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综述

2.3　产业升级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综述

创意产业代表了像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之一。本书将从价值链视角分析创意产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的功能。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已有成熟的理论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文献主要集中于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要素流动的关系。在Fisher（1935）三次产业分类的基础上，Clark（1936）提出劳动力的转移来自于产业间的收入差异，得出“配第-克拉克定理”。Simon Kuznets（1955）对该定理进行了深化，指出随着GNP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产值结构和劳动力结构都有所变动。H.Chenery（1988）提出“发展型式”理论，分析了产业结构三阶段动态变化过程。Hoffmann（1931）运用霍夫曼比例，对工业产业结构内部演变规律作了开拓性研究。此外，D.Bell（1973）的“后工业社会”，赤松（1960）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R.Venon（1966）的“产品循环说”，Hirschman（1958）的产业关联基准，以及Rostow（1960）、筱原三代平（1957）等分别论述了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献侧重从国际分工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集群经济等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价值链（Value Chain）由Porter（1985）首先提出。Gereffi（2001）用GVC（Global Value Chain）分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联系及产业升级，考察价值在哪里、由谁创造和分配。Kaplinsky和Morris（2001）指出GVC上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价值，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才是最重要的环节。GVC理论分析了GVC各环节价值的产生过程和各环节收益的分配过程。Kaplinsky和Morris（2003）认为这些收益从本质上讲产生于那些能保护自己远离直接市场竞争的价值链参与者，并且这种规避直接竞争活动的能力可用租的概念来理解。

关于价值链的治理结构，Gereffi（1999）对GVC类型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区分。一种是生产者驱动型，它是指在GVC上，通过由一个或几个掌握重要技术的关键性生产厂商，行使对不同环节的控制、协调作用。另一种是购买者驱动型，在这种形式的GVC中，关键性治理作用由处于链条最顶端的购买者实施（张辉，2004）。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主要嵌入购买者驱动GVC的低端——生产环节；而发达国家企业则拥有广阔的市场、雄厚的资本和关键性技术，成为这两种GVC形式的主要治理者。Humphrey（2001）认为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决定着市场准入程度，以及利润分配情况（Kaplinsky，2000）。领导公司控制程度较高的GVC会给供应商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迈进设置障碍，将供应商的功能牢牢限定在生产环节（Schmitz，2001）。Bair和Peters（2006）也指出参与GVC并不能保证产业升级，除非出口导向活动能植根于区域并促进内生增长。Bazan和Navas（2003）研究巴西鞋产业集群后，认为企业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备条件（Gregory Chow，2005）。

关于产业升级，Lall等（2001）认为市场失灵、路径依赖等问题会使企业在GVC上的学习和升级过程延长和充满风险，需要国家和政府干预来应对这些市场失灵。Bair和Peters（2006）也指出参与GVC并不能保证达到可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发展，除非把当地供应商同全球链条联系起来的出口导向活动，能够植根于区域并促进内生增长。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基础上，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存在以下问题，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成长不足（洪银兴，2004）。外向型制造业处于高科技跨国公司产业分工体系的末端，即“品牌商-关键技术零部件供应商-零部件分包商”链条的最后环节（胡国良，2005）。国内要素价格扭曲，FDI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加工贸易本质上是不出国门的“劳动力输出”（何亚东，2008），低廉的出口价格来自于国内扭曲的价格形成机制（赵忠秀，2006）。制造业对这种分工体系的“流程式订单”产生很大的依附性，缺乏市场“弹性”（徐康宁，陈健，2007）。对这类问题，张军（2002）归纳为过度工业化问题，刘世锦（2005）总结为“低价竞争模式”。

关于突破和重构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措施，Kaplinsky和Morris（2003）、Humphrey（2004）认为基于GVC的升级，是指企业通过达到GVC上各种标准，使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市场进入能力得到提高，从而更具竞争力。Humphrey和Schmitz（2002）指出在嵌入GVC面对各种竞争压力时，生产者技能提高，突破有进入障碍的节点，会在一定程度上远离直接市场竞争压力。这些行为的转变都是产业升级。在升级动力方面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升级是由核心竞争力变化引起的（Hamel ＆Pralahad，1990，1994）。核心竞争力是一种相对独特、难以模仿的能力，因而易形成进入障碍。另一观点认为升级是动态能力变化引起的（Teece.Pisano ＆Shuen，1994，1997）。企业动态能力是一种开拓性能力，强调以开拓性动力克服能力中的惯性。因为企业在GVC上的任何升级行为都与创新行为相关联。

在GVC上的产业升级可以分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在研究这几种升级的层次顺序时，Gerefi（1999）、Lee和Chen（2000）等学者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以下顺序：从工艺升级开始，渐次经历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Hobday（1995）、Gerefi（1999）则提出从贸易方式上大致遵循OEA（组装）、OEM（贴牌生产）、ODM（自主设计生产）、OBM（自主品牌生产）的升级顺序。这种规律在东亚众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得到了反映。但Gereffi（1999）、Humphrey（2004）等学者也指出这种理想的“东亚”模式并不考虑到GVC的动态发展特性，必须寻求升级路径的多样性来适应GVC的发展，根据自身的动态优势确定是否进入战略环节（汪斌，侯茂章，2007）。Humphrey和Schmitz（2002）指出，由于价值链治理对企业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形成、转移与扩散很重要，不同类型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将决定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学习领导型企业的技能、核心能力，从而对本土企业升级具有不同的影响。张辉（2004）指出融入GVC后关键任务就是通过突破性创新来获取逆价值链的跨越发展，区域的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尤为重要（刘卫东，2003），还应加强集聚经济效应对高技术型行业的扩散程度（周勤，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