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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的原因及表现

时间:2022-06-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二、市场失灵的原因及表现(一)早期政府财政的特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极为推崇私人经济部门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在市场机制下收入或财富分配的不公和宏观经济失衡也不可避免,这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经济学家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公共部门介入经济运行已不可缺少。

二、市场失灵的原因及表现

(一)早期政府财政的特征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极为推崇私人经济部门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他认为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价格和竞争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自发的有效的组织,从而使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并最终给全社会带来共同利益。具体地讲,在市场机制下,每个决策者都面对着一定的价格体系进行选择,以谋求自己的利益极大化。只要存在着个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和劳务,他们将愿意为消费它们而付款,只要这一价值超过生产成本,追求利润的企业家就将生产和提供这些产品与劳务。显然,单个决策者的选择就是“其他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一个约束条件,从而间接地影响着他人的选择和福利。这种决策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就相当于买者与卖者之间、买者之间、卖者之间的竞争的过程,竞争的结果形成新一轮的价格。如此周而复始,每个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达到最佳状态。

以上关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的论述证明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定律。也就是说,人们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只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均衡的结果却达到了社会目标——经济的最高效率,虽然人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这一目标,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既然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部门可以对经济活动进行自发的有效的组织,那么政府过多的干预必然是有害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阐述政府的活动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诸如公共秩序、国防与司法行政的维护等任务。而且,用以完成这些职能的收入——税收不必涉及所得的再分配。

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这种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活动。此时的国家财政具有如下的特征:

1.财政支出起初比封建时期有所削减。其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政支出的绝对额有所增长,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2.收入方面,总体税负较轻,税种设计上以商品税、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不征所得税;

3.国家预算经常取得平衡,除了战争年代外,很少出现赤字;

4.与预算平衡相对应,国家不轻易举债,国债负担较轻。

即使古典经济学家的有关证明是正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事实上也很难实现。因为理论上能够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必须是完全竞争市场。18世纪和19世纪之所以自由主义在西方比较流行,是因为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上升和扩张的时期,一些必要的市场条件大致上得到了满足。然而,完全竞争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市场状态,当某些条件不存在或不具备时,帕累托最优则无法实现。此外,在市场机制下收入或财富分配的不公和宏观经济失衡也不可避免,这就是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市场失灵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经济学家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公共部门介入经济运行已不可缺少。

(二)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

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竞争失效。为了保证看不见的手能够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就必须有充分的竞争。然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一方面产品之间总是有差别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交通费用等交易成本也往往阻碍着资源的自由转移。这些因素都会增强个别厂商影响市场的能力,削弱市场的竞争性。

此外,在一些行业,如电话、供电、供水等行业中,大规模生产可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收益,即存在着规模经济,一旦某个公司占领了一定的市场,实现了规模经济,就会阻碍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因为新进入该行业的公司由于生产达不到一定的规模,成本会远远高于大公司,难以与大公司展开竞争。因此,在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特别容易形成垄断,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垄断。

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垄断者凭借自身的垄断优势,往往使产品的价格和产出水平偏离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从而影响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作用,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需要政府部门通过自己生产或对私人生产进行管理来达到一个更有效率的产出。

2.公共产品问题。公共产品是公共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此处不展开,将在第三章中予以详细分析。

3.外部性问题。外部性问题也是公共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将在第三章中充分地展开,此处只稍作说明。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产品和劳务的成本或收益有着显著的外溢性。这类产品的生产或消费,可以绕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他人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利益,对他人产生了额外的成本或收益,但并未因此进行赔偿或得到报酬,这些成本或收益在一个企业进行核算时往往不予考虑,故将这种现象称为外部性现象。有外部性特征的产品,其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是不一致的,其差额就是外部成本(收益)。

当有人驾驶一辆没有控制污染装置的汽车时,他就降低了空气的质量。这实际上是这些用车的人在向他人强加一定的成本;相反地,一片果园为蜜蜂提供了采蜜所需的花朵,但周围的养蜂人却不必因此而付费。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也有大量的外部收益溢出,学校无法得到补偿。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成本和收益不对称,这就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因为个人进行决策的时候,只可能将其实际承担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进行比较,在无需对外溢成本进行赔偿的情况下,个人实际承担的成本会小于其活动的总成本,因而会过量从事产生外溢成本的活动;相反,在外溢利益得不到报酬的情况下,个人的选择是较少地从事该类活动。因此,就必须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干预。

