130名本来就是或者后来成为政治学家的知识分子离开德国前往美国，从欧洲其他国家来到美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这个数。^[3]其中包括政治理论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研究社会理论的西奥多·W.阿道诺(Theodor W.Adorno)，心理学家埃里奇·弗洛姆(Erich Fromm)、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还有赫尔曼·菲勒(Herman Finer)、弗兰兹·卢曼(Franz Neumann)、西格蒙德·卢曼(Sigmund Neumann)、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威廉·厄本斯坦(William Ebenstein)、亨利·厄赫曼(Henry Ehrmann)、马里奥·埃诺迪(Mario Einaudi)、约翰·赫兹(John Herz)、奥托·德奇海默(Otto Kirchheimer)、保罗·拉扎尔菲德(Paul Lazarsfeld)、卡尔·卢温斯坦(Karl Loewenstein)等，大部分都受到了美国大学的明确欢迎，其中很多人很快就在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占据重要位置。

这批流亡学者对美国学术繁荣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是，欧洲的学术研究传统被移植到了美国。二是，欧洲的学术思想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发展被介绍、引进过来。莫斯卡和米歇尔斯关于政治精英的研究、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为美国学术界所熟悉，流亡学者功不可没。三是，推进各学科的相互融合与成熟。接受欧洲传统教育的学者往往具有多学科背景，他们重视不同学科理论的相互融合与运用，其结果推动了许多分支学科，比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建立，以及专业术语在不同学科间的推广、运用。

(二)前所未有的现实反思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动荡、变迁与转型，其意义是双重的：其一，作为深刻反思现实的契机；其二，提供研究的范本。

尽管从人类生活史的角度看，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极为痛苦、不幸。然而从知识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恰恰是种种的痛苦、不安与焦虑刺激了学者的思考，从而成就了学术的发展与繁荣。以战争、经济衰退与复苏、冷战、亚非拉新兴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等为契机，学者们应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在很多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在此基础上开拓出的研究领域突破了旧有的理论体系和解释框架，并以令人信服的说服力为其他学科所吸收、借鉴。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反思聚焦在人类文明与发展最为根本的问题上——人性。两次世界大战让所有对现实抱着深切关怀的学者都在思考，人类行为何以会朝着制造灾难的方向发展？德国这样一个具有优秀文明遗产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极权统治这种反文明形态？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人放弃自由、服从权威？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人性的形成？人性是由生物遗传决定还是由文化抑或社会决定？如何解释生理特性相同的人群不同的行为取向？是什么原因造成人类行为的差异性？……一系列从未被视为问题的问题在那急剧动荡、变迁的时代作为残酷的现实显现出来，犹如激荡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地拍打着学者的神经，推动他们深入探索问题的根源。

20世纪上半叶不仅是一个问题纷涌的时代，还是为问题的探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范本以及各种解释范式的实验场。极权主义的历史与心理根源研究、权威主义的人格研究、心理学与政治学的行为研究、政治精英研究、国民性研究、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文化研究等，都以现实为范本，表现出强烈的应时性和时代特征。

(三)多种途径的研究方法的创新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学科都在突破传统研究方法，采用新的研究手段、技术和研究路径，推动学科发展。

在人类学领域，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于20世纪初通过对远方文化的实地考察，建立起一套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样本。随后，米德(Margaret Mead)第一个运用心理学测量方法研究原始部落文化，在原始文化与美国文化间进行比较，形成文化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的鲜明特色。

心理学领域研究方法的创新最为鲜明，影响也最为广泛。首先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客观性主张和客观研究方法的运用，改变了传统心理学的研究者既是观察客体也是观察主体的双重身份，将研究者完全从客体身份中摆脱出来，大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其次是精神分析学派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等发展出一套与传统的实验心理学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个案法、心理传记法、心理历史分析法、心理文化法等，开拓了心理学研究的新天地。

政治学领域自20世纪20年代起，由梅里亚姆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率先突破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有组织地运用调查技术、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形成20世纪政治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4]40年代末，由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推动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广泛运用统计学计量方法进行实证调查研究，极大地更新和丰富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此外，来自欧洲的流亡学者还在美国恢复了政治学研究的比较方法。^[5]

在社会学领域，美国本土社会学蓬勃发展，“与社会人类学和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沟通与合作从40年代起越来越多”^[6]。帕森斯开创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构建关于人的一般行为理论和社会体系理论，主张对决定人的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持“理性的认知”^[7](rational understanding，that is，in cognitive terms)态度，将社会结构视为由文化、社会、人格与行为的有机体体系构成的多元化系统，还建立了“模式—变量”系统作为分析社会体系、一般行动理论、人格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总之，这一时期研究方法的创新表现出两个趋势：追求科学性与客观性、引用与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两个趋势推动之下，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扩张到其他学科。这是20世纪上半叶以来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特征。

(四)政府资助与慈善基金会的支持

学术研究，尤其是大型项目的学术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美国自20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在这方面可谓如鱼得水。

首先是政府资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调整外交政策，改变原来的孤立主义立场，开始关注、过问世界事务。这一转变不只具有政治意义，还意味着美国学术发展的兴旺与走向。为左右世界局势，美国政府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研究政府感兴趣的问题，美国的学者也多数愿意接受政府资助，与政府合作，甚至直接为政府机构服务。因此，联邦政府的资助不仅会推动学术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潮流与走向。政治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战以后，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发展迅猛就是例证。二战以后，联邦政府借重学术研究把握国际局势的需要更加强化，资金投入愈益增加。“从二战起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的军事、情报和宣传机构向美国社会科学大型研究计划提供了最大份额的资金”^[8]，美国一些重要的研究性大学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于联邦政府的资助，有时甚至超过了50％。^[9]

其次是实力雄厚的慈善基金会对学术研究的支持。美国一些知名的学术研究赞助机构如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分别于1911年、1913年相继成立。1936年，福特基金会成立。这些慈善基金会对美国的教育和学术研究等领域起到了非常大的支持作用。例如，负有盛名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成立于1923年)50年代之前主要由卡耐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运行，50年代以后福特基金会也对之投入大量资助。

20世纪上半叶，有上述四个动力因素的推动，再加上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诸多学科领域都出现了革命性的突破与进展，本书仅就对白鲁恂的学术养成具有重大意义的学科与流派展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