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这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渗透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之中，隐含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并且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强大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构成了科学生长的土壤，它制约着人们在科学活动中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制约着社会的科学政策和科学体制，给科学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长期发展中积淀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质，其中有长处，但也有某些方面至今对我国科学发展发生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一）“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所谓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民族思想传统中最深层次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崇尚道德实践，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可以说，“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或“实用理性”是中国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基本特色。中国的实用理性是与中国的文化、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相联系相渗透而形成、发展和长期延续的。李泽厚认为，中国实用理性主要与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技）艺有密切关系。中国远古打仗打得最多，中国兵书之所以出现得那么早那么成熟，就是因为极其频繁复杂的战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中国农学在汉代便已相当发达，它保证了农业的精耕细作。中国医学自成体系，延续几千年，至今有效。中国的技术科学或应用科学较为发达，在近代之前独领风骚。兵、农、医、艺与天文、历数、制造、炼丹等等有所不同，它们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民众性和生死攸关的重要实用性，并与中国民族的生存保持直接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国的思维乃至中国文化都与实用的东西联系得比较密切，所以可以把中国的思维叫做实用理性^[2]。

历史上，中华民族由于自身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创造出许多著称于世的高智慧的实用性技术，显示出中华民族具有极高的观察和归纳的能力。但是到了16、17世纪，欧洲的近代科学迅猛发展，而我国则停留在原状。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何在？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观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实用理性”为主导精神的文化。由人本思想传递下来的偏实用性思想，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于1976年在《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一文中指出：“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3]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因此，中国科学落后西方者，不是个案的技术发明，而是科学探索的动机、视野和方法。这一状况，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传统实用理性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从专家学者到政府官员直至普通百姓，通常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谓之为“科技”。对此，吴大猷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科学的“一种不幸”。他在《近几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文中写道：“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4]，代表‘科学’与‘技术’两个（不是一个）观念。在我们目前所注重的问题，二者的分别是重要的点。我们的动机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无边的领域，由一些构想出发，按逻辑继续不断地推进，这是科学探索的要义。如有具体的问题，作有具体目标的探索，我们称之为‘技术性’的研究。这样粗浅的说法并未能将‘科学’和‘技术’精确地鉴别。实际上，二者亦非可完全划分的。最好是以一些我们熟悉的例子来说明。……30年代核子物理的实验和理论探索，乃纯学术性（科学）的研究。40年代初原子弹的研究发展乃技术工程。每阶段的研究，所需智力，无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标，是为求知或实果，和探索的方法，则不同。”^[5]由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巨大差异时常被国人所忽视，以至于人们常常把技术的功利原则，推移到科学之上而成为所谓“科学的原则”：对于科学研究的项目无利不干、小利小干、大利大干，将科学研究的目标和内容定位于近期，恨不能“立竿见影”。实际上，这些都是“技术原则”，而不是科学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政策比较偏重于应用性的技术研究，而对基础性的自由探索研究重视不够。其后果是造成我国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薄弱，以及缺乏领导世界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和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家。

（二）“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

科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种意义的科学指人类理解、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它只以认识真理为最高目的；第二种意义的科学指人类征服、改造世界的技术活动，它以实用为最终权衡标准。前者可称为理论科学或纯粹科学，其主导精神是理论理性（纯粹理性），它关心的是人类如何建立起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后者可称为实用科学或技术，其主导精神是实用理性（技术理性），它关心的是如何使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技术过程。在科学认识史上，由此形成了“为求真理而认识”的理想主义科学价值观和“为求实用而认识”的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

西方学术在其发端时期就确立了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而生成的求知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即有关于此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6]梁启超将此论直称“为学术而学术”，并甚为推崇此一治学精神。这种“为求知而求真”的学术价值取向是西方近代科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前面讲到，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基本特色，而实用理性的文化精神使得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思维方面并不真正注意理论性的东西，不注意“是非”本身、“真理”本身的价值，而是把重点放在“运用”的智慧上。中国历史上，不仅政治家，即使有学问的思想家，也鄙夷书斋中的学者。这种反智论传统之根深蒂固，以至于“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思想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

20世纪初的一代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如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注意到中学与西学的巨大差别——西学是求真之学，中学是求善之学^[7]。他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所缺乏的是探究自然、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精英则更进一步，他们大声疾呼“赛先生”，主张以科学精神改造国民，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胡适指出，“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8]因而他大力倡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科学精神，认为中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是惟西方具有的“为求知而求知”的求真传统。然而，由于受自身思维传统（实用理性）和外部文化思潮（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双重因素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突破中国古代传统的偏实用性科学价值观的桎梏，相反，偏实用性的技术理性精神在“科学”的旗帜下则以更强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说，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是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西方科学的。从引进西方科学的目的来说，他们是要建立“经世致用”的哲学学说和政治学说，而不是建立科学学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仍然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传统思维定式，支配人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然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9]。