4.市场的不完全。有许多产品是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此时则存在着市场不完全的问题。保险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保险业的发展很快,但私人市场仍不能为个人所面临的很多重要的风险提供保险。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私人保险市场的范围太窄;另一方面,有很多风险本身就是由政府行为引起的(如失业会受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因而政府部门直接进入保险市场,完善保险市场就非常必要。此外,市场在提供信贷上也远不够称职。比如在农业贷款、助学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住宅贷款等领域,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是大量存在的,但此类贷款的盈利水平并不高甚至可能亏损,故金融机构并不愿意提供。对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市场不完全的领域就更加广泛了。有些投资大、高风险、获益周期长的产业,私人部门是不敢贸然经营的,比如某些高科技新兴产业等。在这些领域也是需要政府部门介入的。

5.偏好不合理——优值品、劣值品问题。个人偏好的合理性是市场竞争结果的合理性的前提条件,但在现实的市场中,并不是每个人的要求、愿望都是合理的。可能某种产品能给个人带来较大的利益,但消费者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给予它以较低的评价,也就是说只有在很低的价格下才愿意购买;或者相反,某种产品能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并不大,或者根本有害无益,但消费者却给予它较高的评价,表现为他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尽管对于什么是合理的偏好,怎样的评价才是正确的,并没有一致的精确看法,但人们可以认同的是,在现实市场中,至少某些人的偏好在某些方面不尽合理。例如,有人低估了教育带来的好处,不愿意为子女受教育付出代价,导致学龄儿童辍学;又如,有人高估了香烟的好处,甚至有人愿意高价购买毒品。人们把消费者的评价低于合理评价的产品称为优值品(Merit Goods),而把消费者的评价高于合理评价的产品称为劣值品(Dismerit Goods)。这两种情况都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由。

6.信息的不完全。完全竞争市场关于信息的假定可以说是最理想化的了。所谓完全的信息或知识,是指生产者及消费者不仅充分掌握市场当前正在出现的情况,而且了解明天、后天会出现的事情。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信息越来越分散、复杂,加工、处理信息的成本也可能会升高到为决策者所无法接受,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非理性的决策。比如,生活在一个大都市里的人们,是不可能为了买一件衬衫而跑遍所有的商店的,这样,他最后的选择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物美价廉的一种。因此,私人市场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很不足,信息的不充分会影响到竞争的充分性,由此也会影响到市场机制的运转效率。

7.失业、通货膨胀及经济的失衡。劳动在企业成本开支中是最难控制的因素之一,因为人们总想以最少的劳动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技术进步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力,以使成本变得可控。另外,为了压低成本,劳动力市场上往往存在着人为的供过于求的状况。马克思在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理论中对这一点进行过很多阐述。这样,失业就成了市场经济中一个经常的现象。此外,当经济衰退、投资不足时,尤其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而它是最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市场机制下,经济行为的主体高度分散,从而决策权也高度分散。小的决策者往往只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加上信息失效导致许多非理性的决策,于是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失衡,国内经济剧烈波动、物价水平持续上升、国家经济增长停滞或国际收支失衡。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可以自发地对此进行调节,但市场的调节机制是一种事后调节,是采用经济危机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经验表明,这种调节的代价太高昂,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另外,一些政治上、地理上的障碍也使市场自发调节功能受到限制。这就为政府部门干预经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依据。

8.收入公平分配问题。以上分析的各种市场失灵证明了光靠市场机制本身是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收入分配也同样如此,当前市场机制是解决不了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只是保证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并没有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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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收入公平分配问题

图2-6显示了社会的效用可能性边界,即A的效用为一定的情况下,B所能达到的最大效用的点的集合(假设社会是由A、B两人组成的)。在该线上的任何一点,如果要继续扩大B的效用,A的效用必然会下降;要扩大A的效用,B的效用也会下降,即在别人的效用不变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得到更高的效用,因而在效用可能性边界上的每一点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然而在这条曲线上的各点所代表的收入分配情况是不同的,在E'点B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而在E″点上A更有利。因此,市场竞争在实现效率的同时,有可能产生极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甚至会使一些人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特别地,只要当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又不损及另一个人的境况,这时就存在一个福利的增进,也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善。如果经济最初处于不公平的状态,那么越是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可能达到的收入分配结果越是不公平,也就是越高的效率,往往自发伴随着越不公平的分配结果。例如,从图中C点移向D点是一个帕累托改善,但社会分配的结果却更不公平了。在现实社会中,要素和财富的最初分配恰恰是不公平的,人们进入竞争的条件、实力、能力不同,这往往受家庭出身、家庭结构、遗产继承、性别等许多个人不能左右的因素影响,这样经过竞争达到的最终分配结果往往更加不公平。

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安定和凝聚力,而且也不符合社会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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