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与人有关的模型

中国经济学要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冷静地思考：是不是要真正接受现代经济学的这套范式？接受当然不等于照搬，相反，因为你要研究具体问题，所以你只能“活学活用”。其次，从发展中国的经济学这个意义上讲，我主张应把经济学“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经济学家写的东西只是给经济学家同行看，而不给一般人看。经济学家研究的东西，应该只有同行才能看得懂，研究只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这门学问才能发展，否则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后大家都没有动机来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我们知道，真正搞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往往只能在大学或者研究机构里通过seminar（研讨会）的形式来与同行交流。经济学家研究的东西，不是什么爆炸性新闻，其影响范围可能是很小的，其范围只是在同行之间。如果大家都只是在追求出名，想通过报纸、电台，把自己的研究很快地传播出去，那么，人们只能去追逐由新闻媒介“炒”起来的所谓热点问题。社会上可以有热点问题，但理论的研究是无法通过热点效应而发展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我们学术的发展，我们应该负有责任心。

谈到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我不得不再次提到“原理”。经济学原理都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而教科书上的东西是比较完美的东西。我们研究具体问题当然不能照搬这些完美的东西，因为我们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不一样的。但可以运用它的分析方法，建立一个逻辑上一致的假说来解释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研究理论时，搞清楚哪些是外生的，哪些是内生的，哪些是变量，哪些是参数是很重要的。理顺以后，可研究的东西就非常小了，很多东西不可能在你的研究中说明，但很多东西在教科书中可能已经说明。比如，市场都是不完善的，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你可以假定市场是完备的，在这个假定下看看情况会怎么样。在市场完备的情况下，主体的行为在教科书上都已讲得很清楚了，在你的研究中显然就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些东西。所以我把它们看成是原理性的东西，因而也就不存在无条件照搬的问题。再比如，我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后的市场结构问题时提到非国有部门进入的问题，我说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在中国会慢一些，因为中国没有完备的资本市场，而完备的资本市场到底指什么，教科书里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搞经济学研究，如何运用教科书中的经济学原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36]

除了教科书的原理和自己研究的东西以外，经济学家自然还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由于别的经济学家研究的也是具体的问题，所以也不可能有照搬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把某一经济学家研究某一问题的理论拿过来套在与这个问题不完全相同的研究上。在研读他人的研究成果时，我们应该注意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并不只是看这篇论文提出了什么观点。我们过去只注意观点，觉得他的观点怎么样，他的理论就怎么样。其实，我们读别人的文章还应该研究他是怎样提出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又是如何构造一个理论来解释他的问题的。从我本人来讲，如果读一点东西能体会到这样一些内容，我就觉得受益匪浅了，因为问题提得是否得当常常比对问题的解释更为重要。学会正确提出问题已成为科学研究（包括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法学。^[37]

以上可算作我对经济研究的点滴体会，我们认为，经济学家有自己的“疆域”，而且，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应该主要是在同行之间的学术圈内传播和交流的。作为经济学家，经济学术的研究是他们的职业。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在纯学术研究之外有义务积极参与和评论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也有能力对社会经济现象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观点，这些社会活动可以视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政府，经济学家的参与显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实上，从国际上来看，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和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在战后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和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第一，20世纪，尤其是战后以来，经济学毫无疑问经历了200年来最辉煌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经济学在模拟科学方面远远走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前列，数学和统计学被大量地在经济学中应用，使经济学的研究技术相当的先进和发达，这使得经济学家对经验数据的分析能力大大改善，从而提高了经济学家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论方面的发言权；另一方面，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特而合理的“世界观”，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其思想不断地渗透在政治学、人口学、人类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家庭和环境问题的研究当中。

第二，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为契机，在战后，经济学家所发展起来的关于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及其政策处方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得天独厚的经济环境里得到了西方许多政府的采纳和付诸实施。尤其是，西方经济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成功增长使经济学家迅速被推崇为“学以致用”的学问家。从此以后，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经济学家投以仰慕之眼光，给予经济学家以很高的期望，大学也开始大量地为政府输送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充当“幕僚”，出谋划策，频频亮相于大众传媒，他们为政府提供建议，评论政策，甚至左右舆论，预测未来。

