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

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在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原则上的政治经济学，会成为纯属荒谬的东西。”他的这一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司徒卢威、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等在其各自的著作中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如希法亭和卢森堡等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种学说，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因此需要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来揭示其本质，认识其规律；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是清澈透明的，每个人都看得见弄得清这种关系，表象与本质的一致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已无存在的必要。政治经济学竭力揭露经济的各种范畴，又随着这些范畴的消亡而消亡。这种观点，用布哈林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肯定地说：“价值法则在经济领域内消灭的时候，也便是旧政治经济学消灭的时候。”这种主张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处于统治地位。

但不同意见总是存在的。19世纪末按照恩格斯的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编写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就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劳动关系，不应把研究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1925年，在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讨论会上，斯切潘诺夫报告中反复强调了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它绝不应该仅限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它提供的不应该仅仅是某个个别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既应该向前扩展，即应该研究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还要向后推移，研究社会主义。但大会讨论的结果表明，这种观点处于少数地位，因而在苏联高等院校中长期没有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而是以苏维埃经济政策代替。

19世纪末，列宁在评论《经济学简明教程》时，就曾经明确赞成恩格斯的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1920年，他在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这句话的批注就是：“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Iv+m和Πc吗？还有积累呢？”1929年，列宁的这本读书笔记被公布以后，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的争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1931年，沃兹涅辛斯基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发展，研究的问题应该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关于苏维埃商品流转和货币流通，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劳动社会化和劳动生产率，生产费用社会主义积累，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比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布局和联合制，消灭阶级和分工，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而斗争苏联卫国战争后，因为所谓“列宁格勒事件”，沃兹涅辛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人被斯大林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消灭了。这是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初步尝试。

1937年，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波里林发表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讲授》一文，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出发点，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它的内容和结构直接影响了195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至书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基本上是这个大纲的翻版。这个大纲在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方面具有突出的地位，被苏联经济学家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

（二）斯大林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斯大林想在党内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当务之急是树立自己的理论家形象。在斯大林心目中，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斯大林这样评价列宁，也这样要求自己。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身份发表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粗暴地勾销了苏联经济科学以往的一切成就，“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在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开始跛脚了”，结果是“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我国经济问题还流行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不“同资产阶级理论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彻底战胜阶级敌人”，以便腾出地方让自己的理论来指导维多·绥奇1936年5月写给纪德的信，“你要谈到思想的情形吗？那是一个绝无内容的枯燥教条，硬生生地放到各种思想的领域里去；而且在一切书籍与刊物上，都是没有例外地，在一字一句重复着或简单地注释着独裁者所说过的话。历史每年都在彻底地修改着，百科全书在重编，各种丛书被重新审查，为的是到处涂去托洛茨基这一个名字，并且要把列宁同伴们的名字加以删削或污损；科学完全为一时的鼓动服务。”。

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联共（布）中央着手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48年写出了教科书的未定稿，1951年11月苏共中央专门召开了为评定未定稿而举行的经济问题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某些学者冒着被发配的危险提出了具有批评性的观点，如莫斯科财政学院系主任雅科夫列夫指出教科书的许多缺点就是苏联经济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其特点是学者们尽量避免对苏联实际进行独立的研究，他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许多年来研究工作者都是等着斯大林来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不是自己去总结和评估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实践，很大程度上是苏联的动辄给学者扣上“反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指责的批评方式助长了这种现象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但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对未定稿的修改起到什么作用。在讨论会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建议》、《关于消除未定稿中的错误和不确切处的建议》和《关于争论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个材料。斯大林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于1952年写出两篇论文——《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与两封信——《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和《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这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要内容。在斯大林看来，一系列不可动摇的理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在这些理论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占据着中心位置。由此产生的在最短时间内消除苏联经济技术落后状态的任务，就不可能靠资本主义特有的国民经济合理性的原则来完成。这在客观上就大大缩小了可能采用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同时也赋予计划原则在组织整个经济生活方面的特殊意义。他认为苏联计划工作的任务是：

第一项任务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独立性，以免我国经济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物。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保证国民经济独立性的制订计划中心，工业发展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切都会从轻工业开始，而不是从重工业开始。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倒转过来了，我们使它脚朝上头朝下，更确切地说，是头朝上脚朝下。

第二项任务是加强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独占统治地位，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发展工业和农业。计划工作的任务就是关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阀门。这里可从一开始就不考虑企业赢利原则。在我国赢利问题首先服从于重工业建设。

第三项任务是不允许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但是，在国民经济这样大的事业中始终可能出现漏洞。为应付这种情况必须具有储备资金和预备劳动力，以便弥补漏洞。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

这么一部实用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古怪综合体的书却受到极高的推崇，1952年10月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纲领》的决议，甚至认为：“修改党纲应以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论点为指南。”就是在此书的巨大影响下，苏联经济学家仍花费了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对教科书未定稿的修改，1954年在斯大林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以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式出版。教科书的问世宣告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无到有，已经基本构成了相当完备的体系，应该说影响巨大。

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编者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贡献，并列举了斯大林的其他理论贡献：提出并发展了经济科学的一系列的新原理；分析了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描绘了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情景，指出了总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的危机；根据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探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问题；论证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和方法；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探讨了社会主义经营的方法，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和货币的必要性，关于经济核算，关于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结果的原则，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等原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原理，关于消除城市和乡村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重大差别。如果将这份清单与《教科书》的篇章目录对照，可以得出结论：《教科书》实际上以阐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政策实践，歌颂其理论贡献为目的。1954年版《教科书》是名副其实的斯大林版政治经济学。

从此后，由苏共中央组织力量研究政治经济学，将其提到极高的政治地位上进行研究，有关理论的确认都要经过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才能通过。有一些学者仅仅因为在学术观点上与当局的要求有所不一致，就遭到打击，甚至被处以极刑。对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更是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审订，一旦颁布，任何学者不能改变一点点。由于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其经济理论也就被输出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因此被称为国际教科书。不仅苏联使用这种教科书，而且，基本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使用这种教科书。这种由政治家直接控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还在继续，除已经实现转轨的国家外，现在仍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还在使用基本框架未变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其内容已经很不适应当前改革的形势要求，但是现在看距离彻底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已有一些学者强烈呼吁要尽快改换教科书，有关研究机构也在积极地努力进行新的体系理论建设，只是从目前来看，这还并非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立新须先破旧，下面就来分析分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科学性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