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们的内置金融业务都是在“经营乡村”的理念下，以项目的方式落地，依靠政府的“种子资金”撬动民间资金资源的聚合。但是，内置金融合作社只是一个平台，“内置金融+”就是乡村发展的“平台转换”策略。
目前我们的内置金融业务都是在“经营乡村”的理念下，以项目的方式落地，依靠政府的“种子资金”撬动民间资金资源的聚合。契合的是民众“发展”的逻辑和政府“治理”的逻辑。即回应两个需求：（1）农户要发展，但不一定是农业，也可能是农业发展的高级形态（技术、知识密集型），或者是三产融合下的农业功能转换。（2）政府要治理，要提升治理能力获得经济、社会、政治效益。
但是，内置金融合作社只是一个平台，“内置金融+”就是乡村发展的“平台转换”策略。策略的实施并彰显效果是需要其他配套及综合配置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比如国土小规模、人口密度超高型的日本农协，是依托产业、技术、支农政策的基础才能发挥资金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欧美的农民合作的效率是基于机械及经营的规模效应体现出来的。
于是，在既没有机械替代和规模效应，又没有技术和强力支农政策的保障下，超大规模国家且高度分散经营的农户，在快速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在“刘易斯劳动力拐点”及李老师“产业梯度转移拐点”作用下，单纯的内置金融“孤兵作战”，相对于农户的发展逻辑而言，必然陷入弱效和尴尬。
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复杂性的背景和体现。从这个角度说，内置金融及其联合体的价值于今天体现在农户与政府两种逻辑结合处的项目地，于长远，则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越发展，平台的聚合与扩散、承接与扶助等价值就会越彰显，这里面是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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