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伦理学的古典经济学

二、联合伦理学的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被视为科学的一个分支是近代之事，直到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涌现，财富的性质、生产、交换和分配才成为独立的经济对象。研究方向的转变并非心血来潮和凭空想象，被戴上“经济学之父”王冠的斯密并非一个经济学上的“革命家”，他只不过有幸解释了已然普遍明确的事实：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兴起，经济活动日益摆脱政治和宗教的束缚，成为一个有自身规律的领域。

求富动机首先获得解放。与古代世界经济行为受宗教观和道德观的苛刻束缚不同，近代欧洲商人开始获得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所谓每个人都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努力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成为耻辱之事。德国经济伦理学专家科斯洛夫斯基把商业动机从传统宗教和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现象看成现代的特征。它预示着经济时代的到来：利润动机的日益中立化，并成为一种值得尊敬和人道的动机，以及被承认为经济的基本动力。⁽¹⁰⁾

18世纪的经济活动呈现了新特点，靠市场制度配置的生产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一场名副其实的经济革命之后，“再没有比商业更需要用哲理来阐明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作为独立的领域需要专门论述，“经济学家的时代已经到来”。⁽¹¹⁾

近代欧洲精神气质的变化，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研究经济问题的智力倾向。近代理性主义思潮对纯科学和客观性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催生了经济学转变为一门具备自身逻辑的社会科学。在古代学者那里还孤单的、零星的经济研究，到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终于“把经济现象作为一个内部互相联系的整体进行分析研究的内容——现代称之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可在其中找到有关经济政策的规范和规定——即我们理解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并到那时才开始形成一个理论体系”。⁽¹²⁾

这段话道出了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上的复杂情感，表现出两重性。古典经济学既包含了对经济行为的描述，又包括对经济政策的规定，即与社会政治价值观相联系的一整套主张。罗宾斯的“政治经济学”定义牢牢把握这一特点：“政治经济学泛指所有的有关经济科学以及经济政策理论的全部论述。……政治经济学不仅要描述经济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行或怎样运行的，而且根据作者的意见，还要研究应该让经济系统怎样运行或者应该允许它怎样运行。”⁽¹³⁾

古典经济学，一方面试图竭力摆脱伦理、宗教和习俗的干扰，为经济学谋得科学合法地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可凭纯粹经济要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分析的财富之科学。另一方面，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同时还坚持着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联系，在他们的经济思维中，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和互相联系性并不矛盾。因此，古典经济学并不那么纯粹，长期以来与政策、国家事务等牵扯在一起，表现出与研究“应当”的规范性之间的天然关系。

因而，指责“古典经济学家”只看到事物的经济方面、财富方面甚或利润方面，而从没关心别的东西，就有失公正了。恰相反，“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怀疑这样一些价值判断的正当性：这些价值判断依据的是‘哲学上的’理由，不仅适当考虑到了某一情形的经济因素，而且还适当考虑到了非经济因素……”，古典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他们关于政策的建议是从科学的，虽然不是纯粹经济的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¹⁴⁾

很长一段时期，政治经济学确实作为道德哲学的分支之一，专职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出现，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李嘉图是证券经纪人，马尔萨斯是牧师。甚至他们的志向似乎也不专于经济学，斯密自认为《道德情操论》是比《国富论》卓越得多的一部著作。伦理学也许在《国富论》中不是斯密的中心议题，但他以毕生发展了自己的道德观，并且完成《国富论》之后又回到了道德哲学领域。斯密用了自己最后几年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了改写，甚至被人认为第六版“实际上是一本新书”。

然而，随着边际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最大化行为一起构成的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大厦的建成，经济学的道德之维逐步淹没在经济学专业化、科学化、数学化和技术化浪潮中。迈入新时代的经济学，斥责古典经济学两重性的不成熟。在瓦尔拉斯看来，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并非如斯密所界定的那样——如何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并使政府获得充裕的岁入，而是全然不计成果好坏地去追求和掌握纯粹的真理。⁽¹⁵⁾罗宾斯则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它阐述了与经济系统本身运行无关的价值观念，它所涉及的某些规范性前提与假设并不属于实证科学的范畴。⁽¹⁶⁾最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初步从内涵道德和规范的学科转变为工具和科学的学科，渐渐割裂了自己与伦理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