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相遇

郗戈(159)　荣鑫(16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由马克思在巴黎时期（1843年10月到1845年2月）所写的一系列笔记和手稿（称为“巴黎手稿”）编辑而成。《手稿》自1932年在MEGA1中发表以来就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改变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一贯看法。然而，经过数十年研究，学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存在大量争议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些争议问题，极为关键的一个原因是《手稿》的不完整性与不成熟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手稿》的思想试验性质。

《手稿》是马克思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初步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来看，正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相遇”。从思想发展的动态历程来看，整个《手稿》可以理解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开始互动、融合的一场思想实验，而文本的各部分则构成了思想实验的诸种环节。既然是思想实验性的文本，那就必然包含着大量开放多变的思想活动、含混歧义的文字表述与难以解答的理论难题。

在本文中，我们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为基本视野，遵循文本原貌和写作顺序，透视《手稿》三个笔记本分别呈现出来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选择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但却都是《手稿》现有研究中的疑难点和争议点。对它们重新发问、探讨，不仅能够打开新的研究生长点，而且对今天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整体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笔记本Ⅰ：“否定”劳动价值论？

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融合的视野来审视笔记本Ⅰ，就会发现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即青年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161)（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主流认为，《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例如，苏联学者卢森贝提出的经典观点是，《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否定”了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的价值理论形成史是从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到肯定的转变。(162)国内外学界也普遍认为，《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理解、拒绝承认或“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因而还不能科学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并提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63)然而，在承认这一观点正确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否定”劳动价值论？是仅仅将其视为与现实不符的谬误而加以拒斥，还是另有一番深意？在似乎没有疑问之处提出合理的疑问，也许就为进一步研究工作打开了一条新路径。

《手稿》中有几处论及劳动价值论的文段值得我们仔细研读。首先是笔记本Ⅰ中两处论及劳动价值论的文字。第一处出现在笔记本Ⅰ“工资”部分：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惟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享有特权的和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164)

另一处出现在笔记本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65)

这两处论述体现的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第一种否定”即证伪式否定：基于客观的经济事实，通过经济事实与理论观点的对比发现理论与现实的背离与冲突，从而证明理论本身的错误。“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这样的限定语表明，如下所述的“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等诸种悖论其实正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场出发所必然遭遇到的理论与现实间的矛盾冲突。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劳动创造了价值，含有该价值的劳动产品自然而然地属于工人，可现实中工人只得到了生活和繁衍所必需的部分，其余都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由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状况就发生了显著背离与冲突；这种理论本身是错误的，被现实所证伪的，用这种理论立场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是行不通的。需要说明的是，在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的影响下，此时的马克思还不理解劳动价值论的纯粹形式，还没有明确认识到劳动创造价值与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形成私有财产等这些命题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斯密那里，劳动价值论的还相当模糊，内容不够科学，表述也不够纯粹，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与劳动创造财富、形成私有财产的观点还混合、纠缠在一起。(166)这一点也影响到了青年马克思的论述。而对于李嘉图更为纯粹更具科学性的劳动价值论，此时的马克思则采取了拒斥态度。(167)马克思显然还没有把价值与使用价值、财富、私有财产这几个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还没有形成科学的价值概念。因而他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财富创造论、私有财产论的批判是非常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

《手稿》中并不是只有上述一种对劳动价值论的简单否定形式。我们再来看看笔记本Ⅲ“私有财产和劳动”中涉及劳动价值论的文段：这里则出现了针对劳动价值论的另一种更复杂的否定方式。

“在这种揭示出——在私有制范围内——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看来，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因此，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正像路德认为宗教、信仰是外部世界的本质，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正像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以前是自身之外的存在——人的真正外化——的东西，仅仅变成外化的行为，变成外在化。因此，如果上述国民经济学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等等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而能够不再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惟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那么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这种伪善性，而表现出自己的十足的昔尼克主义。”(168)

