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商的起源

第二节　鲁商的起源

一、鲁商的发迹

目前学术界在论及鲁商时,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观点:鲁商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3]。追溯鲁商的历史起源则可以发现,它并非源自鲁国而是起步于山东境内的另一个国家——齐国。因而,齐国才是鲁商的发源地,齐国商人才是鲁商的真正始祖。鲁商起源于齐国而非鲁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从最深层次的原因上说,是由两国的不同文化类型所导致的。鲁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典型的儒家文化;齐文化则属于中国传统工商文明的产物,文化成分复杂多样。正因为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更准确地说是儒家文化所占比重的不同,造就了鲁、齐两国文化上的差别。具体来说是由于两地地理环境和经济类型的不同,经济政策的不同和风俗民情的不同造就了“鲁商”源于齐。

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出现,齐、鲁两种不同来源的文化因地缘上的原因,在行政化的干预之下,最终凝成了崭新意义上的鲁文化。此时的鲁文化既非传统意义上的齐文化,也非传统意义上的鲁文化,更非齐文化与鲁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齐、鲁文化相互冲突、融合之后的再创造。它兼具齐、鲁文化的某些共性,又独具齐、鲁文化所没有的某些文化特性,与传统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存在着一种既是又不是的特殊关系。与此同理,在完成了文化转型、再造之后的山东籍商人既保持了齐、鲁商人的某些特性,又增添了某些鲜明的商业内在品质。

两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典,重农抑商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山东商人也与全国各地的商人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泥泞之路,商业活动鲜有作为。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而到15、16世纪,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到顶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国商人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商人的营销空间突破了省区的限制,进行着跨省区的商业运作。由于经营范围的不同,商业特性的差异,业内之人为了相互之间的区分,开始以地域为参照,划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

山东籍商人因其悠久的历史,辉煌的业绩,鲜明的特性,被划入了与徽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齐名的鲁商。更有后世之人将“鲁商”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

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鲁商”才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山东籍商人群体的通称。仔细探究则可以发现,以地域为标志划分商人群体,既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性,又显示了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匮乏。受国家起源的深刻影响,宗法制度在中国社会异常完备,弥久益新。首重血缘性的家族关系,次重地缘性的乡土关系,成为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认同标准。以地域关系划分商帮,即是对既成事实的集体认同。清代学者徐珂曾对商帮有过基本的界定。他说:“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商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4]现代学者更是精确地解释了商帮。张研认为:“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经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在异地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5]

商帮的盛行还直接反映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在一个健全、统一、成熟的经济市场中,规范商人行为的不是习惯性规则,而是国家法律;保护商人利益的不是契约,而是国家颁布的行业法规;商业伦理取代了乡谊、交情。商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商人的行为受到了严格的规范。传统的中国商人却难有此保障。数千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素来对商业缺乏足够的重视,视商业为末业,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即使到了清朝中后期,此种状况也鲜有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崛起的各地商帮,为求自保,为求生存发展,在无奈之中,只有借助于血缘、乡谊,结团成伙,外御风险,内求安全。从起源上看,鲁商与全国各地的其他商帮一样,大多发迹于西周时期,但真正成为中国商界中的重要一员则是在明清时期。可以说京杭大运河的全线通航与京杭大运河区域商业经济的繁荣,成就了鲁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辉煌业绩,辅佐鲁商登上了中国“十大商帮”乃至“五大商帮”的宝座。[7]

鲁商的活动范围遍布全国。在山东之外,首先是在东北。山东人“闯关东”,最早是从事农垦,但以后进入商业等各行业。国内其他商帮除晋商外很少在东北经商,而且在东北的势力晋商也不如鲁商。其次是在长江流域的汉口、芜湖、南京、杭州、苏州、上海。最后是在北方的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在北京的丝绸业和饮食业中,山东人势力相当大。北京的饮食业是鲁菜当家,著名的便宜坊、致美斋、正阳楼等都是山东人开的,著名的瑞蚨祥也是山东人的。还有一些山东商人漂洋过海,影响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鲁商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另一种是开店的坐贾,这与其他商帮相似,但鲁商还有第三种类型,即从事买卖中介的行商。这是因为封建政府规定、商贾兴贩,不能不经行家之手。鲁商从事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如从东北向关内贩粮),必须由行商当中介,于是行商兴起。鲁商的经营或由个人独资经营,或由数人合伙经营,在鲁商中已经出现了所有者雇代理人经营的现象,即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并不普遍。