第三，战后由于国际机构和国际经济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等）的大量出现，经济学家的作用已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范围，大批职业的经济学家开始为世界经济的发展，重大的国际经济协调方针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等等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担纲顾问，提供咨询并参与政策的制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和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内外的经济学家主要发挥着两类社会的职能，一是，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为计划分配资源和安排生产做综合平衡的论证工作；二是，在政府部门之外的经济学家则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出理论的论证，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商品和货币，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等等（蔡昉，1996）。^[38]在经济改革开始以后，政府对中国经济学家参与决策和提供咨询服务的需求大大地增加了。80年代以后，在中央和地方陆续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还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所有这些机构都充实了经济学家。社会科学院体制的独立和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以及机构的设立都对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中国经济学家自身的发展来看，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样，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学家的研究层次开始逐步分化，研究的“范式”也开始变化。简单地说，一代传统的经济学家大多数仍以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规范地来论证经济改革政策和为改革以后出现的新的经济表现形式，寻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支持^[39]。新一代（不完全局限于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则开始对中国改革的实践做大量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的分析，同时，新一代的或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试图在提高经济学家自身的素质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自己的经济改革和经济问题^[40]。

应该看到，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和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还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经济学家在解释和解决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但是，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的更大发挥应该主要不是依靠大量的经济学家纷纷变成官员来实现的，因为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经济学家很容易变成官员，而在于经济学家能够始终立足于分析和评判政府政策的独特的逻辑基础，而在这里，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仍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1]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种以研究前中央计划经济（CPEs）国家的改革方式与改革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过渡经济学”（transitional economics）已日见端倪。在国际上，有关这一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纷至沓来，学术著作蜂拥而至，发表在一些经济学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和各种未发表的工作论文、油印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在欧洲，一本专业杂志《过渡经济学》（Economics of Transition）也应运而生。在国内，进入90年代以来，“过渡经济学”同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处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场，中国的经济学家将更多的注意力分配在了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上面，他们对问题的研究超过了对经验的总结；他们在政策研究上的兴趣超过了对理论的探索。因此，就目前来讲，“过渡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与国际上的研究水平和研究队伍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需要我们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本书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2]可喜的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对“过渡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一些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见诸国内经济学杂志，而且其中一部分还被结集出版，如《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主编，1994）、《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吴敬琏等，1996）。近年来陆续出版的著作还包括《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等，1994b）、《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思考》（樊纲，1992）、《走向市场（1978—1993）》（樊纲、李扬和周振华，1994）、《中国经济过渡导论》（张军，1996c）、《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张曙光执行主编，1996）等。

[3]严格地说，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建立在理论家思考事物的特定角度的基础上的，理论研究的工作也就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把你所看到的和所理解的事物及其事物间的关系说清楚的过程。我在本书所做的研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的改革路径（reform path），人们也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而我是从研究价格双轨制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改革方式的。

[4]准确地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初是从国有企业开始的，因为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的一系列旨在提高企业效率和改善激励机制的改革方案早在70年代后期就已在四川省的一些地方进行“试验”了。当然，农村的改革是最早取得成功的改革。

[5]我们将在本书第2章分析这一激进改革理论的演变及其特征。

[6]作为“大爆炸”改革方案的倡导者，美国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1994年10月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认为，中国的成功不是渐进主义发挥了特别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开放农村、开放沿海地区、鼓励劳动密集型生产、允许外资与技术的输入，等等，一句话，允许足够的经济自由，从而最好地利用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成功与中国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参见《休克疗法与中国经济改革——与萨克斯对话》（萨克斯、梅俊杰，1994）。

[7]本书主要不是一部比较研究的著作，但在适当的地方也必然涉及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某些改革政策上的差别，因而也会对这种差异做一些必要的理论分析。

