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对中国传统商品经济的影响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自周公孔子制礼作乐奠基，经《大唐开元礼》定型，而后又传承宋元明清，礼制传统绵延三千余年。这种礼制在古代文化中占据着基干和核心的位置，正如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所言：“如果要以简单的文字来说明中国文化的主要成分，实当举礼、律两者。”礼和法涵盖了传统文化活动的主要部分，这也给我们对始于周秦的传统礼仪文化进行特征分析和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视角。

礼仪最早产生于人类社会文明曙光初绽的远古时代。原始先民们主要以渔猎采集的方式谋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所能得到的维持生命的食物经常是极为有限的，这就需要一种强制和自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能够平均分配食物。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饮食之礼”就产生出来了。《礼记·礼运》对此有个出色的论断：“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所讲的人欲，包括两个方面，“食”和“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荀子·礼论》）告子也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认为男女之性是人之大欲，人的天性，自然也需要礼节制约，这就是荀子所说：“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聘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荀子·富国》）这时男女夫妇之礼还被十分看重。《周易·序卦》在天地万物之后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因而荀子说：“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无怪人们把礼的创始人的桂冠给了三皇之一的人皇伏羲氏，在敦煌壁画的形象中，他和女娲人首蛇身交缠在一起，伏羲持矩，女娲持规，意味深长地要为人世立规矩。

从《史记·五帝本纪》到《通典·礼典》，总结五礼，把首创礼仪的伏羲树为炎黄之前历史上的一位大英雄，而后把制礼作乐的周公和孔子奉为圣人先师。据称是周公在西周初还政成王的前一年制礼作乐，创立以嫡长子继承法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册府、巡狩、朝奴、纳贡、六官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维护父与子、兄与弟、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尊卑等级的礼法也相应确立，于是礼仪大备，这就是后世效法的周礼。孔子回顾三代，一再表示：“吾学周礼，今用之。”《礼记·中庸》面对贵族非礼僭越、礼崩乐坏、旧宗法秩序大乱的局面，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他开创的儒学，也可说是礼学，两千多年间一以贯之，成为国学的核心。三纲五常的礼教被统治阶级奉为治理社会的法宝，学子们也被引上皓首穷经诵读儒学经典以求取功名的科举之路，科学因而被冷落，礼学却得到广泛普及，深深影响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礼仪还超越地域、语言和民族，成为中国夷狄之分的标准。隋代大儒王通拟《春秋》修《元经》，毫无心理障碍地“帝元魏”，认鲜卑为“吾君”，他看重的是元魏已“居先王之国（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礼）”（《文中子·述史篇》），完全接受了传统的礼制。唐人陈黯有著名的论文《华心》，称“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一生于夷域而行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这种以礼亲和国人的观念，对中国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持续性、包容性、同化力，有巨大影响。

礼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集中表现为礼成为历代制定刑律的依据，是政权、族权、父权、夫权等四权行使各自权力的根据。行为即使近于肆虐，也是天经地义，因为都不违礼。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伦理纲常架构起来的社会，制造了家庭亲族的温情，培育了忠臣报国的热心，也诱导出了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的驯服者。在以屈辱为代价换来的社会和谐稳定中，任何一个臣民的尊严，乃至包括生存权在内的全部人权随时可以轻易地被剥夺干净。谭嗣同的《仁学》引朝鲜人的话：“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仪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至少我们应当承认，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数千年文明史上，除了汉唐一振雄风外，更无几度辉煌。矢志维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帝王独尊地位的传统礼仪，教人们唯官、唯上，无条件地膺服尊长和权力，而不需讲法律、正义与真理。权力崇拜带来争夺皇位的斗争层出不穷，必然趋于腐败的经济政治也不断激起农民战争。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周期式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也是举世无双的。礼仪产生的合理性与后来的破坏性并存，它挟带着温情又制造了残酷。在我们国家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礼仪发挥过强大的凝聚力，同时又是摧残无数生灵的罪恶渊薮。研究周秦汉唐礼仪文化，批判地认识这一中国特色的传统礼仪，对之加以改铸重建，根绝吃人的礼教影响，使人性不受压抑，人人能按自己的合理意愿去追求感情和人生价值，使每个人都能受到尊重，从而换来他们对社会尽心尽力的回报，顺乎历史潮流改革前进，这将是中国文化振兴和社会实实在在进步的历史性大业，也正是我们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封建专制政治扼杀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珍贵产品唤回来的前提和意义所在。

传统的礼制对中国传统商品经济中市场运行规则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市场经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本应是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中国，由于礼仪的深入人心，却极大地影响了周秦社会的商业观念，这就是“义”高于“利”，以义驭利。人们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形成了奠基于礼仪之上的行规，这成为指导当时生产和流通的主要的规则，相反，那些被政府不断强化的法令却没有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决定了由此而引起的“义利之辨”成为周秦社会经济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