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资助报刊

三、官方资助报刊

前文已经提到过，官方（政府）资助报刊是《德文新报》在论述中文报刊时经常涉及的一类对象。这与中国人自办报刊伊始年代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近代国人自办报刊最初阶段，资金多是来自商业资助，后来，有些卸任的朝廷官员也对民间报刊在资金上投以支持，随之，在职官员抑或明或暗地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开始认识近代报刊，并公开支持办报。这样看来，从资金支持的角度上说，当时的中文报刊便基本呈现了外商资助、民间商业资助及官方资助并存的局面。由于无法实现经济独立，办报资金问题也就必然成了当时中国报人的死穴。那么，即使抛开了报律，清政府若要在中国报界制造点麻烦，依然不是什么难事。

这还要从清政府对报刊编辑的政治参与权利追加限制开始说起。据《德文新报》1910年1月28日发自北京的消息:“预备立宪公会^[260]规定，编辑不可参选省级谘议局^[261]成员。”^[262]对此，《德文新报》观点如下:

据我们所知，目前只有唯一一位报刊编辑在省级谘议局任职，此人任职于南京，是独立报刊《时报》发行人^[263]。这是不是一件坏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很显然，政府不能因为担心省级谘议局可能与报刊产生共鸣，便将省级谘议局与报刊狭隘地联系起来，而就目前的条件来说，这种共鸣是不可能产生的。还记得南京谘议局从一开始就是坚决反对政府或官员资助报刊的，政府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如果将来省级谘议局能够成功达到预定目的，就要禁止公开资助亲政府的报刊，否则，一旦有独立报刊出现，这后者与省级谘议局的关系就不好相处了。当然，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对报刊编辑取消参选资格这一手段是否能够有效实现政府的愿望，尚不可知^[264]。

预备立宪期间，政府明显不愿意报界过多地参与政治事务。然而，政府可以管住受官方资助报刊的嘴巴，却无法消除不受政府恩惠的那些独立报刊的声音，反而招致更多的批评。如此，索性禁止官方与报刊公开保持联系。不知道清政府是否清楚这样的事实:缺少了官方资金的支持，许多中国报人将无法维持其刊物的生存，这无异于间接地将报刊毁灭。另一方面，在过去若干年中，诸多清廷官员与报刊之间建立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真的可以瞬间一刀即断吗?

在官方资助报刊这一问题上，《德文新报》还有后续报道:

江苏省谘议局几个月前明确表示反对官方资助三份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即《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265]（注意不要与《时报》混淆）和《申报》，以及以英文出版的《上海泰晤士报》，然而，该地方机构却又显示出与《新闻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南京政府议会已经确认，上述三份中文报刊最初是受前南京总督端方公开资助发行的，金额约白银160750两。有意思的是，这笔来自缴税的款额原本已安排作他用，现在挪用至此，便引起了争议。政府当时考虑到，官方（以税款）资助（报刊），是给民众制造不合理的负担，因此就打了个幌子，官方报刊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这种资助根本不能使民众受益。为此，该省谘议局作出决定，首先，所有（对报刊的）资助均予以取消，收回对报刊的资助款额，已批准的款额则应立即退还。不久之后，此决议又做了修改，即公开受赠资金的报刊会获得退回资助款7%的利息金。显而易见，这个决议是不可能兑现的。没有几家中文报刊的资金够用；取消了现有的资助，几乎没有哪家报刊能够再得到资金支持。不过，自此以后，官员们对报刊提供支持的形式，也许会由直接变为间接，而报刊方面就有义务保护捐资的官员不受污蔑并帮助他们对付其他报刊的攻击。然而，关于南京谘议局的决议，还有一点余音，那就是监察官将注意力瞄准了这一问题。其结果就是，又引出了上海道台对于公共资金滥用的问题，两江总督张人骏^[266]被委任负责调查此事。该项工作已完成，知情的《新闻报》权威报道如下:

“那些名单在列的上海报刊无一例外地退回至商人所有。官方公职人员投入的资金已经收回，其中，有些报刊不能自己还清的，各上海道台已经将款额付清，或将缺口补齐。报刊无法继续获得资金支持了。……上海道台蔡乃煌没有擅自行动，而是向前任总督端方作了报告，听凭决策，因此免受处罚。”