[8]本书把研究的时间下限定在1992年纯粹是从资料和数据的完整性来考虑的。作者写作本书前所系统收集的统计数据资料大都局限在1993年之前，因而在作者着手构思本书并为之收集资料的1994年年底，所能看到的数据一般只到1992年。不过，我想，确定一个时间下限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更不表明一个“分水岭”的存在。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得益于它在改革初期（特别是整个80年代）所进行的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

[9]“产业组织”理论也就是关于市场结构的理论。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里，市场结构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一般把对厂商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生产均衡分析称为产业组织理论。

[10]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与东欧人要“回到欧洲去”和俄罗斯人要建立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目标不同，中国的改革一开始便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国的改革领导人在改革之初便明确了一个信念：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即不走向资本主义。但是如何才能不走向资本主义确实经历了一个不断明确和不断清晰的认识过程和公共选择过程，例如，官方声明的改革目标曾先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修改和逐步清晰化的过程。参见本书第3章的有关分析。

[11]本小节的一部分内容曾以《中国改革的经济学释义》为题在国内发表过（张军，1995b），可参见《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2月18日）。写作那篇短文时正值我在美国客座期间，其中反映我当时的某些思想的论述现在都作了修改和重新表述。

[12]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体制特征以及它与中国改革后经济体制上的差别，我们将在第4章的第2节专门讨论。

[13]相对于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而言，中国在这些方面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常常被一些学者用于否定中国改革方式的经验意义。事实上，每个国家在一定意义上都有其特殊的和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只看到中国的独特性而全然无视东欧和俄罗斯在文化、历史和自然与人力禀赋上的相对优势是令人费解的；不仅如此，完全不考虑原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生产的制度结构上遵循的相同逻辑和它们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更是丢车保卒。

[14]俄罗斯改革和中国改革的差异被认为主要在于推动改革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理性构建型的，后者是经验推动型的。支持两种不同改革方式的经济理论的差异可以追溯到欧洲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理性主义逻辑演绎的起点即所谓的公理或普遍原则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它必须诉诸经验，这是任何演绎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并且，经验的范围决定了理性演绎对于现实的拟合程度；正如黑格尔所言，一切经验主义者所具有的典型缺点就是只相信经验，墨守经验，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采纳这些知觉的时候就在作形而上学的思考（黑格尔，中文版，1978）。一旦要从个别跃升到共相，经验就不得不让位于理性。方颖在其《俄罗斯改革与中国式改革的比较：哲学、经济学和改革速度》一文中对此作过较系统的论述（方颖，1996）。

[15]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一时代正是欧洲“理性英雄”的时代。但是，从经济学史上来看，真正把经济学带入“理性主义”的是李嘉图。李嘉图认为斯密著作中充满着历史制度和经验的论述，而经济学应该更像重力原理一样的高度抽象，这种唯理论思想对其后的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影响颇大，这种影响甚至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行”（熊彼特，中文版，1990，1991）。在李嘉图之后，按照布劳格的说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逐步形成了西尼尔—穆勒—凯恩斯（Cairness）—罗宾斯体系。其中，西尼尔第一次把构造经济学理性逻辑演绎体系的方法作了完整的表述：科学的经济学基本上取决于为数很少的一般命题，这些命题是观察或意识的产物，并且几乎每个人在听到它们时就立刻承认他在思想上已经有所了解，而此后得出的结论只有在并无具体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才是适用的。显然，西尼尔几乎把笛卡尔理性的、先验的演绎法一整套地搬到经济学中。穆勒的理性主义思想比西尼尔更为突出，他将经济学定义成一门抽象的科学，经济学所应用的方法是演绎法，而其精髓是推理，从假定前提中推导出新的结论。穆勒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结论如同几何学的结论一样，只有在抽象的意义上才是真的，它是许多理性演绎分析的集合，是物理学或理性逻辑演绎法的结果。略晚于穆勒的凯恩斯在1875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逻辑方法》中得出了与穆勒一致的观点，从而将理性主义思想加入到主流理论的方法论传统中。1932年，伦敦经济学院的罗宾斯（Robbins）为了回击制度主义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责难，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重新总结了主流理论的唯理性的泛论：第一，经济理论的命题是从一系列假设中演绎出来的；第二，经济学基本上是一种精神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因此它的公理式假设是运用内省和种种价值判断的结果；第三，理论的正确性在于充分理解假设的性质，而不需人为地进行实验来确立它们的有效性。这无疑又是笛卡尔式先验理性论原则在经济学中的确立。参见方颖（1996）。

