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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术交流资助办法

时间:2022-07-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研究局限本研究在理论方面对科技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了探索,在政策方面对我国的理工科研究生教育财政政策改革也提供了一定的启示。5.进行多国比较,拓展对高层次科技人才教育系统的分析本研究的分析仅仅对中国和美国的理工科研究生资助体系进行了比较。

一、研究局限

本研究在理论方面对科技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了探索,在政策方面对我国的理工科研究生教育财政政策改革也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然而需要注意到,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研究存在样本选择及结论推广度的局限性

由于本研究实证分析的样本为中国北京部分高校的研究生,所采用的市场因素及国家的财政因素都是在我国范围内进行的统计调查资料,因此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为适用于解释我国北京地区高校硕士生的博士升学意愿;其他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社会背景等差异,可能学生的博士升学意愿影响因素与中国不同,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在其他国家地区可能不能推广;在解释我国其他地区理工科学生的博士升学意愿方面,还需要更多地结合当地的科技劳动力市场特征、理工科高等教育特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另一方面,研究样本选自2008年度的资料,随着中国外部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以及研究生教育政策的改革,学生的博士需求可能发生改变,影响学生博士升学的因素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结论在解释当前及预测未来科技人力资本投资特点时存在局限性。然而通过对过去科技人力资本投资特点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过去我国科技人才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未来或是其他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提供一定的启示。

此外,本研究剔除了有意愿到海外读博士的样本,因此分析结果在解释市场失灵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基础学科领域,本研究发现学业成就较高的学生在国内的博士升学意愿较低,但这些领域高质量的学生往往有较强留学意愿。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有效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则短期未必会存在高层次科技人才不足的市场失灵。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内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不足,长期将难以形成高科技人才投资推动的内生发展机制。

2.对影响学生博士升学意愿的市场因素测量的局限性

研究采用行业与专业配对,再将行业相关的市场规模和收益因素与专业进行配对。这一匹配过程可能存在某些专业其就业领域对应多个行业的情况,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方式是对行业资料进行合并,求平均值来处理这一问题。对于某些专业对应的行业缺失统计资料的情况,本研究采取的做法是将这类专业删除。这种做法可能造成某些专业对应的市场状况测量不准确的情况。因此本研究结果不适用于解释交叉学科专业或是新设的理工科专业,更适合于那些传统的,就业领域较为集中的理工科专业的科技人力资本投资与发展。

3.对专业外部性测量的局限性

根据定义,某专业学生进行博士教育投资的外部性是指其教育投资收益当中不能被个人所获得,而使得其他个人、组织或社会成员收益的部分。由于获益主体不明确,因此衡量专业的外部性有可能还需要加入其他的一些指标进行考察。本研究采用各个行业对应的专业被引用论文作为外部性的衡量指标,该指标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比如中医专业的国外期刊十分少,使得这类专业的海外发表数量很有限,但它在中国可能具有较大的社会收益。

4.预期成本和收益无法测量的局限性

本研究中加入的市场及财政资助因素,在理论上会影响学生的博士升学预期收益及成本,再通过对预期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形成就读博士的意愿。然而由于预期成本和收益信息的缺乏,本研究直接分析的是市场及财政资助对博士升学意愿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间接发生的,可能受到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也可能受到学生期望差异的影响。比如在解释资助效果差异时,可能是奖学金的发放机制缺乏对学生参与的要求,因此相对助理津贴的效果较弱。但也有可能是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学生很难预测未来能获得的奖学金,因此使得奖学金效果弱于助理津贴。然而由于数据库无法提供关于学生博士升学预期成本和收益的信息,因此本研究结论在解释时无法区分是市场或财政资助的影响,还是学生个人理性不足造成的影响。

二、研究展望

针对本研究的局限性,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

1.更新数据库,扩充样本容量

首都高校质量调查是对北京高校的学生调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在上海、武汉、西安、广州等高等院校较为集中的大城市展开研究,考察不同地区理工科生博士教育投资意愿特点。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采用2008年之后的资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到更具有推广度和时效性的结论。

2.构建新指标,完善对市场因素的衡量

本研究对市场因素衡量的准确性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已有研究中,对知识外部性的衡量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专利引用数量;[1]二是利用知识生产函数,采取不同行业R&D投入对其他领域知识产出来进行衡量。[2]由于基础学科很难获得专利相关数据,因此本研究采取了引用论文数量作为替代性指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把应用性的学科作为子样本,采用专利引用数量作为外部性的衡量指标,来考察学生的博士升学意愿。另一方面,本研究缺乏对学生预期收益的信息,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在问卷当中加入对毕业预期收益、预期就业机会等信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所能获得的信息是否与科技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一致。

3.改善计量方法,提高资助效果估计的准确性

进一步的研究如果能利用2007、2008年不同时间点的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尝试采用双重差分法来分析资助政策转变的效果。2008年开始,有一批北京高校加入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因此理工科研究生可能有较高比例需交学费,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资助。如果利用两年或更长时间的调查数据库,可以将政策的转变视为自然实验,更准确地衡量资助政策对学生博士升学意愿的作用。

4.考察院校差别,开展对理工科研究生财政制度的案例分析

本研究在分析理工科研究生资助配置特点的成因时,主要是从国家科技拨款的层面进行的,而并没有关注到具体高校所采取的研究生资助分配制度。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对具体高校的理工科研究生财政资助分配方式进行考察,尤其是对研究生培养经费在学校、院系及导师层次的分配及管理制度进行分析,考察不同资助管理主体对财政资助方式形成及资助效率的影响。

5.进行多国比较,拓展对高层次科技人才教育系统的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仅仅对中国和美国的理工科研究生资助体系进行了比较。虽然美国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位居世界先列,但它作为技术领先国,可能较少面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追赶当中的困境。进一步的研究有必要对那些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追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多分析,比如战后实现技术迅速发展的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地区。首先,可以从历史回顾当中了解这些国家还处于技术落后阶段,在产业技术、科技人才方面的状况,并与中国当前的情况进行比较。其次,需要考察技术追赶型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是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发展的。通过对这些国家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比较,可以了解技术追赶中自主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否重要,在什么技术发展阶段更为重要,这将对我国经济学界对后发优势或后发劣势方面的讨论有所回应。最后,有必要对技术赶超国家的科技财政体制与科技人才教育给予关注,分析不同的制度因素对引导资金到创新人才培养的体制。

综上,关于高层次科技人力资本发展的问题还有待更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这一主题的探索不仅对当前国家的教育和科技体系改革有所助益,而且对未来的创新驱动发展也意义重大。

[1] JAFFEA B.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Profits,and Market Valu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5):984-1001.

[2] GRILICHES Z.Productivity,R&D,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1):14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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