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无疑是当代中国科学价值观的主流。这种科学价值观的根本特征是将科学视为发展经济、稳定政治、加强军事、增强国力、教育人心的手段与工具，它看中的是科学的实际效益与社会作用，而非科学本身。在科学功利主义的推动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及提高国际政治地位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本身特别是技术也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飞速发展。然而，功利主义的科学价值观也给我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例如，在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取向下，中国学者大都以实用主义的心态从事科学研究，缺乏“为真而求真”的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自由探索真理”的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研究活动的灵魂，科学精神不立，科学认识和科学创造也必然贫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在科学精神方面，即知识共同体对理性的强调，对真理的不懈探索，以及学者对自身使命的认定和高度自觉，我们仍还有太多的遗憾和不足。今天，学而求“用”的文化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是用市场与金钱之“用”取代了“修、齐、治、平”之“用”，而从来不曾想到搞明白了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我们的文化传统强调的是“经世致用”，而这所谓的“用”，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把学问求知引向了一种道德目标，知识于是不再是对自然万物的无限认识，而应有所止，它的“止境”就是“德”。读书既是为“用”，那么人们之读书求知、做学问，根本就不是为了知识或学问本身，而是在书本与学问之外，即知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下，是不可能会产生对自然、对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产生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的。现在，中国已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表面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真正作为科学的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并未在中国生根。从当今中国学术的实际看，我们面临的科学启蒙的任务依然是任重道远。

（三）整体的、简约的和求同的思维方式

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相比较，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几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是偏重整体性思维。重视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整体思维在我国古代工程、建筑、医疗、艺术等社会实践中都有充分体现。战国时期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所达到的科学水平，是我国整体思维在科技创新上的生动体现。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北宋丁渭“一举而三役济”重建皇宫的例子，也是运用整体思维进行创新的例证。除此之外，秦朝的骊山陵墓、三百里的阿房宫、汉代的上林苑、唐都长安、明清故宫以及长城、大运河等巨大工程的实施，其策划、构思、设计和施工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整体思维、勇于创新的博大精神和雄伟气魄。中医学中蕴藏的整体观点和系统方法也十分丰富，其中天人感应理论、脏腑学说、经络学说、五行学说、阴阳学说等都是从整体观点来研究人体和疾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种有机论的整体自然观，人自身是一个“小宇宙”系统，而这个“小宇宙”系统与自然界“大宇宙”系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所谓“天人感应”。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整体的、综合的。

其二是倾向于简约性思维。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性、精确性，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近代西方建立的分析方法要求把一切分割成尽可能小的部分，仔细地一一详加考察，直到一目了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多表现为用一种简约的、模糊的大而笼统的寥寥数语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揽子地概括进去。中国人以简约为美，中国文化传统最典型的思想方法是一个要把所有的现象，包括物理现象和生物现象，全都归纳成基本的几个字，比如“金木水火土”，比如“阴阳”、“男女”、“乾坤”。“简易”是《易经》中一条重大思想原则，就是将复杂的道理变得简化。《易经》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尽管自然界的法则很复杂，自然中存在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我们懂得了原理、原则以后，就非常简单了。

其三是注重于求同性思维。西方文化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强调求异思维，鼓励个人提出的“标新立异”的观点。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相比较，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注重求同性思维。在思考问题和处理实际事务时，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求同性，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虽也承认差别、对立，但这毕竟是第二位的。对于意见分歧我们讲究的是“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中国人的求同思维与传统文化的“中和论”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中和论体现在“中庸之道”的文化心理上，认为任何事物只有在“适度”的前提下才有其合理性。

我们应如何看待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作出谁优谁劣的判断。中国人擅长的综合性、简约性、求同性思维，是我们思维的优点，同时也是我们思维的弱点；而西方人擅长的分析性、具体性、求异性思维，是他们思维的优点，同时也是他们思维的缺点。

在对客观事物内部进行细微的考察和研究时，西方人建立的分析方法有其显著的优势，因为对事物做“剥离性分析”的思维方法在物质结构（包括生命体的内部结构）问题的研究上是卓有成效的，现代物质结构理论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分析的方法。然而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却往往忽视了事物的整体联系。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究普遍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当代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但中国传统的整体宇宙观又是笼统的、模糊的，缺少对事物进行的深入分析，这又使得我们的“天人合一”思想只可能停留在理念或理想上，很难成为一种行动策略。因为分析方法是综合方法的基础，没有分析的综合，则只能停留在对事物的混沌的认识水平。只有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各种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它们的特征、因果关系等方面逐个加以分析研究，才能真实地确定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对而言，西方人追求具体性、精确性的逻辑思维要比中国文化中擅长于简约的、模糊的辩证思维，更利于对事物做出科学上的发现。然而，现代科学的发展也越来越显示出西方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微观世界里，客体不能单独用粒子性的物理量来描述，也不能单独用波动性的物理量来描述，这就是说，微观客体既非纯粹的粒子，也非纯粹的波，是粒子性与波动性的统一。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原理，都表明了东方人的思维尤其是中国人的智慧在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价值。西方整个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刻意求异求新，从古代到现代，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都呈现出流派纷争的景象，后人对前人、同代人对同代人总是持批判的态度，并且力图超越前人或他人。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到爱因斯坦的“牛顿啊，请原谅我”，都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过于强调立异又会导致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事物的和谐统一，强调“和而不同”，这种文化观念在处理当今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显示出独特的优势。但“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首先注重的是“和”，在“和”的前提下承认差别和对立。“和为贵”，“和”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思想的“守一”和“齐一”，这种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抑制了我们民族的创造性。与此相关的“中庸之道”也曾经是妨碍人们提出新异观点和彻底的学术主张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