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与科学实证主义方法

罗雄飞

1846年以前,马克思还是借助劳动异化理论的外壳来阐明自己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独特见解。不过,由于他早在1843年便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且在一定意义上将抽象人本主义转化为实践人本主义,因而他又是把劳动异化理论与唯物史观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异化理论的逻辑发展与真实的历史相对照。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分析既不同于黑格尔的纯粹抽象思辨,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而是与一种实证化的历史分析相结合,且将辩证发展思想贯彻在历史分析中(正因为如此,在1843至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应该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弄清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1]这些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该手稿的基本内容。而对这些问题的阐明,又是“国民经济学批判”这一主题所要求的。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同样,竞争到处出现,对此则用外部情况来说明。至于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国民经济学根本没有向我们讲明。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2]马克思还指出:“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应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3]在这里,马克思把国民经济学的非历史的抽象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直接比喻为神学。可见,马克思不仅不满意国民经济学所暗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自然的、永恒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前提,而且不满意它的非历史的抽象分析方法;还不满意它停留于直接的经验和日常观念,因为这样不可能揭示本质与现象的内在逻辑关系,还陷于循环论证。马克思在这里集中表达的思想,表明他已经完全洞悉了国民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所在。

但是,这时的马克思虽然不满意国民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却又没有系统地提出完全克服其缺陷的新方法,也还没有下决心与“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断然决裂。并且1844年“手稿”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批判,具有经济哲学性质。因此,这时的马克思主要借助于劳动异化的理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依据唯物史观对私有制、分工、生产要素、货币等等的论说,也是基于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这样的理念,且认为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正因为马克思这时候是在劳动异化的理论外壳下展开历史说明,而费尔巴哈又模糊地涉及异化和异化的消除问题,他才误以为费尔巴哈完成了自己正处于探索中的理论任务。而事实上,劳动异化理论与唯物史观的结合,在理论上并不是完全自恰的,因为劳动异化理论把历史发展有可能最终得到的理想社会或想象的“理想社会”的生产关系当成抽象不变的观念,把它当作全部理论的前提,并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以抽象思辨的方式认识社会关系。唯物史观受这样的理论束缚,与实证的历史研究不能完全协调一致。并且,借用劳动异化理论的外壳,由于不能完全克服抽象思辨的局限,特定的客观研究对象依然无法将自身的多种属性自我展开,因此,简单地引入真实的历史过程还不能根本改造异化理论的抽象思辨,使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逐层次展开,从而得到各种规定的有机统一。这种做法更不可能把握特定对象的内在本质及其外在化的机理。

1846年马克思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自己从前的信仰进行了清算。^[4]正是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劳动异化理论的根本缺陷。^[5]1847年马克思与“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断然决裂,而《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正是在这种决裂中萌芽的。这意味着马克思开始主动挣脱劳动异化理论的理论形式的束缚,且向整体性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转变。这种科学实证主义方法集中而完整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的几部手稿则体现了作为自觉完整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的形成和完善过程(其中的部分思想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这种方法我们将在下文集中进行阐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方法是对1844年手稿的方法论思想的扬弃,它与劳动异化理论依然具有紧密的联系。《资本论》“开篇”把“市场主体”的“法人”看成独立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简单商品生产者”,或者是,把普遍交换的独立的小生产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当作抽象的理想状态。这接近于劳动异化理论的前提,即基于抽象人本主义作为抽象观念贯彻始终的人的理想状态。而劳动异化的过程则在《资本论》中转化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研究进程。因此,科学实证主义方法是对劳动异化理论的扬弃。由于这种内在联系,运用劳动异化理论也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近似的理解。然而,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祛除了一切抽象思辨和主观色彩,使经济研究确立在唯物史观和近代科学精神之上。当然,马克思对近代科学精神的理解与黑格尔更为接近。他不是把科学家看成孤立的研究人员或“团队”,而是基于科学精神把围绕特定研究对象(如天体运动)的科学研究活动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把科学家或科研团队看成相互联系的环节,并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看成基于特定对象的“科学”知识的内在机理的展开。这样,马克思完全消除了哲学“术语”和劳动异化理论的外衣,将唯物史观和科学实证主义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内在理论逻辑上,这是完全自恰的。

