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上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一是技术因素。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转型的核心,也是实现我国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特别是在第三次产业革命背景下,伴随着数字制造、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下降,我国的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先进制造技术开发会对未来我国产业全球竞争力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数字化制造不仅会导致生产环节劳动力的减少,还会造成全球价值链的缩短,从而影响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因此,技术创新始终是影响我国全球价值链上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而我国企业缺乏“中国创造”,自主创新机制不完善,缺乏嵌入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技术优势。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首先,因为创新机制对创新主体的激励不足,企业难以主动在创新上增加投入。而且政府资助创新多采用项目管理方式,难以对资金在创新上的使用流程进行监督,造成政府补助投资的低效率。例如,在创新投入上,我国不仅制造业的R&D强度比发达国家低,而且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低,我国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已突破5万项,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的“两低”局面依然没有显著改善。目前,我国的科技转化率仅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还相距甚远。其次,我国人力资本的基础难以匹配技术升级的需要。尤其是无法与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技术要求相匹配。虽然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还称不上人力资源的强国,这是我国创新机制难以突破的重要原因。最后,自主创新机制缺乏必要的支撑。虽然我国经济总量上具有大国特征,但无论是产品的技术知识含量还是产品附加值都没有明显的提升。以工业为例,我国工业增加值率较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数据测算,201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2.3%,离大多数发达国家30%以上的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这说明我国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企业的附加值还比较低。“高增长,低效益”的现象在我国仍比较突出,这反映了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二是制度因素。制度环境成为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具体体现在法律、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硬性制约。政府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政策方面,要由吸引外资的一般政策转向吸引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的具体政策。尤其在价值链的高端要素方面,不论是跨国公司总部还是内资企业总部,在发展过程中与一般企业的诉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除了一般的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进出口关税优惠等以外,在资金流动、投资领域、行政审批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因此,政府在确立本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目标基础上,根据跨国公司针对全球价值链具体环节和模式选择所确立的关键性区位因素的变化,制定有针对性的吸引外资政策。如在服务和业务加工外包等方面,政府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专门法律保护等,提供相应的补贴、财政激励等便利化措施,提高对跨国公司的区位吸引力。此外,为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环节,实现由低端向高端跃升,政府应加快建立国家创新体制、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创立科技园区、实行投资激励等措施,也包括税收、竞争政策、劳动力市场监管、土地的获取和一系列其他政策领域。而这些恰恰是我国在经济转型中亟需完善的方面。当前我国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和推广基础上,于2015年3月又审议通过了广东、天津及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这意味着我国正在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不断完善的制度环境无疑将为开放保驾护航。

三是市场因素。在第三次产业革命背景下,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和行业创新模式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仅借助于后发优势或要素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很难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渠道控制。特别是在不断演化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全球需求结构和主流消费市场在不断发生变化。面对这样的现状,要突破技术的封锁或瓶颈,借助技术优势改变或影响我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而这与我国的本土市场有密切关系。我国拥有巨大的本土市场且消费结构正处于高级化阶段^[5],实现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调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和战略,而且构造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导向的国家价值链,需要整合我国企业的商业网络及产业循环体系,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为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提供可能的多样化的市场发展空间。一些发展中的小国,由于受限于其狭小的国内市场,不得不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从而获取更大的外部市场,进而实现规模经济和扩大分工,这些国家可能因此长期被锁定在低端位置。而我国虽然最初凭借着要素成本优势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但我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应当发挥大国优势,通过加快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整合,鼓励企业技术研发,掌握本土市场需求的话语权,促进外国企业向我国转移核心技术,进而逐步积累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技术优势。而消化吸收技术和再创新的成本可以在广大的国内市场中进行分摊,利用内需为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

四是企业因素。企业作为生产的主体,对产业转型升级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推动着跨国贸易、投资和生产要素转移,不断提升全球资源整合水平。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国际研发的80%以上。^[6]因此,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分解和区域生产网络的深度整合正在成为整合全球市场、推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变革的核心力量。众所周知,全球价值链通常由跨国公司协调,投入和产出的跨界交易在其子公司、合同伙伴及正常供应商的网络中进行,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交易被分割且分散在各国的生产工序中进行,跨国公司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约占全球贸易的80%。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的投资决定塑造的(UNCTAD,2013)。譬如,在全球价值链的生产者驱动中,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生产者通过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垂直分工体系。在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拥有强大品牌经营优势和掌握国际营销渠道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组织起跨国商品流通网络,从而使得产品的价值创造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重组和布局。所以,我国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状况对我国能否摆脱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现状起着关键的作用。

就2014年世界500强我国前10位非银行类企业与前10位国外跨国公司的资产投入比和员工劳动生产率比较来看(见表5.5),我国企业的资产收入比和员工劳动生产率远低于西方。世界500强前10位的国外企业资产收入比平均为1.17,即1美元资产可带来1.17美元的收入,而我国前10位跨国企业的平均水平为0.82,即1美元资产只能带来0.82美元的收入。从员工劳动生产效率来看,前10的国外世界500强企业每名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平均为2.45百万美元,而我国仅为0.52百万美元。可见我国上榜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国外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表5.5　2014年世界500强前10位国外企业与我国大陆地区世界500强前10位企业比较

资料来源:据2014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情报计算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