与第一种否定（理论被现实所证伪）不同，第二种否定主要不是关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外部冲突，而是深入到理论内部，阐明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青年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在于理论表象与理论实质的矛盾。从表象上看，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肯定人、承认人的劳动活动主体性的。具体来说，就是肯定人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的主体性力量，从而在理论上扬弃了财富、私有财产的外在对象性，将财富、私有财产的本质从外部对象收归、内移到人的劳动活动与生命力量之中，阐明了财富和私有财产的主体性本质。由此，马克思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启蒙”精神，即肯定人的主体性、将外部对象理解为主体创造活动的产物的精神。然而，只要从表象走向实质，就会发现，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又是否定人，压抑人的劳动活动主体性的。具体来说，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肯定私有财产，即肯定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以及劳动活动本身的分裂、对抗与异化，因而就否弃了劳动产品对劳动者及劳动活动本身主体性的“自我确证”，也就贬低了人高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由此，马克思又揭穿了国民经济学肯定人性的启蒙面具（“伪善性”），暴露出其后隐藏着的否定人性的犬儒主义（即“昔尼克主义”）实质。由此，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被揭示为表象与实质、肯定人与否定人、启蒙主义与犬儒主义的悖论矛盾体。

国民经济学及其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的理论矛盾，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人的自我异化这一现实矛盾的理论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169)在这里，马克思用思辨的人本主义话语指明了如下问题：现实的异化表达为观念层面的异化，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矛盾上升为其理论形态的矛盾。现实生活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与私有财产的异化关系，经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工作，系统地表达为劳动价值论与私有财产前提的悖谬性理论结合。

应当说明的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未能科学地认识劳动价值论与私有财产论间矛盾的实质，他只能基于人本主义价值悬设对劳动价值论展开抽象道德批判，谈论“人本身”与私有财产的外部对立，以及人本身的自我异化。但是，这种不成熟观点中恰恰蕴含着后来的成熟观点的胚芽。劳动价值论与私有财产论的表面上的矛盾，其实正是《资本论》中价值规律与价值增殖规律的表面矛盾（突出表现为“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的一个不成熟的原型。马克思最终认识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各种理论悖谬与错误并非纯粹的主观臆想，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及其表象形式的一种观念表现。

青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最初否定并没有表面上看来那么简单易懂。学界主流观点主要关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第一种否定形式（理论与现实的冲突，现实对理论的证伪），而对第二种否定形式（理论的内在矛盾分析）则很少关注。然而，恰恰是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分析，却蕴含着成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初生长点。因此，重新理解青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所包含的耐人寻味的深意，对于进一步研究《手稿》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意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笔记本Ⅱ：缺页内容及缺页原由？

笔记本Ⅱ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难题是缺页问题，即缺页的数量、内容与原因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讨论，有些已经达成共识，有些仍存在争议。造成这些争论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手稿残缺情况相当复杂。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对每页笔记都做了编码，然而根据《手稿》的刊出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各笔记均存在或多或少的页码不连贯情况，或缺页、或空白，其中缺页最多的是笔记本Ⅱ，仅存XL页至XLIII页（40页至43页，被编者命名为“私有财产的关系”），这也构成学界对《手稿》相关内容存有诸多争论的重要原因。至于笔记本Ⅱ究竟缺失了多少页、缺失了哪些内容以及该笔记本与笔记本Ⅰ、笔记本Ⅲ、《穆勒评注》有何关系，学界存在各种不同认识。

第一，关于笔记本Ⅱ的缺页数量。MEGA2编者曾就笔记本Ⅱ的缺页情况提出两种假定。其一认为，笔记本Ⅱ单独编码，即从第一页开始，除仅存的部分外笔记的I—XXXIX页（1—39页）全部遗失。其二认为，笔记本Ⅱ与笔记本Ⅰ是连贯的，笔记本Ⅰ的页码是从I页（1页）至XXVII页（27页），而笔记本Ⅱ存有的页码从XL页（40页）开始，所以笔记本Ⅱ缺失的页码应该是XXVIII页（28页）至XXXIX页（39页）。目前，包括MEGA2编者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支持第一种假定。其论据是，笔记本Ⅰ最后一页即第XXVII页（27页）页上只有四行字，后面几页均为空白，如果两个笔记本是个连贯的，马克思完全可以在笔记本Ⅰ上接着书写笔记本Ⅱ的内容。马克思没有继续书写笔记本Ⅰ，是因为他用笔记本Ⅱ来修正自己在笔记本Ⅰ中的摘录。这样，笔记本Ⅱ从I至XXXIX页（1—39页）已经修改、覆盖并超出了笔记本Ⅰ的内容。(170)也有学者认可第二种假定，认为《手稿》的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Ⅱ是连续编排的，因此缺失页数较少。他们认为，《手稿》的笔记本Ⅰ与笔记本Ⅱ实际上是同一个手稿的不相连接的两个片断，前者是开头部分，后者则是处于较后的部分罢了。(171)此外，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员尤尔根·罗扬（Jürgen Rojahn）还就该笔记的缺页状况提出第三种看法。他认为笔记本Ⅱ是《穆勒评注》的延续，而《穆勒评注》结束于第XXXIII页（33页），而笔记本Ⅱ从XL页（40页）开始，因此笔记本Ⅱ缺失的内容并不多即从XXXIV页（34页）至XXXIX页（39页）。(172)