国内外一些学者不理解马克思方法论思想的这种转变,甚至看不见马克思早在1843年便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因而不理解“早期马克思”在那些“哲学术语”和劳动异化理论背后所运用的唯物史观的基础性作用(这使1844年“手稿”在劳动异化理论的外观下具有了历史的实证研究性质)。他们认为1844年“手稿”体现了马克思的最高理论成就,不但要求回到单纯的劳动异化理论理解马克思,还要求回到黑格尔或费尔巴哈式的抽象思辨的异化理论理解马克思,甚至要求回到《巴黎笔记》中的交往异化(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谈到市民社会的时候,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主体被抽象为“法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交往关系也就成为生产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因此,交往异化实质上就是生产关系的异化,应该是劳动异化派生出来的异化形式或表现)理解马克思。这反映了一些人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的方法论转向”,至今迷恋“哲学家”那种根深蒂固的抽象思辨的习惯。这也表明,这些人不理解劳动异化理论的前提在马克思那里的否定性意义,不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及其“交往关系”的确切含义,不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真实态度。当然,有些人是故意模糊“市民社会”理念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一致性,也无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转向和思维方法的超越即便在今天依然具有超时代的意义,那么,当今世界的主流思维方式,可以说仍然停留于抽象唯物主义加经验实证的模式。

总的看来,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借助劳动异化的理论外壳来阐述自己独特的思想,可以说是向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的一种过渡形式。那时,马克思借用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外壳和一些当时流行的哲学术语,也还没有与“唯心主义的”即形而上学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断然决裂,因而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抽象思辨倾向。但是,由于马克思把社会权力的异化初步确立在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异化和异化的消除都与真实的人类历史过程相对应,因此,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与费尔巴哈或黑格尔原本的思想又具有根本区别。它具有了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尽管这种实证还更多地停留在历史的实证研究水平。可是,国内外一些学者,至今仍然仅仅抓住劳动异化的理论外壳和一些与哲学术语相应的流行术语,不去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独特思想,特别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独特作用,而是像马克思所抱怨的那样,不恰当地“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6]另一方面,这种借用劳动异化的理论外壳和哲学术语进行阐述的做法,确实是一种不太成熟的表现。正像马克思自己的反思所说:“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了。”^[7]。这与唯物史观在逻辑上是不一致、不协调的。并且,由于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抽象思辨倾向,主体对客观对象(这里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生命机体)的认识,不能多方面的展开、具体化。因此,与这种借用劳动异化的理论外壳进行思想表达相比,科学实证主义方法无疑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它把逻辑起点看成一种科学研究的纯粹状态,这就与逻辑的历史起点相对分开,避免了将“理想状态”的逻辑起点观念化。并且,还可以把人的“类本质”已经异化而现实异化尚未出现的状态用抽象力设计成一种科学研究的纯粹状态,这更加适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需要。这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类理想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状态根本上区分开来。这样,反映科学认识进程和相应知识体系发展过程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内在逻辑进程,与历史的外在逻辑进程,能够形成一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用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得到的认识无疑是更加科学、更加具体,因为这种认识过程完全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彻底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马克思趋向成熟过程的早期阶段与晚期阶段的关系,既是一种自我扬弃和发展,又保持着前后阶段的根本一致性。

从方法论方面理解这种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科学地把握和审视“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的关系,批判将“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对立起来的思想,这种思想将“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完全看成“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另一方面,这有利于理解1844年“手稿”与《资本论》在核心思想方面的一致性。应该说,它们的核心的思想或主题,都是对以往政治经济学所隐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抽象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的批判。它们揭示了资本主义时期社会权力关系的不合理性和历史暂时性。因为“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8],它“代表人们在其生产活动中的关系”^[9]。而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10]因此,价值作为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社会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利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真正成为自由、平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