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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阶段宁波经济增长动力研究

时间:2022-07-1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基础上,从内外需增长、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等方面选取相应指标,建立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对“十三五”期间宁波经济增速及经济增长动力进行预测分析,并结合预测结果对新阶段培育宁波经济增长新动力提出政策建议。1978年以来,宁波GDP年均增速达13.6%,2014年人均GDP已超过16000美元。

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基础上,从内外需增长、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等方面选取相应指标,建立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对“十三五”期间宁波经济增速及经济增长动力进行预测分析,并结合预测结果对新阶段培育宁波经济增长新动力提出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基本确立了作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的城市地位。1978年以来,宁波GDP年均增速达13.6%,2014年人均GDP已超过16000美元。进入“十二五”以来,国内外环境和发展动力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支撑宁波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势和开放型积极优势逐步弱化,2011年至2014年宁波GDP年均增速降至8.4%,明显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速。同全国一样,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宁波经济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转型发展成为新阶段的主要特征,经济运行开始呈现新的特征和规律,增长动力也开始转换。如何把握“十三五”时期宁波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已成为当前亟须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

分析宁波30多年来走过的发展历程,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轨迹将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大致分为4个阶段。

(一)1978—1992年,经济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得到快速扩张

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给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活力。同时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获得了各种资金和技术,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在这期间,经济增长率达年均14.5%,经济总量从20个亿上升到200个亿,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也由32∶48∶20转变成17∶60∶23。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只有原来的一半,第二产业比重有了大幅度提升,达60%。这一阶段属于工业化前期阶段,农业经济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很快,逐步占据主体地位。

(二)1993—2005年,经济处于加快发展阶段

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经济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港口的开发建设,科技园区的吸引外资,进一步带动了宁波经济发展。在这阶段,经济增长率达年均15%,经济总量从200个亿上升到2400个亿,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也由17∶60∶23转变成5∶55∶40。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也略有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提升。这一阶段属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二产业继续发展,但其比重开始缓慢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

(三)2006—2010年,经济处于向集约化增长方式过渡阶段

企业加大自主创新投入,经济增长从“数量”的增加往“质量”的提高方向进行转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这阶段,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年均12%,经济总量从2400个亿上升到5000个亿,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也相对稳定。第一产业比重继续降低,从2000年的8.2%降低到2006年的4.8%;这一阶段也属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并努力向工业化高级阶段转变的时期,第二产业比重由2000年的55.6%缓慢下降到2006年的55%;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由2000年的36.2%提高到2006年的40.2%。

(四)2011年以来,宁波经济处于转型发展期

进入“十二五”以来,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风险和挑战增多的背景下,外需拉动乏力,工业增速明显回落,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发展速度放慢,2011—2014年年均增长仅8.4%,明显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速。对比2006年和2014年宁波与各副省级城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投资、外贸等主要总量指标排名变化情况,总体呈下降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在2006年达到最高的第5位之后逐年回落,2014年落至第9位;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2006年的第4位落至2014年的第8位;固定资产投资由2006年的第5位滑落至2014年的第11位;进出口总额排名深圳、广州之后,居第3位,保持了外贸大市的地位。与其他副省级城市相比,宁波除了外贸仍保有优势之外,经济总量、财政收入、投资等已无优势可言,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转换异常迫切,宁波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下的转型发展期。

二、转型发展阶段宁波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一)需求动力由外需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内外需求共同驱动

宁波经济外向性特征明显,长期以来对外开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宁波对外贸易明显回落,1985年以来宁波市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37.5%,而“十二五”以来年均增长仅6%;2012年以来按支出法测算的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均为负增长,外需对宁波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显著降低。但开放型经济依然是宁波发展的重要支撑,“十二五”初期外贸依存度仍然超过100%,近几年虽有所下降,但2014年仍高达84.5%,外贸自营进出口总额也于“十二五”期间突破千亿美元,2011—2014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11.2亿美元。宁波处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流域经济带交汇处,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宁波发挥港口和开放优势,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十二五”以来累计新批境外企业和机构691家,核准境外中方投资49.3亿美元,境外投资遍及五大洲106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宁波经济的产业门类齐全、产品丰富,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强,当前国家已经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作为重大发展战略。尤其是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1—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分别增长15.1%和18.3%,消费增速与“十一五”期间基本接近,而投资增速与“十一五”期间年均9.9%的平均增速相比高了8.4个百分点,从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点贡献看,也呈稳中有升态势。经济增长的内外需求共同驱动态势将在今后几年逐步形成。