第二，关于笔记本Ⅱ缺页部分的内容。国内外学者根据自身对《手稿》及马克思早期文本的不同理解，在笔记本Ⅱ的缺页内容上提出了下列不同看法。

大多数学者都肯定笔记本Ⅱ的缺页部分所谈论的仍然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问题，尤其是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MEGA2编者通过分析笔记本Ⅲ的内容并考证Ⅱ、Ⅲ两个笔记本之间的内部关系，认为笔记本Ⅱ残缺的部分应当是对劳动与资本之间对立的分析。(173)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李鹏程也提出了相似的判断，即认为该笔记的缺页部分是在考察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他根据笔记本Ⅱ及笔记本Ⅲ的“补入”部分断定笔记本Ⅱ仍然在探讨政治经济学中尚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但并非简单地套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批判资本，而是分析自我异化及其扬弃，换言之，遗失部分是要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174)后来，安启念等国内学者均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应该通过《序言》内容来判断笔记本Ⅱ的内容，《手稿》本身就是一部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论述共产主义及相关问题的著作，因此他认为笔记本Ⅱ与笔记本Ⅰ一样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批判，具体来说是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这两个范畴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重要的经济现象。通过对笔记本Ⅱ及笔记本Ⅲ相关内容的分析，他进一步指出，笔记本Ⅱ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私有财产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关于私有财产及异化劳动的起源的研究分析。(175)然而，还有少数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笔记本Ⅱ的重点不在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而在于政治批判。这些学者根据同一阶段马克思的其他文本，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固然是笔记本Ⅱ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内容是政治批判。(176)

第三，关于笔记本Ⅱ与笔记本Ⅰ和Ⅲ、《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一方以东德女学者陶伯特（Inge Taubert）为首的MEGA2编委为代表，他们坚持认为马克思在做完笔记本Ⅱ、Ⅲ之后才写作了“穆勒评注”，因而不太重视笔记本Ⅰ与笔记本Ⅱ、Ⅲ之间的思想差距。陶伯特承认，笔记本Ⅰ与笔记本Ⅱ、Ⅲ之间马克思的经济学水平存在飞跃，但坚称笔记本Ⅱ、Ⅲ中找不到马克思利用李嘉图和穆勒思想的痕迹。她认为在马克思对李嘉图与穆勒文本的摘录笔记中谈到了一些《手稿》本身没有涉及的问题，它们应该是对《手稿》的补充与延续，因此马克思是在写完《手稿》后才做的“穆勒评注”。另一方以苏联学者拉宾（Nikolai I.Lapin）与日本学者中川弘和山中隆次等为代表，则强调笔记本Ⅱ、Ⅲ与笔记本Ⅰ之间存在明显的思想水平上的差距，并据此认为“穆勒评注”应写在笔记本Ⅰ与笔记本Ⅱ、Ⅲ之间。具体来说，马克思对李嘉图和穆勒所做摘录的内容没有出现在笔记本Ⅰ，但却被广泛用在了笔记本Ⅱ、Ⅲ当中。关键之处在于，笔记本Ⅰ与笔记本Ⅱ、Ⅲ中体现了马克思不同的经济学认识水平，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受到了李嘉图和穆勒思想的影响。据此，他们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阶段说”：“马克思从1843年底到1844年8月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始接触经济学著作，到写完第一手稿；第二阶段从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录（第四和第五册摘录笔记）到写完第三手稿。”(177)许多学者都在不同场合肯定了后一种观点。例如尤尔根·罗扬就认为笔记本Ⅱ是“穆勒评注”的延续，从而肯定了拉宾等人的观点。国内学者韩立新、鲁路等人也采取同样的看法，认为马克思1844年进行的经济学研究存在两个阶段，写作笔记本Ⅰ时马克思主要受斯密和萨伊的影响，笔记本Ⅱ、Ⅲ则明显带有李嘉图和穆勒的印迹。(17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手稿》缺页原因的探讨。国内外学者都承认《手稿》存在缺页，但很少有人对缺页原因做出分析或猜测。这是因为，由于马克思手稿在其生前生后的不断易手流转、保存条件变化不定以及虫鼠啃啮等原因，手稿残缺或遗失的现象在青年马克思作品中并不少见（例如发生缺页的重要著作就有“博士论文”、《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再加上《手稿》并非马克思业已完成的著作，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笔记本Ⅱ的缺页属于保存不当而导致的非故意地“遗失”或“破损”，而非人为故意的“废弃”。

