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则意识的成长

传统中国社会是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规则意识的，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主要是封建等级和氏族家长观念。近代上海社会的规则意识，属于近代工业文明的范畴，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秩序的进步，在民主、竞争、科学等西方文化影响下发生、成长起来的。它提升了维系社会发展秩序的制度层次和质量，是上海近代化发展的重要社会特征。规则意识促进了传统社团组织向近代社团组织的转化，更促进了大量近代民主化社团的产生和发展。

一、民主观念启蒙的规则意识

租界是近代上海的特殊标志，它的设立虽然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但客观上，租界对近代上海的发展是具有示范性的。孙中山曾把上海租界看做上海管理的模范区，鲁迅晚年对在上海居住要求的条件之一，也是租界区。这是对上海租界的社会文明和社会秩序明显高于华界区的事实承认。

租界区域相对文明、秩序的社会环境，与民主精神倡导的近代规则意识密切相关。在租界的洋人中，租界当局实行的是民主、平等制度，凡事皆依据民主基础上制定的规则。他们把本国的政治模式搬到租界中来，立法、司法、行政相对独立，互相制约，依规行事。公共租界有类似于议会的纳税人会议，讨论制定租界内一切重大事项的实施规则，并具有实时监督工部局的职能。凡居住于租界内、缴纳一定税额的外国人均为会员。工部局是以行政为主，兼有一定立法职能的机构。工部局董事均实行选举制、任期制。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为司法机构。各机构在行使权力时，均实行会议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种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官僚制度迥然不同，对上海人的社会观念自有强烈的触动。

传统中国人的社会秩序意识，或者是对权贵依附盲从，丧失自主，僵化无活力；或者激烈造反，极端破坏，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民主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遵循规则体现社会公正。没有规则意识，不但不能产生近代社团组织，社会更不能走向法制治理。

西人在日常行事中体现的西方文化特点对华人树立规则精神是有正面影响的。他们的人际关系、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有父子关系、夫妇关系等，都体现着鲜明的规则精神，感情与原则、责任与义务不相混淆。不像中国人那样惯于感情用事，拍脑袋行事，关系践踏原则，往往是非不分。在公共场所，西人的文明礼仪也常有感染作用，西方妇女受到比男子更多的尊重，男士在妇女面前彬彬有礼，这与中国男尊女卑粗暴鲁莽的陋习正好相反。西人对中国妇女所受种种歧视、折磨，如被剥夺受教育权、社交权、继承权，以及缠足等，每多不平之词，认为“中国之待妇女如待狱囚”^[23]，不讲人权规则。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被西人看来是天赋人权，理所当然的人权原则，租界一直将此作为规则遵循。而封建专制社会，华人经常以言获罪。没有规则，就不会有公正的秩序。

近代上海社会，民主规则意识的成长，除受租界西人讲秩序的社会实践感染之外，近代上海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和报刊的鼓吹，对上海社会起到了规则制度的启蒙作用。

蒋敦复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通过《华盛顿传》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意指只有民主，才能形成好的制度，才能制定社会广泛认同的规则，民众才能自觉的按规则行事。书中引用华盛顿的话：“有国而传子孙，私为；权重而久居之，乱之基也。”^[24]冯桂芬19世纪60年代著说直陈，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君民相隔不如夷”^[25]，指出中国没有民主选官的制度，没有规则可循。

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各类报刊上讨论中西制度异同、褒扬西方民主制度的文章日趋增多。报刊的鼓吹使中西政制的差异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适应这种需要，1875年6月12日出版的《万国公报》，特发专文“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具体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原则、三权分立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天赋人权思想、社会契约思想。以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相继出版了一批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民主思想的著作，如《佐治刍言》等。

19世纪末，上海社会的民主精神渐浓，绅商界开始努力按民主原则组织社团，制定规则，依章行事。如，1895年上海市民的自治组织南市马路工程局、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在机构设置、章程制订、行事原则等方面，多仿效租界，具有鲜明的民主制度色彩。同期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其组织方式、机构设置亦参照租界西人成立的外国商会，实行民主会议制度。制定规则、遵循规则逐步成为近代上海的一种城市精神。

