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得来的院长

无心得来的院长——金力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金力，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现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1987年7月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硕士毕业，1994年5月获得德克萨斯-休斯敦大学生物医学科学/遗传学博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兼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环境健康系基因组信息中心教授，上海摩根-谈国际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我是在1981年考的大学。那年上海的考生有22万人，所有本地和外地高校在上海的招生计划只有1万人左右，竞争颇为激烈。

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复旦的实力是和清华、北大在一个档次上的，我当然就想考复旦了。我自己喜欢数学，想考数学系，还有理论物理，但那时学数学和理论物理之类基础学科的人常被认为是书呆子，亲戚朋友对我的意向颇有微词。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教物理的，他跟我提到生物是一个不错的专业，而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更直接地影响了我的选择。一是复旦校长物理学家谢希德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的优秀物理人才已近于饱和了；另外则是生物学家谈家桢在媒体上说：21世纪将是生物科学的世纪。结果许多考生一下子都转到生命科学的方向上去了，包括我，放弃了读物理的打算。

可以说谈先生的讲话和那年生物科学专业的考分在全国的上升有很大的关系，尤其复旦生物系的录取平均分好像是全国第一，掀起了一股生物科学热。大家考进来之后读书也拼得很厉害，近乎白热化。考90分不稀奇，考出98、99、100分的都有。读书压力相当大，部分来自竞争，更多是自己给自己的。那时候的学生跟现在不一样，自己都很用功。像我小学时在闹“文革”，基本没念什么书，一旦有了学习的机会就很珍惜，所以“文革”之后招的几届大学生学习风气都特别好。

当时我们系公认课上得最好的是微生物学的周德庆老师，他上课语言很生动，气氛轻松，条条框框弄得很清楚，没有半句废话，而我们也不需要很费劲地抄笔记。他上的课和出版的书后来在全国也很有名。

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学生科技协会，参加的主要是理科的学生，以生科院的为主导，活动形式多为学术讨论，也写写小论文，登在我们自己的年刊上。虽然年刊做得有些粗糙，但有很多创新性的东西在里面，到年会上大家还会再讨论。这样的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我们协会里很多成员后来成了名人。这个也算是社团吧，但总体上那时复旦的社团还没如今这么活跃。课外活动以讲座居多，内容基本上关于人文科学，开讲的多是出身复旦77、78届的优秀学者。那时西方思潮正大举涌入，我们这一代人通过讲座深受影响，平日喜欢讨论政治，讨论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982年、1983年前后，三教建起来以后，3106、3108等教室常出现人山人海一睹讲座的壮观景象。我现在走过三教仍不时看到里面挤得满满的，跟当年差不多，同学们对各种知识的渴求还是非常强的。

本科毕业后我继续在复旦读研究生，中间跳了一级读博士，然后有了出国的机会。之前自费出国还没有开放，公费出国也很少，大学生前途选择的机会不多，不过来自外界的诱惑也少，能够一心一意读书。1988年、1989年后，国家对出国的管制逐渐放松，我去了美国的休斯敦的得州大学，师从根井正利教授，现在想想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在大一暑假读了中国早期细胞生物学家朱冼的《生物进化论》后，就对生物进化很感兴趣。出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学业，继续深造，所以哪里这方面的研究做得最好就去哪里，根本不考虑其他的。

刚到国外时，觉得那里关注思考的问题以及研究方式和国内有天壤之别，现在国内外研究的差距可能没这么严重了。生活上则跟那时大部分留学生一样，钱很少，比较清苦。我是那边的学校出钱，算幸运的了，而有些留学生一个月只有几百美金。还有件有趣的事情，我有几个好朋友，凑500美金合买了一辆车，他们开玩笑说：“我们开几个blocks就得休息一会儿。”

拿了博士学位后我就在那里发展，而促使我回来的也主要是因为谈家桢先生。我读大学时，要见谈先生是件很难的事，没想到谈先生这样一个大人物，1997年到美国期间居然亲自来找我。他对我说，现在复旦生命科学学院的状况不好，他希望找以前的校友，看看能不能振兴一下。他心目中有两个人选，一个是许田，一个是我。谈先生觉得生物学的发展主要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两方面，个体发育学是许田从事的，而系统发育学我在研究。当时谈先生已经80多岁了，中午需要休息，我办公室没有沙发，他就在嘈杂的学生休息室里睡着了，这件事令我非常感动，决心一定要为复旦做一些事情。那年我在复旦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此后在国外每次拿到offer时我都有一个要求，就是每年给我3个月的时间回复旦发展实验室。我的实验室从1997年就开始了，发展至今。这么做，对我的前途，尤其是学术前途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还很难说，不过对于复旦大学，对于生命科学院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也不后悔，一路走来还是有成就感的。