然而，国内有学者发表文章，基于卢卡奇的有关文献对缺页原因做出大胆猜测，提出苏联当局“人为废弃”的说法。该文依据当年参与该手稿初次出版、编辑工作的卢卡奇留下的材料和种种“历史怪象”对手稿残缺原因进行初步探讨，并认为，《手稿》原本应该是完整的，只是由于苏联当局认为该手稿的内容对苏联意识形态会产生重大冲击，因此便对其中可能会威胁苏联思想统一的部分做了整体性摘除，这才导致现今所见的《手稿》的大量缺失。(179)这一“人为废弃”论的主要依据有两个。在下文中，我们分别对其进行辨析。

“人为废弃”论的第一个依据是，该文作者对于笔记本Ⅱ缺失内容的分析。根据笔记本Ⅱ上下文的分析，该文认为，《手稿》缺失的部分内容应该谈论的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实现条件的分析。(180)然而，这一猜想论据的提出，却是建立在作者对原始手稿情况几乎没有考察，偏离手稿的主题和主线以及不了解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具体说来，第一，该文全篇没有引用或提及原始手稿及其原文刊布版本（MEGA1或MEGA2），这说明作者可能并不了解原始手稿或原文刊布版本的情况。事实上，MEGA1所刊布的《手稿》是由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写的一系列笔记性手稿（称为“巴黎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或手稿编辑而成。如果真如该文所说缺页部分是苏联当局“人为废弃”的话，那么就必然遭遇这样一个难题：苏联当局为什么（如该文所猜测的）要费尽周折专门摧毁手稿（笔记本Ⅱ）的一大部分而保留并发表剩余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为了彻底掩人耳目而把笔记本Ⅱ整个废弃掉？第二，该文对《手稿》相关内容存在着“过度诠释”。该文认为，缺页部分谈论落后国家是否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因而招致斯大林当局删除。这样的论断，缺乏文献学和文本学方面的根据，与笔记本Ⅱ现存部分的讨论主题即私有财产问题明显冲突，也偏离了《手稿》三个笔记本以西欧政治经济学为批判对象、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私有财产及其扬弃为核心线索的写作思路。第三，该文的研究基础比较薄弱，对国内外学界丰富而扎实的文献学、文本学研究成果缺乏了解，对国内外学界的主导观点即笔记本Ⅱ的主题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也几乎没有回应。

