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理论研究综述

2．1．1主流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与模型

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制度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一系列现代增长理论、发展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观点^[1]，马歇尔、凯恩斯等为此奠定框架基础。马歇尔(1964)［34］认为分工可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并通过代表性企业和外部经济概念以一般均衡框架处理规模报酬递增问题，由此解释经济增长。凯恩斯(2009)［35］认为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解决问题要靠国家干预。

1．现代增长理论:从外生增长模型到内生增长理论与统一增长理论

Harrod-Domar模型假定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满足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条件为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人口增长率相等，该条件难以自发实现(多马，1983)［36］。新古典的Solow-Swan模型认为充分就业均衡可通过市场机制调整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实现，均衡时资本边际生产力等于利息率，而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Solow，1965)［37］。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基于微观决策将储蓄率内生化，对长期稳定增长状态的结论与Solow模型相同。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主张调整储蓄率:劳动者储蓄倾向低于资本家储蓄倾向，如能把二者分配比例调整到同比增长的话，可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增长。这些外生增长模型形式上有些差别，但无实质不同(杨继国，2001)［38］。

内生增长理论确切地说是一些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松散集合体，如罗默(Romer，1986)［39］、卢卡斯(Lucas，1988)［40］、杨小凯(2004)［41］和诺斯(1994，2008)［42-43］等人的模型结合，构成如下逻辑: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知识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依赖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又依赖于制度变迁。Jones (1995)［44］曾提出一个一般的研究方程:研究生产力既取决于人口规模又取决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但集合体并未形成整合模型，如Becker等(1990)［45］从人力资本积累构建了一个多重均衡的模型，却无法内生地处理转型问题;Kongsamut、Rebelo和Xie (2001)［46］构建了一个既有增长又有结构转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模型中的结构转型原动力来自于需求的变革而非技术进步的力量。集合体内部也存在争议，如杨小凯(2003)［47-48］等提出后发劣势观点，而林毅夫(2003，2005)［49-50］等则构建了后发优势的内生增长模型。并且，内生增长理论通常主要用Kaldor事实检验^[2]，历史跨度有限。

Galor(2008)［52］等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Malthus式增长、后Malthus式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等时期，为统一解释各时期的增长并更好解释国家地区之间收入水平持续拉大的问题，提出统一增长理论(Galor＆Weil，2000［53］;Galor，2005［54］，2010［55］):不同经济增长时期间的过渡是一种渐进过程，该过程可以被归结在包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家庭的最优生育选择等因素在内的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中;在Malthus式增长时期，缓慢的技术进步逐渐产生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同时使得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家庭在面临放宽的预算约束时可选择生育更多的子女，或者重新配置资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一种选择会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从而推动技术进步速度，而技术进步又进一步扩大人力资本需求，促进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良性循环最终引致经济转型，使得经济从Malthus式增长时期过渡到后Malthus增长时期、现代经济增长时期。统一增长理论已有较强演化色彩，在此框架下可讨论更多范畴，如Galor和Moav(2004)［56］考察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Galor等(2009)［57］考察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发展理论: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与新结构主义

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历经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结构主义等阶段，其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主要源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叶初升、宋宗宏，2011)［58］。结构主义认为价格均衡机制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平稳增长、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不起作用(Dutt＆Ros， 2003)［59］，强调将结构特征纳入经济分析。Hirschman、Nurkse、Rosenstein-Rodan等支持政府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直接配置资源进行投资、为“抢占战略制高点”而在大机器工业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等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Prebish、Singer等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财富从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应通过进口替代发展本国制造业避免被剥削(林毅夫，2010)［10］。

新古典发展理论则认为，经济不发达源于错误的价格政策和政府过度活动，太多国家干预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强调用市场力量解决发展问题;同时强调外向发展和对外贸易、经济私有化，重视农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新古典主义“强调政府失灵，片面侧重市场的作用，并且忽视了对结构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林毅夫，2010)［10］，“对于影响和塑造个体偏好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几乎没有或很少给予关注;把个体、企业和家庭视为是自利的理性计算单位，而不是处于制度——文化网络中的能动主体;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分析的重要作用;过于推崇市场机制，对于国家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过于片面;没有强调面;没有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制度和技术都被当作分析的既定前提”(叶初升、宋宗宏，2011)［58］。

为此，林毅夫(2010，2012，2013)［10-12］提出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取决于每个发展阶段的禀赋和结构，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但由于创新的“公共知识外部性”和基础设施“正外部性”，政府要发挥重要的协调和补偿外部性的作用。

