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综述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综述

杨　锐⁽¹⁾

摘　要:21世纪，是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新纪元。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历史文化传统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世界的意识形态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意识形态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有强势回归之态，甚至一跃成为理论研究的主题与焦点。本文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国内外研究概况进行综述，以期为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意识形态　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　主题

“意识形态”是当今具有巨大影响和颇具争议的热门词汇之一，也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和关注的焦点。意识形态已然成为当今哲学研究的主题。国外理论界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则在于: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翻译与研究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概述

第一，1801年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首次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并将意识形态解释为“观念学”或“概念论”，表示一种观念科学。自此西方学者们便开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界定，但众说纷纭，纷争不断。拿破仑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立场出发，曾指责意识形态家们是“空想家”，并把意识形态说成是“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将意识形态涂上贬义的色彩。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把意识形态区分为“特别的意识形态”和“整体的意识形态”。特别的意识形态“指我们怀疑我们的对手提出的观念或表征。它们被视为对情形的真实本质所做的或多或少的有意掩饰，对于情形的真实本质的认知不符合其利益。这些扭曲自始至终包括:从有意的谎言到半自觉或不知情的掩饰，从精心欺骗他人到自欺欺人”。所谓整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或一个特定社会历史集团（即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时我们关切的是这个时代或这个阶级的心灵的整体结构的特征与构成”。在他之后，阿尔都塞论述道:“一个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既定的社会历史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阿尔都塞的意思是说，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沃纳·斯塔克甚至将意识形态称为“应该从我们头脑中克服并排除”的“某种暧昧的东西”。在他看来，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是一个傻瓜:“一个迷上一种意识形态的人自己也被他内心的思想所欺骗。如果他误导了别人，那也是无意或无心的。”另外西方还有些学者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角度来解释意识形态的含义，哈贝马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思想，主张实现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生存论转变，建立生存论意义上以人的健康生存与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科学与人文统一的意识形态。英国学者约翰·汤普森则将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意识形态是一个代表体系，它通过使人们着眼于过去而不是将来，或者着眼于掩盖阶级关系和脱离社会变革的集体追求，用以维持现存的阶级统治关系。”可见，由于研究的领域、研究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以及所持的立场不同，导致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各式各样，莫衷一是。

第二，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该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代表着阶级的利益，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马克思跳出意识形态之外，将意识形态置于现实生活的审判平台，指出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根源，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色。列宁宣称“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和客观真理，绝对与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在列宁的心里马克思主义是与自然现实相符合的客观真理，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的思想体系。随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深度解读，成果显著。其代表人物有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和哈贝马斯等人。他们认识到在西方工业社会的革命中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忽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卢卡奇，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意识形态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非经济因素，它不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消极的分泌物，而是对经济关系有着重大反作用的力量。“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一个结果，而且也是它能健康地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在意识形态上，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矛盾:资产阶级使个体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但同时，这同一个个体又被它所从属的经济条件，被商品生产创造的物化所消灭。”卢卡奇从物化意识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尖锐的批判。安东尼·葛兰西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他在《狱中札记》中指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可见葛兰西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其实质就是号召无产阶级要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应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即“多因素决定论”。“比如，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等社会形式，尽管它们之间也具有矛盾性，但这些矛盾也会带来统一的后果。”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坚持了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思想。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理论，开拓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新思路。他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着缺陷:马克思只从经济角度考察生产方式，而忽视政治因素在生产过程的作用，而政治因素是通过人们的交往行为发挥作用的，而马克思并没有考察人们的交往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掀起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热潮，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

第三，在对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方面，20世纪5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股“意识形态终结”思潮，代表人物有:拉蒙德·阿隆、爱德华·希尔斯、李普赛特和戴尼尔·贝尔。其中贝尔是这一思潮的理论代表人物，著有《意识形态终结:论50年代政治观念的衰落》（1960）一书，宣称:“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他认为整个世界已经发展走向一个新型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走近，互为补充，有同质化的倾向，政治思想领域里的争议开始趋同，马克思主义正在瓦解，取代意识形态的则是统一的社会知识。贝尔的这一口号是针对斯大林主义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其实质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赫伯特·马尔库塞是致力于研究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专家之一，他认为技术的合理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核，他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把意识形态吸收到现实中去，并不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由此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而是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即意识形态以技术理性的方式渗透到个人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马尔库塞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哈耶克于1944年发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被公认为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学术一举跃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和国家意识形态。其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代表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二、国内研究综述

意识形态中国古已有之，儒家思想便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研究则正式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在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翻译与研究方面，我国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和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使我们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有了深入的认识。王晓升等人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介绍和分析了20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思想，梳理了各个时期思想家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脉络，全面展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复杂画卷，对于我们研究西方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作者在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展开:关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关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关于意识形态的主体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教育问题；关于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关于意识形态的种类；关于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在孟庆顺等人写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意识形态流派述评》之中，述评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一些意识形态流派，也探讨了当代崛起的新流派，如消费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科技主义等，并对其缘起与流变、现状与未来、意义与启示进行了思考。张秀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一书从学术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当代阐释，对各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孙士聪的《影响与对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评论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进行了全面审视和深入思考。作者认为，清理并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与我国新时期文论之间的影响和对话，敞开了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新视阈。

第二，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方面，国内研究甚多，也是研究的焦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意识形态研究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行分析和论证。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实际，研究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俞吾金在1993年出版的《意识形态论》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意识形态论》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极大地激发了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热情。宋惠昌在其著作《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写道:“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体系，社会群体（阶级等）的根本利益，是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和灵魂，意识形态是社会（或群体）的理论形态的自我意识。”侯惠勤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从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系统性和前沿性的特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是我们解密意识形态难题的钥匙”。张秀琴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一书中，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梳理，对其进行了当代性的阐释，并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了比较性研究，她在书中指出:“实践性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特征，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她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概括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的意识形态，以及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载体的意识形态。刘建飞在《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一文中认为，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统治者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断，并且是实现基本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总之，我国学者一致认为意识形态问题事关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必须高度重视。

第三，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研究始于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极大的质疑和责难，这促使人们关注社会主义意识问题并对其进行思考和研究。我国有很多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苏联解体，论著颇多，如曹长盛等的《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2004）、马岩的《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1997）、许新等的《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2001）、周新城的《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2000）和《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历史教训》（2000）。曹长盛的《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重点探讨了苏联剧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演变及其在整个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是苏共领导推行了一条“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即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核心和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领了思想阵地所致。马岩也认为:“苏联解体和剧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意识形态的变异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解体和苏维埃政权的丧失是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王立新在《对苏共改革与意识形态失控的历史反思》一文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保守僵化和改革过程中的多元社会思潮的泛滥，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是苏共败亡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上发表的《论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及其启示》一文也指出:“苏联剧变的原因极其复杂，但长期以来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失误是苏联剧变发生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认真吸取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张骥、张爱丽）

理论研究是现实的需求与折射，国内外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体现了当今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事实上，意识形态自人类出现以来一直存在，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前，它表现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产物；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它便突出地表现为阶级的意志即“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代表着阶级的利益诉求，特别是统治阶级，更是用意识形态来维护其合法地位和统治。“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意识形态始终活跃在人类社会的进程当中，从不曾离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动物。”“‘自发地’或‘自然地’生存在意识形态之中。”任何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处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都无法回避意识形态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季广茂.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注释】

(1)杨锐，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