“人为废弃”论的第二个依据是，该文作者对于少数非直接文献的猜测性解读。该文关于《手稿》缺页内容和原由的猜想，还建立在作者对卢卡奇等少数作者极其有限的、非直接文献的“过度诠释”的基础上。这里的“非直接文献”是指，该文所引卢卡奇文献中并未明确地、直接地谈论笔记本Ⅱ的缺页内容和原因，而是笼统谈及《资本论》的原稿及整个准备手稿群出版不全：“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而写的那些准备性著作以及《资本论》的原稿至今仍出版得残缺不全和寥寥无几，这是斯大林时期造成的损失”(181)。很显然，“《资本论》原稿及准备性手稿群出版得残缺不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本是完整的，被人为废弃一些部分”，这两个判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完全不能等同。如果硬要等同起来，那就是断章取义、过度诠释。而这里所谓“过度诠释”是指，仅仅根据非直接文献的只言片语就主观猜测出作者本人既没有明确表达甚至也没有暗示出来的意思，其实就是用该文所预设的论断（苏联当局“人为废弃论”）来加工、编织和演绎这些非直接文献中的语句。而且，该文标题使用了“猜想”一词，而且文章充满了大量“可能”一词就说明了作者的观点和论证带有十分浓重的主观色彩，并且明显缺乏文献依据。该文的相关引文、阐发和论证，不能证明是苏联当局有意毁掉了手稿缺页部分这一论点，甚至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猜想”，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三、笔记本Ⅲ：批判黑格尔为何“必要”？

笔记本Ⅲ中包含一个非常特殊的片断，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哲学的批判”，这是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同时写成的。鉴于马克思在“序言”中曾提到要把这一片断作为该书的最后一章，于是这一片断就被MEGA1编者放到了《手稿》的最后。(182)“序言”明确表示，“我认为，本著作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183)那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于整部《手稿》为什么“完全必要”？从经济学专业视角来看，这最后一章思辨而玄虚的阐释对于整部手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难道不是画蛇添足吗？也许可以解释为，其用意在于清算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方法论。这样的解释固然有其正确性，但却缺乏具体的、内在的思想史分析。马克思在《序言》中只是点出了进行黑格尔批判的必要性，但却没有具体阐明这一“必要性”，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这“最后一章”纯哲学式的理论批判文本放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部《手稿》的结尾部分？深究起来，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黑格尔哲学批判之间有着怎样的深层联系？更进一步地，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哲学与英法政治经济学之间具有何种深层联系？要充分理解这一问题，就需要对1844年前后的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一番考察。

首先，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批判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前提：一是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视做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凸显了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二是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解剖市民社会的科学工具。正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性阐释，马克思发现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通过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深入剖解市民社会，最终得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仅仅是马克思的被动接受，而是他自觉主动地化用改造黑格尔思想资源的结果。批判地阐发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关键环节，基于此，马克思才从宗教和哲学批判，转向政治国家批判，并走向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资本论》的真正发端。因而，不考察马克思早期思想特别是他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哲学的批判，就无法理解《资本论》以致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根源。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明确聚焦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并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工具来解剖市民社会，这也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前提。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黑格尔较早地把握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代分离，其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关键课题便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的问题。黑格尔早在青年时代（耶拿时期）就倾心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以期透视市民社会的矛盾与规律。而晚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一书则是他的市民社会研究的理论结晶。该书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标志特征与进步成果之一：“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184)然而，分化同时也包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分裂对抗，后者必须在国家的层面上才能得到调和。与此相应地，黑格尔明确地将政治经济学视做市民社会的科学，认为它发现了经济领域杂多现象之中的理性必然性即规律，填补了“伦理”中从“家庭”到“国家”的过渡环节。因此，他便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的理论成果吸收到其哲学体系（法哲学）内部。很明显，青年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发展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些基本前提，他对黑格尔所发现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这一现代特征极为重视，并认为，“国家本身的抽象只是现代才有，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也只是现代才有。政治国家的抽象是现代的产物”。(185)而在批判性解读《法哲学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批评黑格尔颠倒了主语（市民社会）和谓语（国家），而现实状况则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国家非但不能调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反倒被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及利益冲突所支配。市民社会（世俗基础）的分裂不断上升为即国家、宗教（神圣王国）的分裂。现代社会呈现出政治与经济的领域分化、经济主导政治等新趋势。只有同时超越市民社会以及与之对立的国家，才能建构新社会。