我被聘为生科院院长的过程其实很有些戏剧性。最初王校长问我愿不愿意做院长，我说我不做，我要一心搞学问。虽然学生时代干过些社团工作，但那是热闹好玩，真去做行政我没兴趣。后来公开招聘院长的时候，有个同事打电话过来跟我说：“金力，我们马上要招聘了，担心没人报名，面子上对于生科院、对于复旦都不好，你能不能报下名？”于是我就报了，心想无非就是做个托嘛，还很希望争取做院长的那些人名正言顺地把我打败。在应聘过程中，第一、第二轮我都是含混过去的。比我厉害的人多得是，我也不在乎，根本没放在心上。最后一轮，只剩下5个人去答辩的时候，我也没好好表现，别人都在夸自己怎么怎么好，我没这么说，我本来就不是来争这个院长。不过看到下面坐着的都是校领导，倒是个难得的机会对学校和学院的发展提一些看法，我就指了一番复旦的不足之处，有些什么问题，哪些是新一任院长能够去改善的，哪些问题是院长解决不了要校长做的，哪些问题是校长也决定不了，要靠社会的。结果刚说了两三句话，校长就拿出本子开始记了，我吃了一惊，不过想想也蛮好，至少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答辩结束后，校方请院长候选人吃饭，我是托嘛，这个跟我没关系，就没参加，陪我丈母娘去了。后来有个评委打电话来说：“我们选了你了！”我想这下麻烦大了。接着很多校友打电话给我，跟我谈我们这些校友应该怎么样帮助生命科学学院，他们认为应该由我代表去做。

莫名其妙得来这个院长后，那些什么百万年薪的头衔立刻就扑过来了。其实这种形式的负面影响远远多于正面影响，给我后来的工作形成了相当大的阻挠。我做院长拿100万元，副院长10万元都不到，怎么跟他沟通。学校也不给一分钱，凭空就要求把学院建设成什么什么样，这种管理思想很有问题，而且最初在生科院教授的意见中我不是他们的最佳人选，我当了院长后，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何展开整个工作，相当困难。最后我还是勉为其难，没选择，那就做吧。不过我的做法很简单，不烧几把火，只做点小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国情没法大刀阔斧地改变一些事情，还是先把小处落实了，才能把整个系统好。其中重要一点是，要令一个学院富有生机，首先教授工作时的感觉要好，这样才有积极性，现在的状况我自己看着还算比较满意。

我个人觉得生命科学学院的前景非常好，至少2004年跟2003年相比已有相当大的进步。无论是教师队伍的整个状态，还是行政和后勤对于教授的支持，各个课题组的科研成果，人才的引进等等都按部就班、蓬勃向上。复旦的生科院是全国第一个生科院，专业水平也曾经长期保持全国第一，我的主要使命就是让学院重新回到全国第一，从眼下的工作进程来看我还是很有信心的。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的趋势，我们的目标也不应仅仅是全国第一，而是成为世界一流的学院，造就世界一流的人才。

试图去改变已有的教育体制我觉得难度相当大，所以我在学院的管理上更注重的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能使每个人在工作、学习上不断去要求自己、反省自己，这就够了。我能说现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本科生教学体系是最好的，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教师把课上得更好，我们将课程结构调整得更合理，鼓励本科生尽可能多地参与课题。我的实验室连大二的学生都收，像李辉，他就是从大二时开始进入我的实验室，今年博士毕业，前后8年，写过几十篇文章，已有相当多的成果，我一直认为他是复旦本科生的骄傲。当然学生心思集中在科研上，可能就会影响到绩点什么的，我不是主张完全不顾绩点，但自己这一路走来，也知道绩点在评估学生能力上的真实性有多少，当然好绩点确实能给大学生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上帝是公平的，人们在获得一部分机会时，往往同时也会错过了其他机会。

本科生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非常重要。“文革”时全国在思考的脑袋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大家都跟着他走，结果后来很多人难以立身改革的大潮，搁浅到了沙滩上，他们没有脑子，仍然习惯将社会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所以每个本科生都应该有自己的要求，独立的眼光，不要人云亦云，社会上说什么好，就把社会的要求作为自己发展的平衡点。尤其复旦的学生，生科院的学生是全国最好的大学生之一，是将来社会的栋梁，是主导未来世界的精英人才。无论从事哪个领域，学界也好，商界也好，独立思考都是领袖才能的重要组成。

大学阶段是人生成熟的关键时期，我们待过的学校会给我们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世界观留下很深的烙印，复旦人的身上也都有很深的复旦烙印，这种烙印是一辈子都去不掉的。一批复旦的学生、一批清华的学生、一批北大的学生，混在一起，跟他们讲几句话就能知道他们出身哪里。复旦的学生跟清华比，思想更活跃一些；跟北大比，更务实一些。复旦的风格基本上介于清华、北大中间，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上海海派都市的风格。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很典型的复旦人吧。

（采访整理：任雁、虞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