(二)产业增长动力由产业规模扩张转向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产业规模的扩张,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从产业结构看,工业大而不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逐渐弱化,新兴产业竞争优势仍未确立。2014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在全省11个地市中排名靠后;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243.9亿元,占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9.6%,同比增长4.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与杭州14.3%的占比、16.2%的增速更是相去甚远。服务业占GDP比重虽然由2010年的40.6%提高到2014年的44.1%,但仍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同时宁波市服务业还是以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行业为主,信息、科技、商务等新兴服务业比重不高。这些结构性矛盾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宁波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等正悄然发生,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大数据、互联网、信息化等催生了新产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推进,将为宁波集聚国内外创新要素和资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重大战略机遇,有利于推进新经济增长极形成。

(三)要素动力由物质投入转向科技创新

近年来,宁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积极进展,但主要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的以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还没有改变,水质、大气、土壤等环节污染较为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要素约束趋紧、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也成为国内外主要经济体的战略抉择。推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聚创新机构、创新人才、创新企业,促进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文化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2014年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提高到2.3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各类人才资源总量达167.8万人,年末全市专利授权量达43286件,位居副省级城市首位,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模式已有雏形。

(四)城乡动力由传统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宁波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2014年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已达70.3%,但城镇化进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大量在城镇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仅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37%,既没有完全实现在城镇落户,更没有实现地位的转变,社会保障制度不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城乡区域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十三五”时期国家将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力促3个“一亿”人口落户城镇,并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创新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宁波作为国家新型城市化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创造大量新的投资需求,而且也将极大地带动宁波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要抓住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等契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发展的根本性转变。

(五)体制动力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以资本积累与对外出口为主动力的增长模式,这一增长模式不断累积着矛盾。宁波市体制改革总体上走在全国全省前列,但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仍未到位,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体制障碍仍然存在。宁波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发达,随着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简政放权措施的实施,资源配置的主导权逐渐回归市场,2013年宁波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66.6%,与2008年相比,比重提高了4.2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国家将在行政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领域,继续推出一系列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改革创新将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宁波改革的动力,破除约束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再创经济体制新优势,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

三、“十三五”宁波经济增长动力的定量预测与分析

通过对新时期宁波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分析,“十三五”时期,内外需协调拉动、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将成为新的动力来源。我们选取能够反映“十三五”时期宁波经济增长动力的相关指标,通过自回归差分移动平均模型预测,对转型发展阶段宁波经济增长动力进行预测和分析。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收集

根据“十三五”时期宁波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分析,我们选取了反映内外需求、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的核心指标,对新阶段宁波经济增长动力进行量化分析,指标选取如下:

表1 模型指标

根据模型变量选取结果,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搜集了15个反映宁波经济增长以及增长动力的核心指标。考虑到经济增长受到近期因素影响较大,以及宁波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时间序列的跨度设定为2005—2014年,数据来源于《宁波统计年鉴》及相关统计调查制度,个别指标部分年份数据因为口径调整造成数据空缺,适当进行了插补。

(二)预测结果及分析

通过运算处理及结果判断,ARIMA模型的参数选取为(1.1.1)。从模型统计变量看,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squared为0.829,异常值的数量为0。从预测结果看,“十三五”时期,宁波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仍然将会较为平稳,增长区间下移到10%以内,2015年增长7.4%左右;2016—2020年增速区间可能位于6.9%—7.3%,呈现稳中略降的特点,但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总体仍将位于“合理区间”。

采用上述方法对反映内外需求、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等经济发展动力的核心指标进行预测分析,根据模型输出结果,结合上述指标2005年以来走势变动情况,宁波经济增长动力预测变动结果为:

一是内外需协调拉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2011年以来,宁波最终需求和资本形成总额增势平稳,占GDP的比重稳中有升,对经济增长点贡献逐步增强,从模型回归结果看,未来5年宁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可能维持在11%—13%之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从18%左右的高位回落到15%以下,但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增长区间可能维持在13%—15%。对外贸易虽然受到外需疲软影响,出口增速下滑,但从预测情况看,“十三五”期间宁波市外贸依存度仍将保持在75%以上,外向型经济仍是宁波发展的重要支撑,内外需求的拉动将更趋于协调。

二是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逐步提升。从预测结果看,“十三五”时期宁波经济结构优化趋势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将逐步显现。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未来几年宁波服务业占GDP比重将保持稳步提升态势,2020年将接近50%。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看,宁波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也将保持稳步提升态势,预计“十三五”末达到32.8%。工业内部结构也趋于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将呈现较快增长,其占GDP的比重将呈现明显的提升态势,2020年有望超过40%。

三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显著增强。从预测结果看,“十三五”时期宁波科研投入的强度将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2020年,宁波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将达到2.8%,比2014年将提高0.5个百分点。从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情况看,未来几年宁波发明专利授权量仍将保持较高增速,年均增速预测在20%以上。在创新驱动下,经济运行效率将稳步提高,预计202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将比2014年提高37%。

四是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作用将充分发挥。未来几年是宁波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预测结果看,未来几年宁波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升,2020年将达72.4%的水平,将比2014年提高1.4个百分点左右。由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比计算的城镇化质量系数也将保持稳步提升,预计2020年宁波城镇化质量系数将达55%,城市中“半城镇化”的人口将逐步实现市民化,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动力。

五是深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红利将不断释放。从反映改革创新的主要核心指标预测情况看,宁波深化改革将取得明显成效,改革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从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看,随着民营资本准入门槛放低,2020年宁波民间投资占GDP比重将超过55%,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看,随着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预计2020年宁波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将突破71%,比2014年提高4个百分点。从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预测看,2020年该指标将下降到14.5%左右。

四、促进宁波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宁波要围绕协调内外需求、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实现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一)扩大内需的同时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内外需协调发展

要抢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开放优势和海洋经济优势,把宁波建设成为“两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全方位开放门户区和网上丝绸之路试点城市,打造辐射长三角,影响华东片的港口经济圈,全方位提升宁波对内外开放的战略地位。同时,考虑到“十三五”时期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宁波经济增长不能单纯依靠外需,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是下大力气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建立居民收入和消费与经济同步增长的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扩大服务消费,重点发展养老、健康、旅游、文化等服务。要促进信息消费,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二是要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积极增加有效投入,大力优化投资结构。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进一步突出重点,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切实落实好“民间投资36条”,明确和细化鼓励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措施,为民间投资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营造更大发展空间,充分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实现民间投资与公共投资的互动协调。

(二)推动产业发展向高端迈进,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结构优化

一是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契机,顺应全球新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推动科技、生产方式、产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二是促使传统工业从“规模扩张”向“优化提升”转变,适度控制规模,择优发展为结构优化和内涵提升创造空间,以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及跨界协同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三是以推进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和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等为重要契机,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推进服务业跨越式发展。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调“高”,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来调“优”,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来调“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素质提高

紧紧把握新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完善创新服务体系、提高创新发展能力为核心,以发展创新型经济,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为主攻方向,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不断凸显创新驱动的倍增效应。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着力将创新资源引入企业,将研发机构建在企业,将科技服务覆盖到企业,将创新政策落实到企业,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商品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培育和创造“新人口红利”。

(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

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着力优化城乡区域空间布局,着力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努力构建功能定位清晰、要素配置均衡、空间集约集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把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通过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有能力、有意愿、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使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能够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发展成果的城乡共享。

(五)激发发展活力和动力,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深化改革

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开、用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管住、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释放体制机制创新红利。充分发挥宁波民营经济发展优势,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混合所有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制定并公开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逐步建立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环节和前置条件。落实“非禁即入”原则,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宁波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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