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的脉络层次及其划分

早在30年前，西方的未来学家们就极富预见性地指出，当人类迈进21世纪的时候，一个以知识创造和信息分配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即将来临。这一社会的出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生活结构以及人的生存方式的重大变革，随后休闲将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一预见不但已经成为现实，而且现实比预期发展要快得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休闲研究在以下三个层面的探索中逐步走向深入：其一是关注休闲主体，即关注人的价值取向以及“成为人”的状态，探究完成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任务后的存在空间，这个层面主要依靠哲学的解释；其二是关注休闲客体，即为满足人的休闲需求而派生的产品、产业、市场、知识、观念、情感表达、社会服务等，这个层面主要依靠经济的解释；其三是关注社会制度（建制、政策）的变迁，即政府的政策、服务意识、管理手段，这个层面主要依靠社会学的解释。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class="calibre9">^[1]从这三个层面上来考虑，休闲很难单纯地从时间、活动、态度或制度等单一维度或孤立片面的标准进行细分，只有把所有因素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性、全面的划分标准，才能真正反映休闲这一新的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内涵。

基于前文给出的休闲的基本概念，即“休闲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或外界环境约束下对闲暇时间的自由支配和有效利用，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人们普遍存在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态度”，本书紧密结合“主体+客体+制度”三个层面，全面考虑“时间+活动+状态+制度”四大维度，以人类生活的时间为起点对休闲进行划分，以便透析休闲的内涵、理清休闲的脉络。休闲的脉络及其划分如图1-1所示。

图1-1 休闲的脉络层次及其划分

一、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

关注休闲主体，即关注人的价值取向以及“成为人”的状态，探析个人和社会发展任务后的存在空间，并从时间角度考察休闲，不仅有利于识别个人如何将其每天的时间在特定的生存、劳动、工作和休闲之间进行划分和安排，而且可以将休闲时间进行量化，并识别其发生的准确时间点和特定社会中时间安排的发展趋势，从而为休闲供应及其相关规划和预测提供信息。此外，这种方式还可以用于历时比较、职业比较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因此，我们对休闲的脉络层次的分析和对休闲的划分不仅关注休闲主体，而且也将从时间角度进行考察。

在主张休闲的时间定义的学者中，布莱特比尔认为休闲是去掉生理必须时间和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时间之后，自己可以判断和选择的自由支配时间^[2]。这里，我们沿袭布莱特比尔的说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力求划分更合理、更清晰。一个人的时间可以分为生理必需时间、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三部分（见图1-2），其中生理必需时间是指用于吃、喝、拉、撒、睡等基本生理活动以恢复人的体力所耗费的时间，而劳动时间包括工作时间和用于做饭、洗衣、清洁等处理生活杂务所耗费的生活必需时间，这往往大部分要服从社会的相关规定，并且一般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除此之外的时间即为闲暇时间。闲暇时间是休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工作时间相对，又不同于生理必须时间和生活必须时间。闲暇时间特指人们在生理必需和生活必需两个必需时间支出的双重约束下，履行社会职责之后，能够由个人自由选择和自主支配的时间。休息与休闲的关系如图1-3所示。

图1-2 一个人的时间构成

图1-3 休息与休闲关系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最终催生了《休闲宪章》，指出最基本的人权是自由权和平等权，而这也是闲暇研究的关键所在。闲暇时间是休闲存在的一种“物质载体”，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才具备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曾经说过：“闲暇时间为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自我所需要的时间提供了保障，其中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与之相适应给所有人腾出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3]从某种意义上讲，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近现代大工业社会的崛起，使闲暇时间增多成为必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于光远在《论普遍休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进步是并行发展的。”在人类历史上，社会每前进一步，闲暇时间就会延长一次。在原始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为18岁，闲暇水平仅为16.6%；在近代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为65岁，闲暇水平为38.6%；在现代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为85岁，闲暇水平达60.0%；而在未来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假如达到120岁，闲暇水平将会超过80%（见表1-2）。

表1-2 不同社会条件下闲暇的历史变迁

一般来说，工作是运用技能去组织、控制外在及内在环境，以期能以最迅速有效的方法达成心中渴望的目标，有时候工作被认为是生存的一种手段以及不同程度的愉快的来源。在某种意义上，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拥有一份工作的意义可能超过个人物质的需求，同时必须满足各种心理以及社会需求，诸如纪律、身份认同及价值、协调性等情感认知。并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工作是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依据，因为职业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直接反应。若仅仅从收入角度来看，存在一种“闲暇悖论”，即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随着工资率的增加，工作时间不断增加；但当工资水平上升至一定高度之后，随着工资率的增加，工作时间有可能不增反减。在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这种现象仍然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与一般商品一样，工资率的变化在闲暇消费上的影响可以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而随着工资率的逐步增加，收入效应的绝对值总有机会超过替代效应。

