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理路与文献

逻辑经验主义经历了内部冲突——石里克与卡尔纳普、卡尔纳普与纽拉特、卡尔纳普与波普尔、奎因与整个维也纳学派等——之后，恰逢库恩的历史学派应运而生，从而引发了科学哲学从逻辑经验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向。^〔52〕

如何从学理上把握科学哲学从逻辑经验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向？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探讨，所罗门（Miriam Solomon）在《社会经验主义》（Social Empiricism，2001）一书中的看法较为贴切。“近40年来，关于科学变化有两种论题。第一种是科学家的理性思维方式，第二种是科学进步的理念。40年来对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来自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争论是被公诸于众的：哲学家捍卫源自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和进步理念，SSK将库恩（1962/1970）的思想发扬光大，显现出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科学研究中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有时受哲学引导，有时受SSK引导，有时同时受这两种思潮的引导。最近10年来，这种争论不太流行了。双方对科学案例的详细研究引发了有关科学理性和进步的新思想。这种新思想来自于案例研究以及科学哲学、SSK、科学史、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科学心理学和人种学等学科的研究。这个新思想不是两种极端思想的综合或折中，而是对科学变化的全新理解。”^〔53〕其实，逻辑经验主义所奉行的科学理性及其科学进步假设主要由如下几个范畴所构成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客观主义（Objectivity）、方法（Method）、普遍性（Generality）、纯洁性（All-or-nothing）等。^〔54〕

雷奇曼（John Rajchman）和韦斯特（Cornel West）曾经提出了“后分析哲学”（Post-Analytic Philosophy，c1985）的概念，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也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如《实在论的资源：后分析哲学的前景》（Resources of Realism：Prospects for“Post-Analytic”Philosophy，1997）^〔55〕，巴比兹（Babete E.Babich）在《科学哲学的欧洲和后现代视野》（Continental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5）^〔56〕一书中从不同视角论述了后现代科学哲学问题。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走向历史主义是后实证主义的第一条进路。当然，库恩及其哲学是历史主义的核心人物。对此学界多有研究：如马库姆（James A.Marcum）的《库恩的革命：一种历史的科学哲学》（Thomas Kuhns Revolution：An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5）^〔57〕认为库恩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一种历史哲学，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例如达戈斯蒂诺（Fred DAgostino）认为库恩的哲学应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或自然化的认识论（Naturalizing Epistemology：Thomas Kuhn and the“Essential Tension”，2010），安德森（Hanne Andersen）、巴克（Peter Barker），和陈（Xiang Chen）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库恩的哲学强调科学革命的认知结构（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006）。当然，也有人认为库恩最终走向了语言哲学，加泰（Stefano Gattei）在《库恩的语言学转向及逻辑经验主义遗产》（Thomas Kuhns“linguistic turn”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Incommensurability，Rationality and the Search for Truth，c2008）^〔58〕一书中就探索了库恩的语言转向问题。

走向科学实在论是后实证主义的第二条进路。自库恩的历史主义之后，出现了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争，反科学实在论大多与历史主义及其相对主义相关联，我们不再赘述。而科学实在论的勃兴则是特别值得关注，其中巴斯卡（Roy Bhaskar）的辩证科学实在论尤其引人瞩目。例如，《辩证法：自由的脉动》（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1993）^〔59〕；《灵感的奥德赛从东方到西方的神游》（From East to West：Odyssey of a Soul， 2000）；《哲学和自由的观念》（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Freedom，1991）；《柏拉图及其对哲学问题的解决》（Plato etc.：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and Their Resolution，1994）；《自然主义的可能性：对当代人文科学的哲学批判》（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1979）；《一种实在论的科学理论》（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1978）；《重申实在：对当代哲学的批判导论》（Reclaiming Realit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1989）；《科学实在论和人的解放》（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1986）。学界对巴斯卡的科学实在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科利尔（Andrew Collier）《批判实在论：巴斯卡哲学导论》（Critical Realism：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1994）；阿彻（Margaret Archer）的《批判实在论的必读文献》（Critical Realism：Essential Readings，1998），等等。

走向建构主义是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第三条也是最新近的进路。这条进路主要强调科学家的行动（认知行动和社会行动）对科学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如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Constructing Quarks：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c1984），《控制论之脑：构画另一种未来》（The Cybernetic Brain：Sketches of Another Future，c2010）^〔60〕，《实践的冲撞：实践、机制与科学》（The Mangle of Practice：Time，Agency，and Science，c1995）^〔61〕，《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1992）。另外一个建构主义科学哲学家拉图尔更是高产作家，如《技术之爱》（Aramis，or，The Love of Technology，1996）^〔62〕，《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c1986），《法律的建构：对咨询机构的民俗学考察》（The Making of Law：An Ethnography of the Conseil dEtat，c2010），《事物的公开化》（Making Things Public：Atmospheres of Democracy，c2005），《潘多拉的希望：关于科学反思的实在性考察》（Pandoras Hope：Essays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1999）^〔63〕；《法国的巴斯德化》（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1988），《自然的政治学：如何将科学带入民主》（Politics of Nature：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2004），《重组社会：网络角色理论导论》（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2005），《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1987），《我们从没有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1993）。同样，学界对拉图尔的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例如《蚂蚁和古风》（Ant and Antiquity：Latours Philosoph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Antiquity，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