3．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石，包括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理论，以及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支流。科斯(Coase，1937)［60］认为市场机制运行存在摩擦即交易成本，当其高于内部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产生。Williamson(1979)［61］则发现一些与垂直整合有关的重要机制，认为垄断企业也是竞争性和有效的。张五常(2014)［62］认为“约束竞争的费用是合约费用，因而也是交易费用，广义地看应该称为制度费用”。Coase(1960)［63］还认为市场运行的缺陷集中表现在外部性问题，根源在于产权界限含混。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社会的经济绩效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私有产权将资源的支配、使用与转让及收入享用权界定给特定的人，主体可自由支配、使用或转让，从而有效率;公有产权难以排除“搭便车”和共同体内成本收益的不对称性，达成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高，外部性大，从而无效率。但在信息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领域卓有建树的斯蒂格利茨(2011)［29］认为，私企未必比国企更有效率，“以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的私有化浪潮，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

由于把私有产权才有效率当作定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其实是直接影响交易形成和效率的制度层面(贾后明，2014)［15］，即私有制前提下的治理问题。Grossman和Hart (1990)［64］、Hart和Moore(1990)［65］基于有限理性、不完全契约等概念以及对财产控制权、剩余控制权的区分而创立GHM模型，它成为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信息获得的影响的最重要工具。但学界也不乏对GHM模型的批评，如企业只是物质资产集合(Holmstrmetal，1998)［66］、剩余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关系颠倒等(杨继国、郭其友，2004)［67］。Hart(2001)［68］后来放弃一些不现实假设，研究管理者与投资者的最佳控制权安排，及其相关公司治理理论和最佳融资合约，发展出“状态依存”控制权理论。Wang和Zhu(2005)［69］还将知识财产所有权(IPRs)引入GHM模型，将其作为剩余控制权来整合收益权与控制权。

诺斯(1994［51］，2008［52］，1999［70］，1994［71］)的制度变迁理论由其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构成，他认为:是制度变迁而非技术变迁决定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产权结构主要通过创造有效率的市场、推动技术进步来推动制度变迁;国家不是“中立”的，它决定产权结构，并最终对造成经济增长或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这些偏差”，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可用意识形态理论解释“搭便车”行为。诺思还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报酬递增、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诺斯的理论已具演化色彩，但总体仍属主流经济学体系。

2．1．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与模型

1．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及其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提出其再生产理论，认为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必须同时考察“以产品补偿产品”和“以价值补偿价值”问题，从而在实物形式上把社会总产品分为两个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从价值形式上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两大部类t时期社会总产品价值量分别为: C1t+V1t+M1t=W1t，C2t+V2t+M2t=W2t。简单再生产的平衡条件为V1t+M1t=C2t或W1t=C1t+C2t，W2t=(V1t+M1t)+(V2t+M2t)。以ΔCit，ΔVit，αi分别表示第i部类(i=1，2)追加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积累率，则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为:W1t=(C1t+ ΔC1t)+(C2t+ΔC2t)，W2t=V1t+V2t+ΔV1t++ΔV2t+(1-α1)M1t +(1-α2)M2t。但这是以技术不变为前提的，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有机构成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ki=Cit/Vit;剩余价值率为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比，ei=Mit/Vit。若资本家每期将一个固定比例αi用于积累和投资，则每部类的投资Iit=αi·Mit;生产扩大需同时增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故Iit= ΔCit+ΔVit;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则ΔCit/ΔVit=Cit/Vit=ki。进而可得:ΔVit=［αi/(1+ki)］·Mit，Δcit=［ki·αi/(1+ki)］· Mit。设Gvi，Gci分别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增长率，则Gvi= ΔVit/Vit=［αi/(1+ki)］·ei，Gci=ΔCit/Cit=［αi/(1+ki)］·ei;从而Gvi=Gci，二者均决定于剩余价值率ei和技术条件ki。要实现均衡增长则须［α1/(1+k1)］·e1=［α2/(1+k2)］·e2;若e1= e2则α1/α2=(1+k1)/(1+k2)。这表明，两部类的资本家的积累—投资率必须保持相应比例(吴易风，2007)［81］。