彼得•德鲁克等人认为，在自由时间里，只要事业取得成功，人们就可以考虑满足非经济方面的需求。主要发达国家1870—1987年有效工作时间对比（见表1-3，图1-4）也表明，随着工资的稳步增长和工作时间的不断缩减，人们会将财富积累的更大比例用于创造闲暇。

表1-3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870—1987年有效工作时间对比^[9]

图1-4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870—1987年有效工作时间对比趋势

二、休息与休闲

休闲如同其他任何社会活动一样，是在具体环境中构造出来的，具有多层次和多样性，存在许多或然因素，因而很难总结出一种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休闲概念。关注休闲主体，并从活动角度和态度角度加以考察，杜马哲迪尔在分析和比较众多学者对休闲的定义时，指出休闲是人们从工作、家庭、社会的义务中摆脱出来，自发性地参与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力的任何社会活动的总称，而活动本身在休闲的决定因素中有重要的作用，休闲是居于补偿活动、家务活动、社会宗教活动之上的自我实现的范畴。^[10]威尔逊把休闲看作活动与机会要素的结合体，认为休闲是实现工作、家庭、社会及其他义务以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的活动，可以提供自我实现、精神重生、提高知识、开发技术、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11]

借鉴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尽管“闲暇”是非劳动时间，但并非所有的“闲暇”都可以称为“休闲”，“休闲”是对非劳动时间即“闲暇”的自觉支配和使用，是为了追求个人生活质量而自由选择的活动。机械、单调地度过闲暇时间，仅仅是获得片刻喘息之机，为的是活络筋骨、放松肌肉、消除疲乏，以利于继续繁重而紧张的工作，还算不上真正的“休闲”，只能称为“休息”。柏拉图说：“诸神怜悯生来就劳累的人们，因而恩赐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诗神、太阳神相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正直。”可见，休息并非一种活动，而正好相反，是相对减少活动，包括行动上的活动和思考等心理活动，是在安静的环境里保持和控制情绪以调整神经、解除紧张压力的一种方式，是在各种活动发生过程中暂时停止下来恢复体力的静态过程。

相比较而言，只有那种在度过闲暇时间的过程中拥有一份“闲情”，不仅因此而获得心理的愉悦，还能够使埋藏在心底的欲望得到释放，使长期积压的痛苦和焦躁情绪得到消解，而且是保持一种生命意义追求的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因此，作为休闲的最基础层次，休息意味着放慢生活节奏，而休闲不仅蕴含休闲放松的功能，而且包括娱乐与个体发展的效用，如休养生息、自我娱乐、增加知识和技能、主动参与社团活动等。简而言之，尽管“休闲”和“休息”都包含于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中，但“休息”不等同于“休闲”，“休息”是一种被动的身心调节，而“休闲”则是一种主动的自由选择（见表1-4）。

表1-4 休闲与休息的区别与联系

三、个人休闲与社会休闲

随着近现代以来工业的高度发展，人类不仅以更快的速度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在追求物质生活充分发展的同时，人类的全面丰富性也遭遇空前的压抑，从而使精神陷入极大的贫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被异化了”，尼采哀叹“人死了”，弗罗姆直陈我们正在“逃避自由”，贝尔悲楚地呐喊“我是谁”……正是由于闲暇时间的增加和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全面反思，休闲才开始进入人类社会。

关注休闲客体，并从社会制度角度加以考察，不仅能够考虑到满足人的休闲需求而派生的产品、产业、市场、知识、观念等多重因素，并且可以充分揭示当政府的政策、服务意识、管理手段等外在环境不同时，社会活动与价值观之间的联系。休闲客体和制度因素制约着人们的选择空间。譬如有些人认为购物是一种休闲活动，因为物质的相对富裕使我们打破了只能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限制，但也有人认为我们的休闲购物是由生活需要和广告导向所决定的。人类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有选择的自由，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和制度而活动。当个人置身于其中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的自由，或者其自由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休闲学和社会学极其重要的研究方向。

