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远伦理学的现代主流经济学

三、疏远伦理学的现代主流经济学

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主流经济学”。一种观点把主流经济学解释为多数经济学家采取的基本理论假定和分析方法，而非由某一流派构成。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把新古典经济学看成当前的主流。这两种解释完全可重叠在一起，因为在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分析思路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它又具体呈现于众多经济学流派之中。

把道德之维排除在主流经济学领地之外，应该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中体现经济学“不讲道德”的三个主要预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实证和规范的严格划分、价值中立（或价值免谈）。它们肯定了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坚持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本身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

经济人的自利性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是在讲坛上向学生传授经济学知识的出发点。主流经济学把该假定之来源归于斯密，后者被认为第一次通过运用“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奠定了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理念。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依据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经济学只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即以获得财富和消费财富的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此后，从杰文斯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幸福的经济人，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总是追求自身目标价值最大化的经济人，“经济人”被当作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过严格抽象的概念，表现出“效用最大化原则”为特征的经济理性主义。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这样定义经济人：“经济人的称号通常是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的。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在它的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的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这里，理性是一个手段——目的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或价值的问题。……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他们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¹⁷⁾法国经济学家勒帕日说：“‘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即‘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¹⁸⁾如此设定的“经济人”必定冷淡于道德：一则，只需追求自利最大化，而不用具备任何道德感。二则，既然只有效用、财富等才是经济行为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的任何道德因素，就不可能进入经济分析。

试图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努力成为一门“硬”科学，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把自己与伦理学对立起来的另一强大动机。穆勒最早在经济学界对“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艺术”作出划分，经济学是实证真理的汇集而非规范性原则的集合体。⁽¹⁹⁾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明确区分了两种立场：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和把它当成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弗里德曼在其名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详细界定了这种区别：实证经济学研究“是什么”的问题，它独立于任何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它的任务是提供一个概括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用来正确预测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规范经济学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研究人们应该采取哪种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如果经济的实证研究解决“什么是”、“是怎样”之类问题，是对经济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和解释，那就绝不同于带有伦理色彩的规范研究，后者处理“应该怎样”之类问题，涉及伦理和价值判断。实证命题能验证或证伪，而规范命题不能告诉人们真或伪，只具备“有无说服力”。

上述区别其实暗示了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情结，“对实证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正是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区分”。⁽²⁰⁾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科学上的分歧需要有最终答案，实证经济学可以通过经验和实证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而对规范经济学进行理性讨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涉及了就其本性来说是一种主观选择的价值判断，可争论但绝无法通过科学或诉诸事实加以解决。所以，严格区别实证和规范有利于不带偏见地研究经济现象，并解决争端。内维尔・凯恩斯说：“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讨论越是独立于伦理和现实方面的考虑，这门科学就越能尽快走出争论阶段。伦理学闯入经济学只能导致已有的争论不断扩大并无休止地延续下去。”⁽²¹⁾詹姆斯・布坎南说，“我以为这门学科的实证内容才能算是经济学，只有这种实证内容现在才值得对从事经济学本身研究的学者和从事其相邻学科研究的学者加以强调”。⁽²²⁾总之，实证研究才是“科学”的主题和经济学的“正业”。

伴随着实证经济学逐步占据支配地位，经济学界也确立了这样一种倾向：经济分析应该抛弃任何规范性内容，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不应再与伦理学有任何瓜葛。经济学的功能是观察事实，发现事实后面的真相，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实际规范。内维尔・凯恩斯说：“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它在方法上是抽象的和演绎的；在范围上是实证的（positive），而不是伦理的或应用性的（practical）。”⁽²³⁾罗宾斯同样断言，经济对象的事实性和伦理学的估价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研究领域。“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法则之间有一条明确无误的逻辑鸿沟，任何聪明才智都无法掩盖它，任何空间或时间上的并列也无法跨越它。……含有动词‘应该’的命题，在性质上不同于含有动词‘是’的命题”。⁽²⁴⁾

其实，实证和规范的二元对立是经济学中“价值中立”原则泛滥的体现。经济分析与价值无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超出自己研究领域的价值判断应保持中立，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罗宾斯曾说过，“经济学和伦理学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求助于一方来加强另一方的结论是于事无补的”。⁽²⁵⁾为此，他区别了被视为逻辑上完全是两码事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前者研究与社会政治价值观相联系的政策和建议，后者则是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剔除了经济行为研究中任何规范化的前提。面对“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布坎南坚持他们应该成为纯粹科学家，追求真理而不应受价值判断影响，“经济学家，要保持他的自尊，就应当加强下述信念：在他的学科中是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真理实体，应当将真理视作与价值判断无关”。⁽²⁶⁾

遵循这样一种逻辑的现代经济学，以分析的实证性和数理化，科学的严谨性与经验辨伪性，博得了社会科学“女王”的称号，似乎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地位。遵循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经济学家，把任何道德因素排除在经济研究视线之外，只限于纯客观描述。倘若现在还有哪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谈论道德问题和作出价值判断，那显然就有点“不务正业”，要么是偏题了，要么就不是作为经济学家而是表达了其他身份的要求。于是，在趋向纯科学目标的进程中，经济学越来越沦为一种数学和逻辑的游戏，同时也丧失了对现实生活中伦理之维的关注。

划清与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人文学科的界限，摒除古典经济学中所充斥的道德意蕴，似乎巩固了现代经济学结论在逻辑和事实描述上的有效性。然而，将自身圈入实证主义牢笼的经济学家所涉及的是一种不同于解答精密自然科学公式的任务。经济学公理背后是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等多重关系，更不用说还有必然包含伦理在内的评价性问题。当经济学家意识到并认真对待这些时，便进入了经济学的哲学和伦理思考；也只有当经济学家进行这样思考之时，经济学才真正回到了其本真，即关于人的社会科学。那些试图疏远伦理学的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封闭体系，此时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面对活生生的人的行为，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需要经济学家在逻辑运算和实证分析的同时，还要进行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伦理学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