在此期间，张人骏的建议得到清廷批准，那么——一切如故^[267]。

官方资助报刊，使用的是应当用作公用事业的税款，民众得知此事，怎能不产生异议呢?撤回官方投入在报刊上的资金，已经是迫不得已。可是，另一方面，资助报刊必是已协议之事，突然停止，又不免遭到报界指责。为此，便又有了7%的利息金作为补偿。官员资助报刊由公开转为暗地，那些拿人钱财的报刊也必然要做到替人说话，只不过，经过这样一次清洗，与官方资金有联系的报刊必然会少了一些。这应该算不上是对报刊的控制行为，虽然无法为其定性，但着实在中国报界制造了颇大的动静。

此事并未结束。曾经受官方资助的那些经营得还算体面的报刊将何去何从?特别被指称与政府依然保持密切联系的《新闻报》又是怎样一种状况?两周后，《德文新报》中又见相关报道:

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在的中国报刊无一例外是由官员控制或受其主导的。”《新闻报》理事会主席克拉克（D.L.Clark）^[268]先生对此种论调坚决提出反对，并要求工部局公报（”Municipal Gazette“）对此予以修正。工部局总办莱韦森^[269]先生对此这样答复:众所周知，南京和武昌的总督顾问福开森（J.C.Ferguson）博士^[270]不仅是该报的主要股东^[271]，而且还明确对《新闻报》所刊发的文章负责。克拉克先生再次公开致信工部局公报，重申福开森博士是在自己患病离开上海期间担任《新闻报》理事会主席一职的，在这期间，福开森博士就一定应当对报刊的某些文章负责，一般来说，在工部局年报的意见中，这种情况则应当区别对待为宜。

同时，虽然克拉克先生已经做了声明，但本报还是愿意给出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新闻报》不属于中国半官方报刊，既不因为直接受中国政府资助或直接受控于中国官员，也不因为外籍中国官员福开森博士作为报刊股东参与其中，更不因为大众的参与而代表中国大众的利益或与西方观点对立起来，这些原因都不能作为将《新闻报》列为中国半官方刊物的理由。

对此，我们认为，工部局年报的这种意见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中国报刊。南京谘议局在几周前强调指出，《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申报》及英文《上海泰晤士报》曾经并将继续由福开森博士公开提供资金支持，由此，福开森博士再次成为报刊的主要拥有者及实际发行人。假设如果还有另外的上海报刊为中国官员所有或者在其控制之下，一定会在官方调查的时候暴露出来。但情况并非如此。官方资助刊物《上海泰晤士报》在其社论中说道:“另外三份报刊《新闻报》、《时报》及《神州日报》是处于同一管理之下的，完全不受官方影响。”

关于《新闻报》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

据我们所知，《神州日报》自从约一年多以前就为安徽要人所有，其中一些人可能还身处官职。该刊物是代表安徽铁路公司及该省其他公司企业利益的。据了解，该报曾连年严重亏损，自从与安徽要人关系密切之后，便得以安定发展。相比之下，《神州日报》在其早期阶段是喜欢以非常大胆的语调与政府对抗的，而今，该报对政府的批评则是走向了中庸之道。

至于《时报》，自去年时候，该报的态度便十分清楚明白，尤其是其他报刊在对于该报资金方面的评论中也指出，该报与官方因素毫不相干，本报也认为《时报》是上海中文大报中唯一的独立报刊。该报是目前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刊，也是商界人士的首选刊物，不过，现有的对该报独立程度的估计大概只有其真实情况的一半高而已。另外，《时报》还在学生群体中被广泛传阅，对官员来说，该报也是被重点注意的对象^[272]。

目前已有的关于晚清新闻法制方面的相关研究多是侧重于记述报律的颁布、对办报活动的限制及报人的反抗，这些压制与反压制的是是非非，熟悉近代中国报刊史的人对其中的许多事件必定耳熟能详。纵观那些已被熟知的历史，可以这样说，在近代中国，报律产生之前，报业活动相对自由；报律产生之后，报界便踏上了与报律斗争的漫漫长路，同时，颁布报律的政府也在通过不断的修订报律来占据斗争中的主导位置。

不过，本文上述段落选取了《德文新报》的数篇相关报道，一来是借助外国旁观者的视角来了解当时的状况，二来希望跳出压制与反压制这个圈子来认识晚清政府与中国报界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政府若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控制报刊，报律绝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事实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