费里德曼(Γ．Α．Фельдман)从苏联经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创造性研究，认为国民收入和收入部分的增长速度等于相应资本的增长速度和运用资本的效率之和，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相应的资本扩大的积累和资本的效率，但资本积累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吴易风，2007)［72］。西方经济学家(伊特维尔等，1992)［73］解读了费里德曼模型的两个原理:一是关于两部类资本存量比率的原理，结论是较高的增长率要求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具有较高的资本存量比率;二是关于两部类之间投资分配的原理，结论是投资沿不变的增长路线按照既定的资本存量比率在两个部类之间进行分配。这表明，在资本产出比率已知时，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的资本存量比率越高，相应地，投入第一部类的资本增量的比率越高，增长率越高。

杨继国(2001)［38］通过发展马克思再生产模型，推导出包括哈德罗—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等现代西方增长理论基本思想的增长模型;再生产增长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它还能科学解释现代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国民收入人均增长问题。为此，杨继国(2001)［38］认为再生产增长理论是一般，而现代增长理论含近年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是特殊。

2．经济危机理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观点分歧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增长理论的最大分野，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能否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即经济危机理论部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盲目扩大造成各个生产部门比例失调，资本主义缺少使两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ki满足相应比例始终成立的机制，即均衡条件难以实现。不过，即使ki不能保持相应比例，也有通过ei的变化或eiαi联动变化而实现均衡的可能性。因此，再生产模型本身只能说明均衡条件极为苛刻，却很难说由此就得出了危机的必然性——至少在数学形式上未能直接导出这种必然性。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最核心内容，可能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3]，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的一般利润率下降具有必然性和长期趋势性。为阻止利润率下降，资本家不断压低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价值，使得大多数人消费水平极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推动一定量资本所需的工人人数相对缩小，游离出来的工人失去工资，消费更加困难;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强烈欲望，促使资本家把更多剩余价值用于积累;利润率很低时，资本积聚不能满足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要求，资本集中便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垄断剥夺小资本家的资本，使其消费水平大幅下降，而垄断资本家消费的提高却有限;另一方面，为了在激烈竞争中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补偿利润率下降带来的损失、获取更多用于追加资本的利润，资本家不断改进生产提高生产力，加快积累扩大生产规模，这大大增加了可供消费的商品量，从而进一步加大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就这样，利润率下降规律从根本上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作为规律内部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的矛盾的激化，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孙立冰，2009)［74］。“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4]，从而决定了其最终必然灭亡。

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信用不是危机根源，但对危机发展起促进和强化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5];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6]遭到破坏时，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全面爆发。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支柱，也是其智慧遗产中最有争议的内容。争议不仅来自反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如20世纪40年代的斯威齐，当代的杜梅尼尔、布伦纳等，而大卫·耶菲、曼德尔、赛克等坚持从利润率下降规律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朱奎，2006［75］)^[7]。主要的质疑观点，包括采取“资本密集”而非“劳动密集”无必然性、可增加“剥削率”以及所谓“置盐定理”等(Harman，2007)［76］。在此规律受到质疑的同时，一些学者探寻从其他思路来解释经济危机;主要有比例失调成因论、消费不足成因论、财政危机成因论、经济长波成因论等等(王元璋、游泳，2006)［77］。

经验证据研究也结论各异。近年就利润率自1980年代初以来是否维持下降趋势、当前经济危机是否肇源于利润率长期下降而发生激烈争议(周思成，2011)［78］:哈曼、安德鲁·克里曼、弗朗索瓦·沙奈、阿兰·弗里曼、路易斯·吉尔和S·C·伊斯基耶多等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利润率显著下降，而1982—2001年间利润率无持续反弹趋势，因而利润率下降是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阿兰·比尔、米歇尔·于松、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列维等则认为，利润率自80年代初以来持续上升，几乎完全恢复前一阶段的下降水平，因而利润率与当前危机的解读关系不大。阿兰·比尔(Bihr，2009，2010)［79-80］认为，利润率趋降规律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基本矛盾的众多表述之一，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力图包容这种发展的资本主义价值关系之间的矛盾。法国主流经济学家皮克提(Piketty，2014)［27］用资本主义数百年发展数据证明了两极分化、分配不公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和必然趋势，但认为总体上利润率并未趋向下降;皮克提的经验证据是扎实的，但对规律的理解有问题，“把资本价值增殖复归点上的确定结果等同于出发点上的一种趋势性规律”(宁殿霞，2015)［81］。