通过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从副本批判推进到原本批判，推进到现代社会的“内核”：作为私人经济领域的市民社会。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黑格尔较早地从经济视角理解市民社会，将其看做私人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即私人劳动以市场交换为中介而满足私人需要的领域。但是，他并没有将市民社会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内核，而是把作为伦理实体的“现代国家”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最终归宿。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进行了“再颠倒”，将市民社会看做国家的基础和前提，从而一举突破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推进到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不久写作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典型地反映了青年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演进逻辑。此文的谋篇布局已经清晰地展示出马克思所理解的现代社会结构。关于犹太人问题，布鲁诺·鲍威尔直观地认为问题根源在于宗教异化和对抗，犹太人从宗教中解放，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即政治解放）便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而马克思则从现象透视本质，从环节揭示整体，将犹太人问题置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予以深究。该文第一部分从宗教问题追溯其根源——政治解放（即国家与宗教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指出犹太人问题不是纯粹的宗教神学问题，而是政治解放的问题；政治解放有其限度，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二重性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共同体与个人的世俗分裂，政治国家沦为市民社会的“工具”，市民社会反过来支配政治国家；因而宗教问题的出路并不在于单纯扬弃宗教异化、实现政治解放，而在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即扬弃国家与市民社会，超越二者的对抗分裂。第二部分则从政治解放及其界限追溯其根基即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与经济异化，并指出，市民社会的原则是“犹太精神”即私有财产与营利冲动统治下的经济异化和市民利己主义，人的解放就是要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要言之，该文从宗教问题进入国家领域的政治问题，再从国家政治问题推进到市民社会的经济问题，由浅入深，不断深挖，逐层展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结构。

其次，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批判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内在的批判视角：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基于私有财产的劳动以市场交换为中介而满足个人需要的机制，将市民社会的骨架理解为劳动、私有财产和需要三者间的关系。在《手稿》中，正是借助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性解读，马克思抓住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即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对抗性矛盾，并将异化劳动提升到实践活动的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从而尝试把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孕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

青年马克思进入市民社会领域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第一个关节点便是异化劳动问题，异化劳动批判也就构成了《手稿》主要理论线索。《手稿》（逻辑编排版）的文本结构，呈现了此时马克思透视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整体思路：先揭示现代劳动的异化性质，而后探究扬弃异化的现实路径，最后提升为“劳动—实践”的历史辩证法。“序言”表明了从多个领域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性问题意识。“笔记本Ⅰ”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工资、利润和地租切入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揭示出雇佣劳动的异化性质，并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视做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矛盾而加以批判。“笔记本Ⅱ”涉及“私有财产的关系”，探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及其起源问题。“笔记本Ⅲ”重点探讨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扬弃即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的生成运动。最后，通过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展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把针对异化劳动这一特殊劳动形式的批判，提升到整个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辩证法高度。黑格尔的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历史辩证法终究被马克思扬弃，而其中萌生着的“劳动—实践”即人的自我生产的历史辩证法得以确立。这便是以劳动辩证法为核心线索的人类历史发展三段论：未异化的社会形式——异化的社会形式——扬弃异化的社会形式。

通过创造性阐发《精神现象学》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精神—自我意识”辩证法转换到“劳动—实践”辩证法，从而将异化劳动批判理论提升到实践的历史观的高度，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理解为历史性的过渡环节。首先，马克思称赞黑格尔将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生成过程的观点，并将其发展为人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自我创造的历史性观点。(186)这一历史观点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中的劳动特殊形式，提升到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劳动一般”、“实践一般”的普遍性高度，从而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地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基点。其次，马克思置换了被黑格尔视做历史过程之主体的“精神”及其“自我意识”，代之以劳动实践活动为根基的新型历史主体范畴（感性的、对象性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人）。通过批判《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章，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命题“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抹杀了主体与客体的本体论差别，从而虚化了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物质存在，因而也就将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劳动）抽象为纯粹精神的活动即自我意识。由此，马克思重新肯定了劳动实践活动对于自我意识的生存论根基地位，建立了以劳动实践活动和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为核心范畴的新型历史观。(187)再次，在提出劳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提出了以异化劳动及其扬弃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即“原初未异化——异化、分裂——扬弃异化、自我复归”的三段式发展结构。《精神现象学》（特别是第六章“精神”至第八章“绝对知识”）中包含着一个深刻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人与自然、个人与共同体的原初统一在现代启蒙中发生分化、异化，并为更高的统一与和解（即黑格尔的哲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深谙这一历史辩证法的结构，并以劳动实践活动为核心线索，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辩证法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初统一（未分化）——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分裂（异化）——未来的更高的统一（社会主义）。其中，第二个环节的异化分裂构成了原初统一及其在更高层次上复归的中介和基础，其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种历史中介性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自我否定趋势即劳动的异化形式中所蕴含的自我生成、自我解放的潜能。最后，随着从精神辩证法向劳动辩证法的这一转换，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目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的自我表现、自我认识构成了历史的目的，而是人的社会性潜能在社会总体中的发展和实现构成了历史的客观的、内在的目的。由此，全面异化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构成了这一历史目的得以实现的一个必然的中介环节，而这一异化的根源在马克思思想的后续发展中被追溯到资本统治。由此，《手稿》就成为了走向《资本论》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极为关键的思想路标。