二、近代科学文化对规则意识的培育

规则意识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具有理性、创新、求实的特征，是在社会实践中追求真理、尊重规律的精神。科学精神崇尚进步，改造愚昧，摈弃主观和因袭的随意和逃避，促进人们遵循规则。

科学精神提升社会的规则意识，促进人的解放。当有规则可循，知道应该按什么规矩行事的时候，人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和主动权；相反，当人们不知做事规则或没有规则可循的时候，就会无所适从，行动是谈不上自由的。

传统中国社会讲究的是没有刚性约束力的情感和道德自律，不讲理性规则，致使组织意识淡漠，社会效率低下，责任界限模糊，社会惰性十足。近代上海经过民主精神的启迪，科学精神树立起来，市民的规则意识逐步提升。人们认识到，城市秩序要靠规则来维护，各行各业都要有适应的规则，才能正常运营，社会才会有安全感。社团组织的发展就是人们重视规则行事的重要标志。

近代上海科学精神的养育得益于近代上海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兴盛。前已述及，上海是晚清兴办“洋务”事业的重镇。开展洋务运动需要学习西方近代制造、经济、科学技术等各项事业的知识。兴办洋务，需要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旧式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无法满足培养洋务人才的需要，因而兴办新的教育事业，翻译西方科学知识，成为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兴办新学、学习新知的过程，也相应养育了科学精神。

近代上海创建的译书机构和新式教育事业为科学精神的培育做出了突出贡献，具有重要的近代化意义。

从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算起，到19世纪末，上海共创办了多所各个层次的新式学堂。广方言馆、格致书院、梅溪书院、南洋公学、经正女塾、三等学堂等是其主要代表。现对这些为近代上海科学精神的培育做出重要贡献的新式教育机构做简要介绍：

上海广方言馆是上海地方政府官办的最早的新式学校，以学习外语为主，兼习其他西学，创建于1863年，由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在上海开设。在委托幕僚冯桂芬代拟的《奏请设立上海学馆》的摺稿中，李鸿章特别说明在上海这个地方开设外语学校的必要性。上海为洋人总汇之地，中外交涉繁杂，各国均设有翻译官，中国方面则缺少这方面可以信赖的人才，遇事往往吃亏。同时上海洋人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在这里设立外语学校，可以博采周咨，集思广益，可以收到在其他地方无法取得的良效。学习课程，开始时以外文、算学为主，1870年以后增加重学、天文、地理、勘探冶炼、机器制造、行海理法等课，由一般地培育外语人才变为培养多方面的科技人才的综合学校。广方言馆所开外语有英、法、德等语种，多聘外国学者如著名的林乐知、傅兰雅、金楷理、璞琚等担任教习。外籍教习不但教授外语，也讲授其他课程。这些教习常把在其本国习用的教学方法照搬过来，如启发式、实验方法等。林乐知便在向学生讲授科学知识时，向学生示范一些科学仪器，如电报机、电池等，并带领学生参观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车间，参观法国人在上海开办的煤气厂、现代化面粉厂等。培养了几百名擅长外语、懂得近代科学技术、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新型人才。

格致书院创办于1876年，是中外合办的以学习近代自然科学为主的学校。1874年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首倡其议，1876年6月正式开院，徐寿、王韬、赵元益先后主持过院务。西人傅兰雅曾专门开列一个《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详细规定了讲授西学的内容和讲授方法。内容广涉近代西方科学技术门类，注重用实验手段进行教学的方法。格致书院除了招生授课，还兼有社会教育的功能。对于书院的博物馆、书房，非书院人亦可入馆参观阅览。对于书院的科学讲演，任何人均可入内聆听，也可参加考试，合格者发与课凭。格致书院在当时上海，是一个引力很大的科学磁场，也是一个辐射力很强的科教基地，来院肄业的学生多的时候有几百人。学生们在课艺中，宣传各种近代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学，还有进化论等，讨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重要性，并且超出自然科学范围，批判专制愚昧，提倡民主，倡言科学。

