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BIT谈判预测看，经常项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支付要实现自由和不迟延的汇入汇出，因此，中国在外汇管制上要尽量进行改革，如与外资企业投资运营相关的外债和债务偿付问题，另外在外汇管理审批程序上也要做到BIT所要求的不延迟和自由转移。
从长期开放战略看，金融业必然越来越开放，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必然越来越高。在自贸区战略下，中国不仅仅考虑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贸易，还要考虑跨境提供的服务贸易形式。因此不管中美BIT谈判下的资本转移例外条款会怎样，未来需要必然需要推动资本账户和资本市场不断开放，而这两个方面的开放，就必须与利率市场化、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改革紧密结合。
2014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资本市场开放，同时也开通沪港通的跨境证券投资渠道，提升QFII额度。目前债券市场开放、期货市场开放正在有序推进，如2015年7月，允许三类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国内银行间市场开展债券现券、债券回购、债券借贷、债券远期、利率互换等经中国人民银行许可的交易，且投资实行备案制，取消额度限制，即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自主决定投资规模。[30]
资本市场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跨境使用以及利率市场化相关联，这些内容也是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和开放的重要内容。这部分的改革与金融系统性风险密切相关，因此，这几个方面的改革推进要遵循稳步审慎节奏。同时，这些改革并非与中美BIT直接相关，中国也将会在谈判中为资本汇兑改革留足改革空间。另外，基于近期在国内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情况，表明国内金融市场的不成熟，股票市场交易规则的不完善等，因此对外开放可能适当放缓，而重点转移到国内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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