结语：重建“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视野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内核即市民社会的批判思路是不断深化发展的：从私有财产到异化劳动再到资本统治。对资产阶级社会根本矛盾的探究聚焦于市民社会领域，但不能止步于异化批判，而是必须追问异化（即劳动与私有财产、劳动与所有权间的分裂对抗）的深刻根源：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资本统治。在资本统治的现代社会，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就表现为资本的产物与表象。

资本主义批判的思路演进也带动了马克思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要在现代境遇中实现哲学革命，就必须从天堂下降到尘世，关注尘世生活中的矛盾，必须紧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核即市民社会问题，从探究宗教、国家问题的哲学批判深化为直面市民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发展了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理解，并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更为内在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革命，创建了一种新形态的哲学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这一融合，并不是缺乏思想传统的随意臆造，而恰恰是人类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论结晶；而马克思发展起来的这种整全性视野，恰恰构成了透视现代社会问题的关键门径。与其说《手稿》是哲学与经济学的“相遇”，不如说是二者的“重逢”，甚至是西方古典思想的整全性视野的“再生”。在西方最早的经济思想家如色诺芬、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不存在独立于哲学和政治学的经济学，而经济学与哲学的明确分化则是现代学科建制不断区分思辨哲学与实证科学的结果。从词源学上看，“经济（英文econ‐omy）”一词源自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ι＇α，意指家政管理，即治理家庭财产的方法、实践智慧。(188)家政从属于政治伦理与实践理性，是哲学或伦理学的一部分，服务于人的德性潜能在社会制度中的实现这一核心问题。而这一整全性视野却被强调科学独立于哲学、经济学，独立于伦理学的现代学术传统系统地取代了。整体性的问题即“人在现代社会境遇中如何发展自己的潜能”，被分割为两类专业领域：一类是主观性的价值规范问题，属于研究个人道德选择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领域；另一类是客观性的事实规律问题，划归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这种学科专业分化固然有其进步性与合理性，然而却系统地遮蔽了整体性的人类发展问题。只有批判地继承古典的整全性视野，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重新结合起来，才能够统观现代社会的整体轮廓、透视其内部结构，进而探究现代性境遇中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具有深厚的古典学养，能够纵横古今之间兼具古典与现代视野，力图以新的方式去重新整合“哲学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从而继承、发展了古典的整全性视野。这赋予他超越于同时代思想家的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视野，从这个视野出发便可以透视现代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要言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革命。具体来看，就是从青年时期（《手稿》）立足人本伦理学批判经济异化，追问“人的社会性潜能应当实现，但事实上没有实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问题”，深化发展为成熟时期（《资本论》及其手稿）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探求“人的社会性潜能如何在政治经济现实中全面发展”这一更为具体、更为历史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问题”。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并非如阿尔都塞所说有一个认知范式的“断裂”，而是同一种“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视野不断成长、日渐成熟的连续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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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参见MEGA2，I／2，第37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参见MEGA2，I／2，第37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参见MEGA2，I／2，第37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6)参见Tom Rockmore：Marx After Marxism，BLACKWELLPUBLISHERS，2002，第2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参见MEGA2，I／2，第372、373页。