梅溪书院由张焕纶1878年创办。在国势凌弱、教育落后的情况下，他深感科举之溺人，救世人才之匮乏，认为“国家盛衰，系乎风俗人才，而风俗人才尤急于蒙养”，于是起而创办了梅溪书院。张焕纶明确规定，梅溪书院“不授帖括，以明义理、识时务为宗旨，兼采西人教科所长”^[26]。学生的组织管理、作息制度均参照西国学校之法，课程有外文、格致、数学、实务等西学内容，还设置体育课程。梅溪书院还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和军事训练。

南洋公学创建于1897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系中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创始人为盛宣怀。盛宣怀是洋务派中著名人物，是洋务派实干家，经营实业多年，每看到各项实业的兴办、新政的实施，甚至外交、海关等要害部门，都要聘用外人，他总觉不安，他深深地感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和科技人才的匮乏，认识到“兴学树人为当务之急”，于是进行了创办新式教育的努力。南洋公学设有四院，其中师范院所招学生均系所谓“成材之士”，有些人入学时已是秀才、举人，入学后主要进修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近代科学。南洋公学在1899年秋开设了译书院，严复翻译的《原富》，就是首先由这里出版的。1900年北洋大学学生因避战乱来沪就读，南洋公学于是又添设铁路班。1901年又开办特班，目的是培养高级人才，聘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为总教习，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均为此班学生。南洋公学日后不断发展，成为遐迩闻名的上海交通大学，为传播、树立近代科学精神作出了卓越贡献。

经正女塾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创办于1898年。首倡突破传统习俗的女子教育，把对女子的教育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说明近代上海的社会文明是先行一步的。经元善认为，女子教育意义重大，有淑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中国欲育人才，谋富强，必先重母教，兴女学。20世纪初，爱国女学、女子中医学校、务本女塾、城东女学、宗孟女学等在上海次第开办。

钟天纬所创办的三等学堂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教育。三等学堂改革封建私塾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提倡西方寓教于乐、适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形式，自编《读书乐》教材，以科学的精神进行新式启蒙教育。

近代上海的新式教育事业，培养了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新型市民，代表着社会文化进步的方向。20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正是这种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

与创办各类新式学校同行的，是近代上海翻译西书与出版业的兴盛。翻译出版西书成绩最显著的是1868年创立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据英人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记载，从1871年到1880年，已刊印译书98种，235册，译成未印者45种，140余册，尚有13种未全部译完^[27]。在已刊和未刊的译书中，绝大多数为自然科学书籍。这些“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对当时知识界，特别是对近代上海来说，适逢社会新风的需要，这是一种崭新的学问。后来许多投入维新变法的骨干人物，很多都是从这些译书中受到了启发和影响。

报刊业的发达是近代上海又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对城市科学精神的塑造功莫大焉。报刊是大众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报刊业的兴盛，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特征。19世纪以前，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刊物，朝廷的邸报或宫门抄不是大众传播媒介。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马礼逊等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中外文报刊，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开始在中国出现。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始有报纸，随后迅速发展，品种和发行量很快据全国之首。

1895年以前，上海报刊已多达几十种，但多由外国人创办。1895年以后，中国人自办报刊骤增。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因顽固派毁弃新政，镇压维新党人，外地报刊或遭封禁，或无疾而终，唯上海情况特殊，一枝独秀。20世纪初，《苏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民立报》等，由上海出版，风行海内。以后，中国政治风云一变再变，但上海作为中国报刊中心的地位一直未变。翻阅全国报刊目录，查看报刊编辑、出版地，大半出于上海。

新式报刊的出现本身就具有近代文化意义，它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随着印刷业的技术进步，随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兴起的。