3．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发展理论又称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主要有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论、阶级斗争国际化论、社会主义革命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等学说(夏振坤，1999)［82］。依附理论产生前，现代化理论一直占主导，众多后发国家接受西方化和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但实践证明西方化不等于现代化，而只是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甚至畸形化沦为经济附庸。弗兰克(Frank，1969，2001)［83-84］的“不发展的发展论”认为，宗主-卫星的全球体系和卫星国的中心—农村的结构，使得“外围”日益走向贫困。Amin(1975，1990)［85-86］的阶级斗争国际化论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外围”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性质。Cardoso(1979)［87］则指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排斥的两个范畴。桑托斯(1999)［88］认为:不发达问题研究的着重点应在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步入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进入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的时期;附属国受国际国内依附结构影响，会走向更不发达的地步，依附性结构也会影响生产率。这些理论都属依附理论，虽具体观点不尽一致，但都强调外因。Frank、Amin的观点可与Emmanuel一起列为不平等交换论的构成。Emmanuel(1972)［89］认为，现代已是资本在世界范围流动，而劳动相对不能在国际流动，从而形成不同国家的工资率——一般是发达国家的工资率高于不发达国家——造成第三世界较高的剥削率和第一世界较高的收入率;世界范围的利润平均化过程，必须使大量剩余价值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构成了不平等交换的基础，一国内的阶级间剥削关系推进到世界范围的国家间剥削关系。

随着少数东亚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而获得成功，依附理论受到挑战。Cardoso、Brewer等学者将目光转向对国内制度，并引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他们将国家看成一个系统的集合体，并据统治阶段及他们间的联盟的利益来解释国家政策，提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内部制度性障碍问题。他们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不成功，并非是因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而是因为政府常常只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角度出发来制定政策，没有像这些政府所标榜的那样基于全民的利益，在此条件下制定的政策必然不能适应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需要(甘鸿鸣，李运，1996)［90］。Cardoso还将依附作为一种开放的过程，认为有依附联系的发展是可能的(周长城，1997)［91］。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也说可以实现依附性发展，他认为“半边缘”国家要想上升为中心，必然要以牺牲一些或所有中心国家及其他一些半边缘国家为代价，有较浓悲观主义和文化普世主义色彩，似乎出路只有建立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陶海洋，2007)［92］。

2．1．3演化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与模型

熊彼特(2012，2013)［93-94］最先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创造性毁灭”的动态特征等一系列观点，但其理论框架还带有均衡色彩。Nelson和Winter (1982)［95］建立了用演化思想进行经济增长分析的首个模型，这被视为现代演化经济学创立的标志。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既非自然资源、简单劳动，也非资本积累，它只存在于人类永无止境的知识探索和创新能力之中;创新引发的报酬递增，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现象;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将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方式进而导致经济总量增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又使经济增长表现为动态的循环累计因果过程;正是对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才导致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增长奇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根本上是各国知识创造能力鸿沟的必然结果。1990年由弗里曼、纳尔逊和伦德瓦尔早先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被芬兰政府接受，而芬兰在20年时间里实现从资源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的成功跨越，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政策在实践层面上的有效性。演化增长模型大多有以下特征(多普菲，2004［96］;Nelson，2006［97］):一是强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满意假说与演化分析框架;二是以异质性、非加总与个体群思维为基础;三是路径依赖、动态报酬递增、结构变化与制度演化。演化经济学体系中，新熊彼特学派相对注重数学模型，老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则忽视之，占统治地位的方法或是历史的、制度的和比较的，或是解释学的(贾根良，2004)［98］;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正式的形式化模型主要来自新熊彼特学派和所谓“复杂经济学”(陈平，2004)［17］。

1．新熊彼特学派的三种增长模型

(1)Nelson和Winter(1982)［95］的搜寻模型。企业是异质性的，在有限理性约束下追求满意利润:如果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仍有利可图，就保持现有“惯例”;当回报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企业才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并将这种行为称为“搜寻”。经济增长就是不同企业进行技术搜寻的马尔可夫过程:搜寻可采取两种不同方式，即本地搜寻(在临近或相关领域去搜寻目前还未发现的新技术)和模仿(寻找已被其他企业使用而自己生产中还未使用的技术);企业行为历史地进行，有路径依赖性;一轮产出结束后，部分企业进行搜寻，另一部分企业保持惯例;这样，下一期的技术、资本量和行业状态也就确定了，经济开始新一轮的迭代。