(8)MEGA2，I／2，第235页。

(9)MEGA2，I／2，第239页。

(10)MEGA2，I／2，第242页。

(11)MEGA2，I／2，第241—24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参见MEGA2，I／2，第36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参见MEGA2，I／2，第37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参见MEGA2，I／2，第434—435页。

(15)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项目编号：09MZD001］的阶段性成果。

(16)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20)姜海波：《私有财产的起源与外化劳动——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21)韩立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究竟是不是循环论证？》，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31)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Band2，Berlin：Dietz Verlag，1982，S.236．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39)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Band2，Berlin：Dietz Verlag，1982，S.242．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41)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Band2，Berlin：Dietz Verlag，1982，S.242．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0页。

(48)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Band2，Berlin：Dietz Verlag，1982，S.243．

(49)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Band2，Berlin：Dietz Verlag，1982，S.244．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55)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Band2，Berlin：Dietz Verlag，1982，S.244．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62)对此的详细阐释，请参阅王峰明：《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

(63)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0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9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7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428页。

(73)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7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7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7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9页。

(7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7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7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0页。

(80)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39页。

(8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82)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55页。

(8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8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8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8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8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8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8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9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9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9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9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9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9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9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9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9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9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0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10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0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103)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讲师。

(1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在第97条附注中把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以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作为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笔者以为有失偏颇。首先马克思本人在原文中并未点名批评卢梭，其次卢梭在《忏悔录》中明确表示自己提出的“原始状态”不是向贫穷的倒退，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1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311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1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332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1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1995年版，第264页。

(119)北京工业大学实验学院副教授。

(120)参阅聂锦芳：《清理与超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页。

(121)参阅聂锦芳：《“巴黎手稿”笔记本Ⅱ内容探佚》，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58页。

(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1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267页。

(1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1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1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1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1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1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1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1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135)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

(136)笔者赞同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即《穆勒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三个笔记本）合称为《巴黎手稿》，以区别于马克思以摘抄同时代及之前经济学家著作为主要内容的“巴黎笔记”。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聂锦芳：《关于重新研究“巴黎手稿”的一个路线图》，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期。

(137)参见赵仲明：《“第三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东京）”综述》，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4期。

(138)张一兵：《学术文本词频统计：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视角》，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

(139)类似的，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文献学研究的成果改变既往思想研究成果的例子非常之多，学者们并不忌讳用最新的文献学研究成果来修正自己的既有思想。譬如说，杜维明教授曾指出，1993年10月出土的郭店楚简使得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140)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章第一节；张一兵、姚顺良：《法权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析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载《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41)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142)转引自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143)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144)唐正东：《“消费社会”的解读路径：马克思的视角及其意义》，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

(145)鲁克俭：《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146)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括号内的数字为该引文在书中的页码，为简略起见，下同。

(1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1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1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1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15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1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15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15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51页。

(1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1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3页。

(159)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60)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

(161)“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学界指称英法政治经济学的习惯说法。按照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历史的分析，他所说的“国民经济学”涵盖英法政治经济学从斯密到李嘉图的传统，向前涉及重农学派，向后延伸至穆勒。因此这一概念可以约略等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162)参见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163)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170、220页。

(1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1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166)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6—49页。

(167)参见张一兵、周嘉昕：《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科学批判构架的历史生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1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290页。

(1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170)参见MEGA2（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erlin：Dietz，1982.）I／2，S.697；鲁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次文本编排的不同特点分析》，载《求是学刊》2012年第4期，第20页。

(171)参见李鹏程：《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结构》，载《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3期。

(172)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173)参见鲁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次文本编排的不同特点分析》，载《求是学刊》2012年第4期。

(174)参见李鹏程：《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结构》，载《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3期。

(175)参见安启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基本内容及全书文本结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176)参见李建平：《关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文本的研究》，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177)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178)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鲁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次文本编排的不同特点分析》，载《求是学刊》2012年第4期。

(179)参见罗雄飞：《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缺页问题猜想》，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期。

(180)参见罗雄飞：《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缺页问题猜想》，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期。

(181)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0页；参见罗雄飞：《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缺页问题猜想》，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期，第88页。

(182)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1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18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1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18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0页。

(18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338页。

(188)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