[16]演进主义（或进化论）的传统在经济学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早在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代之前，就存在着反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倾向。“边际革命”以后，新历史学派的施穆勒与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争论更是影响深远（方崇桂、尹伯成，1989）。上世纪30年代，制度经济学在美国兴起，他们强调过程与演进，而不关心静态与均衡，他们把一个国家的全部文化与社会关系当作背景来研究经济的变化过程，这种世界观仅在早期的代表人物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那里就已形成，而且影响着后来的加尔布雷斯、熊彼特等当代学者。1982年，美国两位年轻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标志着演进主义传统的再次发扬光大（Nelson and Winter，1982）。
保守的政治哲学可以说在哈耶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哈耶克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出发，认为个人理性不可能理解社会所有其他成员的想法和要求，知识和信息（包括个人偏好的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完全取决于特殊时间和地点环境，实际上属于每个人所有。因此，价格机制实际上是使用知识的机制，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机制。哈耶克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包括对改革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哈耶克甚至将社会主义的“谬误”归结为人类理性的自负，总是具有设计人类前途的狂妄，而没认识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他把这种分歧追溯到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分歧。按照他个人的划分，一个是“演进的理性主义”传统，另一个是“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在他看来，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17]萨克斯的这一观点遭到其他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参见扎基西克和海斯勒尔在《东欧的经济转型：波兰案例——评价》一文中对萨克斯的这种观点的评论（Zajicek and Heisler，1995）。

[18]这一资料来源于我的个人笔记，遗憾的是，这个笔记没有详细记录会议的名称和地点，因此我无法提供这次国际会议的情况。

[19]这意味着：在萨克斯和胡永泰看来，中国在改革后的经济增长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古典二元模式的例证而已。

[20]林毅夫等人的这个理论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们的理论在前提假设上把内生的因素当成了外生的因素（张宇燕，1995；张军，1995b）。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理论忽视了对制度和产权变迁的分析，而仅用发展战略的改变不足以解释中国改革后经济的增长（张曙光，1995）。

[21]国有企业的赢利率下降和亏损的严重性在国内经济学界常常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结果，但似乎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持，它反映了许多经济学家以想象和感觉替代理论研究的倾向。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赢利率下降的原因，经济学家需要做大量的经验实证研究和计量分析，而在这方面，国外的经济学家倒比国内的经济学家更冷静（如Sicular，1994；Xu and Zhuang，1996）。

[22]据我所知，这种解释隐含在许多研究文献当中，人们在谈论中国经济的管理结构和区域结构时经常认为，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后扮演了一个市场的主角（market player），而在前苏联，由于纵向的集中管理，缺乏中国经济中的“块块”结构，市场的力量十分微弱。

[23]尼（Nee，1992）的分析运用了威廉森发展起来的所谓“比较经济组织”理论，这后一理论以交易成本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关于市场组织与非市场组织及其中间过渡形态（hybrid form）的选择逻辑。参见威廉森（Williamson，1991）。

[24]按照尼的说法，从组织上说，乡镇企业实质上是一种介于市场组织和非市场组织之间的一种可塑性或适应性很强的混合形态（他称之为hybrid form），因此在过渡经济时期的市场高度不完备和不确定条件下具有将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功能。参见尼（Nee，1992）。

[25]关于这个淘汰机制的理论假说最初是由我和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哈勒根博士提出来的。我们认为，只要能够收集到有关的数据，要来检验这个假说是完全可能的。从理论上来说，一旦给定了不同的风险函数，两组企业的进化轨迹就会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这个思想显然得益于我们对生物界的一些体会和观察。