(2)模仿者方程^[8]模型。Silverberg和Lehnert(1993)［99］借助模仿者方程建了一个基于技术多样性的技术选择模型:选择对象是技术，适应度是技术的利润率;由于不同企业选择了不同技术，导致获得不同利润水平;对那些利润超过平均水平的技术而言，其资本份额将会上升，意味着这种技术得到扩散。Metcalfe (梅特卡夫，2004)［100］的模仿者方程中，选择对象是企业，适应度是成本;模型首先描述一个简单的以复制动态为基础的选择过程(比群体平均水平更有效率的企业，市场份额将提高，反之下降)。但若止步于此，群体将会因为多样性耗尽而使演化过程衰竭。模型第二阶段引入技术进步函数和动态报酬递增:企业投资和增长率越快，生产率上升或单位成本下降速度越快。这样，选择决定了企业份额增长率的分布，作为选择结果的技术进步又反过来改变单位成本分布，从而选择和发展成为依存过程，演化永无止境。

(3)Saviotti和Pyka(2008)［101］的新部门创生模型。他们从质变推动经济发展这一论点出发建立该模型，描述了新部门创生引起结构变迁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机制，克服了传统演化增长理论无法度量质变的缺陷。SP模型建立在对多样性的两个假设基础上:第一，多样性增长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多样性增长和原有部门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SP模型不是从单个部门内的企业生产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系统出发，研究了新部门创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该模型表明，新兴行业的技术机会要比传统行业多，学习率高的部门要比学习率低的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大等。

2．陈平的代谢增长理论及其模型

陈平(2004［17］，2011［102］)运用经济物理学^[9]方法和生物学隐喻来构建其经济理论框架，研究领域涉及从经济学范式到对劳动分工、技术变迁、文化、经济混沌等范畴，并冠以复杂经济学、混沌经济学等名称。陈平(2014)［104］的代谢增长理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和外生增长理论都忽略了资源限制和技术发展的波样运动，人口动态学的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生态学中也称Hurst方程)和物种竞争模型能提供一个演化分析框架，政策制度在技术周期不同阶段是共生演化过程;熊彼特的长波和创造性毁灭都可用种群竞争模型的一系列逻辑斯蒂小波描述，技术进步存在质变和间断性;经济生态系统是否可持续发展，不能仅通过最小化熵(废热耗散或交易成本)来判断，交易成本理论可能误导经济政策与制度^[10]。

代谢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为dn/dt=k·n·(N-n)，并从供需两维定义变量，n为买家数(人口数)或产出量，N为市场规模范围(人口规模边界)或资源约束。方程的连续解是S形曲线，表明增长具有变化的动态规模经济特征。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技术的市场份额竞争模型，用物种竞争模型即生态学的Lotka-Volterra方程表达。竞争模型揭示:如果新技术的资源限制比旧技术高得多，那么新技术将消灭旧技术;当两种技术共存时，则都不能充分利用其资源潜力，它们的均衡产量小于其资源限制，创造性毁灭的成本就是未实现的(多余)潜力;熊彼特长波和创造性毁灭可用技术竞争模型一系列逻辑斯蒂小波表示——技术通过与技术(物种)竞争所实现的产量看起来像一个非对称的钟形曲线，而总产量的包络则呈现出一条不均衡的增长线，由此模拟了从宏观经济指标所观察到的时间序列模式。

逻辑斯蒂小波可分为四个阶段，制度安排必须适应技术生命周期各阶段，单靠市场力量不能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因为技术的新陈代谢会产生大量的社会不稳定性，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强烈冲突(陈平，2014)［104］。反对规制(regulation)的交易成本观点是一种误导，因在工业化期间，一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不能仅仅通过最小化熵(废热或交易)来判断(Chen，2007)［105］。代谢增长理论还用类似模型讨论了文化、劳动分工等问题。把文化因素引入学习竞争，认为在市场份额竞争中，风险承担的个人主义和风险规避的集体主义是同为生存的不同策略;历史上的不同劳动分工模式是受到了不同资源限制和文化的影响，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资源数量以及环境波动的限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复杂性之间的存在一个得失消长关系，经济演化是一个非线性的趋于多样性和非均衡的双向动态(陈平，2014)［104］。

