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伦理缺失的表现及原因

二、领导伦理缺失的表现及原因

（一）领导伦理缺失的表现

领导伦理缺失的根源不在于个别领导道德品质的缺失，而在于直接影响政府治理主体的认识与行为模式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相对滞后性，导致我们党和政府中出现一系列严重的行政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管理主体的权责观念失衡与道德意识淡化

权责并重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议题中的应有之义，享有权力者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是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作为权力拥有者和行使者的领导干部首先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使权力的行使受到伦理约束，这是正确行使权力的前提。但是由于传统的官本位与权力本位观念的根深蒂固，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始终认为手中的权力就是用来管理社会、约束他人行为的。市场经济使传统的行政伦理体系受到了冲击，在作为政府治理主体的领导干部的自利性也被充分激发的情况下，传统的道德说教与计划经济体系一同崩溃，金钱的诱惑使一些官员的人生观、价值观渐渐发生变化，纪律观念、法律意识淡薄，由此造成了管理主体道德责任意识的缺失。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下，部分领导干部把市场交换原则引入权力行使运用过程中，通过对公权力的腐蚀，获取私人的不正当利益，长此以往便造成了管理主体“责任算个啥”的畸形心态。责权观念的失衡与道德意识的淡化必然导致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淡薄，裙带人情行政、拖沓超时行政、收贿索贿行政日益彰显，既严重腐蚀了公权力，也损害了政府的行政信用。

2.权力纠偏机制的失灵与权力投机行为泛滥

社会转型时期行政伦理制度的不规范、不完善必然导致权力运行制度的缺陷。由于行政权力运行中严重的责权不对等，导致对权力运行控制的疲软，责任追究功能也随之丧失。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权力运行纠偏机制的失灵主要表现在对领导干部消极行政责任追究的严重不力，常常以空洞的集体责任方式代替对个人责任的追究，或者以抽象的责任追究方式代替对具体责任的追究，行政行为的轻率与不作为大量衍生，导致在现实生活中“钻空子”、“打擦边球”、僭越法律、以权压法等行为屡禁不止。权力纠偏机制的失灵必然伴随着权力投机行为的泛滥。作为政府管理主体的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转型期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自由裁量标准模糊化的问题，在没有有效的权力运行纠偏机制的情况下，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行政权力的集中、扩张和滥用。在制度规范式微与缺失的领域，官场潜规则便大行其道，在正当竞争、公序良俗、公共福利、社会妥当性等原则面前，许多领导干部便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进行着“超自由”的裁量，其结果是造成行政权力运行的畸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被侵蚀。

（二）领导伦理缺失的原因分析

具体来说，造成领导干部“官德”失范、伦理缺失，引发行政伦理危机的原因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公共行政官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原则对社会政治生活加以渗透和影响，政府官员在缺乏相应制约机制的市场条件下往往会成为“经济人”的角色。因为“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者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变化”，他们都会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作为政府治理主体的官员，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果其“经济人”特性不加任何束缚，就会把获得个人的经济利益作为为官的唯一动力和原则，而把为人民服务抛在脑后，甚至想方设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追逐私利的最大化，进而产生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从而违背了为官道德的基本宗旨。

其二，传统官场文化的影响使得官员缺乏现代职业精神。在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官僚统治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官场文化，权力运作的任意性与私密性是其一个重要特点。“官本位”意识使得为官者以“民之父母”自居，并以“官贵民贱”、“官大为尊”为行为准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外来文化刺激下开始的，由于没有经历市场经济自发的、完整的发育过程，在自身的经济结构的演变中也缺乏刺激本土文化发生变革的因素，因而社会成员普遍缺乏与现代化过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与现代职业化过程相适应的职业精神。因此，以官为主体、以为官者的利益为核心的“官文化”、“潜规则”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对我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党政官员现代行政伦理观念和良好官德的树立。

其三，公共行政官员的利益驱动和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当前，我国对行政官员的利益驱动与激励主要以精神激励为主，相对忽视物质激励。随着行政官员自利性的充分激发和传统道德激励功能的逐渐减弱，缺乏物质激励基础的道德激励逐渐失去其往昔的威力。由此，公仆角色的社会期待便与行政官员的自利性冲动形成一种矛盾，使其行动处于两难的境地。行政官员手中往往掌握着公共权力，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两难就很容易以变态与扭曲的方式在行政官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很容易把公共权力用作谋取私利的工具。

其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对公共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过去，我们在行政伦理建设问题上，习惯于从精神层面号召、宣传，忽视从制度规范层面建立伦理的运作保障机制，过于强调自律而忽视他律，这就使得对行政人员的要求只限于软约束，缺乏硬性的强制力。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尚缺乏完整、严密的监督制度和相应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监督效能的发挥。正是制度和监督机制的缺失，为权力异化和行政伦理失范提供了滋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