[26]我们将在第6章研究乡镇企业增长及其特征。

[27]在中国，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是，越是老企业，暴露的问题越多；企业越是老，技术越是老化陈陋；企业越是老，就业越过度；企业越是老，退休人员越是多，因而福利负担越是重。

[28]一般来说，对农业改革的研究常常被处理为比较独立和专门的研究，而对经济改革的总体考察却总是大量地集中在工业部门。本书也是这样，我们没有涉及农业和农村的改革经历，研究集中在分析工业部门的改革过程。当然，这么做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9]在一些文献里，“过渡经济学”也称为“转型经济学”或“改革经济学”。

[30]我这里必须指出，在我们所从事的某个具体研究的范围内，演绎和归纳两种方式总是可以严格加以区分的。对于本书而言，对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叙述方式或表达方式毫无疑问是演绎的，尽管我常常寻求经验的证据来支持理论的论点和结论。

[31]本书最后给出了参考文献的详细来源，其中，读者可以发现，大多数文献都直接与本书的研究相关。没有这些参考文献，当然也就没有可能从事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所以，参考文献制度不仅仅是一个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科学研究和科学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或制度。

[32]应该说，在中国，“西学”与“国学”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学者争论不休的“原则问题”。然而在经济学模仿科学取得相当成功的今天，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用“西学”与“国学”的关系来对待“西方主流经济学”，批判、排斥和拒绝接受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实在令人吃惊。在我看来，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研究经济学的水平相关。我们的研究方法越陈旧，排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倾向似乎就越强烈。

[33]我曾经说过，我们有许多经济学家似乎一直认为，理论都是现成可得的，而根本忘记了理论都是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忘记了这个根本性的东西，他们好像自己从不从事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但却总是在没有弄清楚他人的理论研究的意义时不负责任地横加指责，这种习气对学术发展的危害性极大。

[34]关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规模化问题曾在北京的一些学者当中引起过积极的讨论。可参见《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载《东方杂志》1995年第2期，也可参见《规模化与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秩序》，载《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在经济学界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讨论，例如林毅夫（1995）在为《中国60年代的农业危机：关于合作经济理论与经验的争论》（译文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借题作了发挥。他认为，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但他同时也强调，方法论的规范化是理论创新的机制保障。不仅理论研究的方法要符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理论的批评也要遵守相同的规范，对理论的批评，不是针对其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就是针对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这样才会使真理越辩越明。

[35]我是说，这些属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社会主义的经验来回答的问题。

[36]实际上，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演示怎样应用教科书中的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例证。

[37]正确提出问题和提出正确的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工作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有许多理论问题的争论到头来发现都是问题提得不正确引起的。举一例来说，学说史上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大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关于不同经济体制的优劣和选择问题，然而，按照斯蒂格利兹的说法，这并不是正确提问的方式，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国家的经济作用应该是什么，所以争论的焦点不该是“国家的作用有多大？”的问题，而应该是“国家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参见斯蒂格利兹《提出正确的问题：理论与证据》，载《社会主义凋谢吗？》（Stiglitz，1994）。我感到，在国内经济学界，我们对国有企业所提出的许多问题现在很值得反思，我们是否应该继续问“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活？”这样的问题？我看这不是正确的提问方式，也许真正要问的是：国有企业是否具有赢利的能力？更科学地提问方式还包括“为什么国有企业选择亏损？”，当加拿大经济学家史泰立女士提出这样的问题时（Sicular，1994），我记得汪丁丁曾激动得用“非常经典”来加以肯定（汪丁丁，1996）。

[38]不过，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有少数经济学家敢于批评现有的经济体制，敢于揭露经济体制的矛盾，如孙冶方（1979），卓炯（1981）等。

[39]例如，在农业改革方面，为了说明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在理论上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有的经济学家试图论证它仍是一种公有制的按劳分配形式（林子力，1983）。为了论证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相容性，很多经济学家竭力想提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各种可能的结合关系（如，刘国光，赵人伟，1979；吴敬琏，1992等等）。

[40]我们将在第2章提供一些关于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理论探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