休闲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方式，可以被用来体验、娱乐和消费，而人们在通过休闲获得心理满足，追求并实现某种生命意义的同时，要不要借助社会相关设施或接受社会的有关服务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取决于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伴随的产品、产业、市场的丰裕程度，以及人们自身的知识和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府所实施的休闲产业政策、服务意识、管理手段，以及休闲企业等相关部门提供休闲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以此为划分标准，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休闲划分为“个人休闲”和“社会休闲”。个人休闲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内，不需要直接借助社会相关设施或接受社会的有关服务而进行的自娱自乐活动，如在家里看电视、看报纸、上网或亲朋聚会等，都属于个人休闲的范畴，而社会休闲则是指消费者需要直接利用社会所修建的相关设施或接受有关社会服务而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如人文景点旅游、城市广场散步、参观博物馆或健身房锻炼等，均属于社会休闲的范畴，是一种通过社会活动实现的休闲。

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休闲可以划分为个人休闲和社会休闲，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休闲是个体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无论是个人休闲，还是社会休闲，即使休闲对于个体来说没有直接的物质功利性目的，但对于社会来说则是有功能的。这些功能是休闲的派生价值，是副产品。每个个体的闲暇和休闲是以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蕴藏着丰富而巨大的社会能量，这些能量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对于个体幸福与社会和谐十分重要。

四、公共休闲与商业休闲

休闲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承担着社会整合的功能。社会休闲作为建立与发展亲密关系的社会空间，对于社会资本的建立更加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高存量的社会资本对于提高社会凝聚力、防止社会分裂、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与社会休闲相关的休闲娱乐设施和场所的提供者是谁呢？当然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企业，甚至可以是私人。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进一步将社会休闲划分为“公共休闲”和“商业休闲”。

公共休闲是政府及其行政管理职能部门为了满足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员的休闲需求，通过财政支持、规划引导和标准推广等措施，利用和组织公共资源为人们提供有效的休闲供给，也可以看作是休闲者在社会上享受由政府和各社会团体投资兴建的公共福利设施及其提供的免费服务。由于公共休闲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它具有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从政府供给视角看，公共休闲服务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包括公共休闲空间、公共休闲设施、公共休闲产品和项目等方面。城市居民在面临学习、生活与工作压力时，总是渴望在拥挤的城市中能找到一片休闲空间来减轻压力和放松身心，或锻炼身体，或聊天闲谈，或携家散步，或驻足观赏。如城市广场、公共绿地、观景回廊、凉亭等，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和缓解压力的重要场所，而休闲空间中的坐具、秋千、栏杆，景区非交通专用的专供休憩散步的小径，景区音箱、灯具、导游等揭示牌……甚或公厕里面放置的仿绿色植物的塑料制品都可以算作公共休闲设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休闲的规模将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对公共休闲的提供和管理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这是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已经论证过的，即在政府的诸多管理权限中有一项就是“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和维护绝不是为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利己主义使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协调起来。而政府的职责仅限于：保护社会、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以及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等特定职能。" class="calibre9">^[12]”。

与此相对，商业休闲即消费者通过市场原则获得的休闲机会，有时候商业休闲也被称为“付费休闲”，如健身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录像厅、电子游戏室等付费的娱乐活动。城市居民的“付费”最终转变为商业休闲提供方的“收益”，这很好地体现了休闲的经济意义。一方面，商业休闲被用来消费的过程中支持有效的经济参与；另一方面，经济参与“买来”休闲，成为经济回报的一部分，正是休闲消费的“再创造性”使得休闲成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3]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古德尔所说：“是工业化社会以另一种几乎相反的方式休闲化了。由于有利于生产，休闲一直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夜生活和周末，娱乐业就会崩溃；如果没有带薪休假，旅游业就会衰落。实际上，是休闲，而不是劳动使得工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class="calibre9">^[14]

从本质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其个体性后面隐藏着社会性。休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价值不仅体现生存个体的生活目标及追求，更体现社会公众群体的价值目标及追求。因此，在各种休闲活动中，公共休闲和商业休闲构成的社会休闲活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预示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注释

[1]马慧娣：《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Charles K.Brightbill.The Challenge of Leisure.Prentice-Hall，1963，p.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8—219页。

[4]格·普·阿波斯托尔：《当代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5]格·普·阿波斯托尔：《当代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6]格·普·阿波斯托尔：《当代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7]Robert W.Fogel.Catching up with the economy.A 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1），pp.1-21.

[8]杰弗瑞·戈比：《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9]Maddision.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ic development：a long-run comparative vie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0]Joffre Dumazedier.Toward a Society of Leisure.The Free Press ，1967 ，pp.16-17.

[11]Anthony Wylson.Design for Leisure Entertainment.Butter Worth Inc.，1980，p.1.

[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在斯密的经济体系中，经济人的利己主义使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协调起来。而政府的职责仅限于：保护社会、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以及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等特定职能。

[13]马慧娣：《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4]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