3．赖纳特的演化发展经济学

赖纳特(Reinert)将其发展理论称为“替代性教规(alternative cannon)”，学界则称之为演化发展经济学、熊彼特重商主义等(杨虎涛，2010)［106］。该理论以生产创造财富为基点，强调新知识、新技术、协同效应和基础设施等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动态的长期效应分析取代静态的短期分析(杨虎涛、陈国涛，2010)［107］。Reinert(2008)［108］认为:经济增长具有活动特定性，不同经济活动创造财富的潜能不同，产业活动选择是决定一国经济质量、国民实际收入、国际分工地位乃至政治结构的先决条件。以报酬递增行业为带动，通过产业协同效应所形成的正反馈，可实现更多行业的生产率提高。选择正确的经济活动会带来国民实际工资的提高，从而真正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自由贸易的时机选择对穷国至关重要，对称性贸易对双方都有利，但非对称性贸易将使富国和穷国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产业活动的性质决定分配方式、影响社会阶层的形成，进而体现在政治结构上，政治结构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结构，政治权力具体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对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

Reinert给出“效仿”与“赶超”的政策工具箱(赖纳特、贾根良，2007)［109］，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有意识地扶持且保护报酬递增的生产活动。要注重发展制造业，政府应对具有潜力的生产活动减税、提供低成本信贷、提供出口补贴，重视知识和教育，对有价值的知识进行专利保护等。二是严格控制原材料出口，扭转穷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穷国如果按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必将造成低水平锁定。控制原材料出口不是为控制而控制，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它，使其价值在本国实现最大化。三是保护并扶持某些特定生产活动、提升穷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穷国需要通过一系列手段，如关税保护、资金支持、技术支持以及政策支持等，来帮助自己提升价值链位置。四是实现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良性互动。针对性地抑制某些产业活动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政治权力和政策影响力，组建开明的统治集团扶植正确的经济活动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

4．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研究

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被认为是演化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和最难部分，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主要是研究基本机理，也涌现出一些应用协同演化思想对社会经济系统某些层面问题的研究(焦雨生，2014)［110］。弗里曼、卢桑(2007)［111］认为，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先后领先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成功发展出一套与技术一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包括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组织等在内的支撑性制度结构。Nelson(2001，2002)［112-113］等强调，技术创新内嵌于各种制度结构，形成了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与约束力。同样，制度创新也面临着技术系统的选择作用，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互为因果。Murmann(2003)［114］和Malerba (2006)［115］认为，协同演化耦合一种相互因果、相互适应的关系，这种关系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涌现的种群之间。黄凯南、程臻宇(2008)［116］认为协同演化存在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正反馈效应和路径依赖、多层级和嵌入型、复杂系统特征。有观点认为，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离不开个人认知的参与。Arthur和North (1993)［117］和Hodgson(2007)［118］等认为，个体认知或偏好内嵌于各种制度结构，因而个体理性既不是建构理性、也不是演化理性，而是在此基础上更具一般性的、既定制度结构下的认知理性，认知理性的提出扩展了完全建构理性与完全演化理性的内涵和外延。Nelson(2003)［119］认为个体通过认知能力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技术和制度系统又会形塑个体的认知或偏好，从而实现认知、技术和制度共同演化。Ulrich(2006)［120］指出，个体认知、技术和制度是一个内生的协同演化过程，这个过程系统复杂，各自的演化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得到内生解释。

Norgaard(1984)［121］率先将协同演化概念运用到社会经济系统演化中，认为经济系统的协同演化主要体现在知识、价值、组织、技术和环境5个子系统的长期反馈关系中，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子系统构成其他子系统的选择环境，对其变革形成压力。Freeman(1997)［122］等对公共制度和技术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为理解技术变化的速度、路径和特征提供了借鉴。Shih-ChangHung(2002)［123］基于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视角比较了硬盘驱动器产业和液晶显示器产业后得出结论，对于赶超经济体来说，全球技术进步和国家制度同样重要，国家制度能强烈影响企业绩效，激进的制度创新不仅能推动技术进步，也可能对技术、市场开拓等带来阻碍。在此过程中，涌现不少基于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视角对具体产业的研究(Haveman＆Rao，1997［124］; Finger＆Kuennecke，2006［125］，2007［126］;Finger，2008［127］)。CharlesEfferson(2008)［128］等将协同演化理论引入文化和偏好分析，探讨了文化群体和群内偏好的协同演化。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承认，以动态演化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特别是从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角度研究实际问题，能更加准确地描述了知识创生、扩散和积累，以及制度的产生和演化。不过，由于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与实证分析工具，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仍受到较大限制，尤其是对于根本制度层面的一些问题，目前并未给出更具新意的明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