近代上海的报刊，文种多样，品类面向不同的对象。就文种而言，有中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就周期而言，有日报、周报、晚报、月刊、季刊、年刊；就内容而言，有综合性的，如《申报》、《北华捷报》，有专门性的，如《格致汇编》；就创办者而言，有外侨，有华人，有官办，有商办，有属宗教系统的，也有非宗教系统的；就对象而言，有适合成年人看的，也有专为儿童创设的，如《小孩月报》等。很好地满足了各个层次市民的精神文化需要。

报刊业的发达，对于开阔上海人的视野、扩大上海人的认识空间，培育城市的科学精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借助不断通畅的信息网络，报刊可以很快地把国内外新闻传递到社会大众，使民间信息量大增。1890年仅《申报》在上海的销量就达2万多份，“上海各士绅无不按日买阅”^[28]。如果每份报纸平均有5人阅读的话，那么上海至少每天有近10万人看《申报》，经读者再传播，可以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人已能身在黄浦江边，了解天下大事了。发达的信息，对国内外各种情况的了解，可以促使商业兴旺，经济发展，也可以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培养科学精神。民主思想、社团组织这样的近代社会因素随着报刊的传播，愈加深入地影响近代上海的社会组织行为。

三、竞争精神对社会规则和社团发展的要求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本章第一节论及的洋务派商战思想是基于中外斗争的政治策略，没有能触及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竞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也是从西方输入的。

国人对竞争的理性认识是从了解进化论发端的。1873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了华蘅芳翻译的《地学浅释》，这本译著的出版把自然进化观念最早引进我国。此后，1877年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所载的《混沌说》，1881年益智书会出版的《地学指略》，1891年格致书院出版的《格致汇编》所刊载的《地学稽古论》等，均介绍了进化论的内容^[29]。同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西学考略》，也对进化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包括拉马克的物种变异说和赫胥黎的人猿同祖说，而且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了系统的介绍。翻译出版西方的关于自然进化论著作，以及刊载介绍西方的自然进化论观念，目的是用自然进化论观点来表达社会变革的必然。

1898年正式出版了严复译介的《天演论》。严复的翻译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更适合中国文化的理解习惯，使进化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学说对我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他的翻译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道理深入人心，不但唤起了中国人保种自强、变法自立的政治意识，而且使人们对竞争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机，设为已然之境，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立者强，强皆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皆悬至信之格，而听万类之自己。”^[30]

生物进化论的社会应用，强化了上海商业社会的自由竞争观念，促使他们从行会的传统束缚中挣脱出来，进而要求改良政治，使国家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要求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手段，使企业获得生机。不少行业，惕励于“优胜劣败”的自然淘汰法则，在本行业范围内进行整顿改良，兴利除弊，争取改变在“商战”中所处的劣势地位。

进化竞争理论的导入，结合对近代上海社会异常复杂竞争关系的体认，商民的竞争精神必然增强。中外的竞争、行业的竞争、帮派的竞争、合法的竞争和不合法的竞争等等，是传统的内敛、自抑、封闭、固步的行为方式不可能适应的。建立社会规则、规范竞争行为、进行有序竞争，成为竞争精神呼唤的文明诉求。组织社团便成为竞争规则化的社会合理取向。

近代上海是以移民占绝大多数的城市，这里是一个全新的竞争环境，在传统的血缘、家族为主要形式的族群依托意识割断以后，代之增强的先是地域意识、行业意识，进而增强团体意识、规则意识。

我国传统社会崇尚“和为贵”思想，这种思想是可贵的。但进一步理解，它是蕴含着对社会充满竞争、充满矛盾、充满不和谐的本质认识的，期望“和谐”是合理的思想指向。传统中国以血缘、家庭、宗族的情感因素和等级教化来协调矛盾、维护稳定、化解冲突。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同家庭、家族、宗族的情感导向共进退。由于社会联系的重复狭窄，又由于人们利益关系的简单，传统中国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往往被消解在家庭和氏族的内部情感中。

竞争的普遍存在，在近代上海的商业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竞争是发展动力的作用体现在优胜劣汰上。在市场关系的复杂竞争中，孤立的个体是很难生存发展的，团队的竞争优势表现出来。随着竞争的扩大，必定是社团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