如果说从流民中形成的江右商帮没有出现巨商大贾的话,同样在人口流动中形成的鲁商则有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商人。这类商人一种是官商一体者,如济宁驰名鲁、苏、豫、皖的玉堂酱园孙家,从4000两银子的资本起步,经过百年发展为10万两银子的资本,雇工达四五百名,其酱菜、酒、油、醋等驰名省内外,其东家孙玉堂曾任嘉庆年间两广及黔滇、浙江等省巡抚,两湖、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其长子孙善宝曾任江苏巡抚,三子孙瑞珍官至户部尚书。同时,孙家在家乡有3万余亩土地。另一个从商更有名的是号称“丁百万”的黄县丁家,丁家先后有27人次考中举人、进士,五品官衔以上者148人,其当铺、钱庄遍及11个省,相传资产达5400万两白银^[8]。

另一种是商人兼地主者。比如章丘县的孟家,其代表人物是孟洛川。孟家所经营的八大祥商业遍布国内许多城市(瑞蚨祥即其中之一),分号达28家,从业人员2800人,清末就有“山东袁紫兰、山西康百万,两个财神爷,比不上一个孟洛川”之说^[9]。孟家同时还有大量土地。当然,鲁商中也有纯粹的商人,但经商并不意味着他们背离了儒家思想,他们在经商中仍然实践着儒家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儒商。前文已提到儒商是指遵循儒家思想而经商的商人,而儒家思想的背景是农耕文化,以农为本,轻视商业。儒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学而优则仕。

鲁商尽管也经商,并有所作为,但在他们心中,从商仅仅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手段。有了钱,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仍然要入仕。许多鲁商走的都是经商—科举—入仕这样一条路。在经商过程中,鲁商建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体系,这种商业道德体系的思想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和无信而不立,体现在商业经营中就是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这些信念再加上山东人重朋友义气、重承诺的梁山好汉血性造就了鲁商成功的商业。

孟家的八大祥、玉堂春的酱菜、正阳楼、便宜坊等字号都成为百年老字号,受到消费者的普遍信任。由于这些老字号既保证质量、又保证品质,诚实守信,这些都保证了鲁商的成功。儒家文化本质上其实是一套为人处世或者做人的道理,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为规范。鲁商在经商中和经商成功后都按这种行为规范行事,按儒家的标准做人。儒家思想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鲁商中体现出来,鲁商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正体现出这一点。明代山东商人史朝佐,不仅以商业成功闻名,更由于他性格豪爽,仗义行侠,对自己勤俭节约而对公益事业是不惜金钱成为后世楷模。上文提到的孙家、丁家、孟家虽然富甲一方,但都谨记儒家的为人之道为后世所称赞。而且与其他商帮的封闭性略有不同的是鲁商还以宽阔的胸怀接纳其他地方的商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所有商帮的指导思想,但这种指导思想在鲁商中体现得更突出、更普遍。

三、鲁商形成的历史条件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与工商管理政策相联。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一)地理位置

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齐国成立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当政者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鲁商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与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多,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10]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不仅对男人,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盐、漆、布、帛等。^[11]

(二)齐国的招商引资政策

齐国非常重视招商,据说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许多不同的优惠政策,即为来这里的商旅提供各种方便以吸引外商。据记载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饲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12]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000户之多。

(三)齐国的工商管理

说到齐国的工商管理,就要说到管仲。这位春秋时期的先秦诸子之一曾全面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主要是对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13]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九合诸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四)齐国的货币

春秋战国时,齐国还发明了铸造刀币,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四、鲁商的发源地:周村

周村位于山东省中部,自古商业发达。有学者研究认为,周村古商城是鲁商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古商业街市为代表的周村古商城,是周村明清以来工商业历史繁荣发展的见证,鲁商代表瑞蚨祥、谦祥益等全国著名的八大祥老字商号是鲁商最早发源于周村的实物见证。

同时,专家认为周村也是孟洛川等著名鲁商代表的发迹地和发祥地。以孟洛川为代表的周村商人以实际行动树立了鲁商诚信道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良好形象。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可认为,周村在清朝乾隆年间已经成为区域商业中心,晚清时成为山东重要的商贸中心。周村商人的经营重点有所不同,具有继承性,工商结合、多种经营的趋向比较明显,构成了山东商帮向外辐射的动因。因此,可以说周村是鲁商发源地或发祥地之一。周村历史上属“三齐”之地,有“天下第一村”之称,其前身为於陵邑,自古商业发达。^[14]

作为齐国腹地,春秋战国时期周村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明朝中后期逐步发展成为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商业名城,至清康熙年间,周村已是拥有72条商业街、8个专业市场、“天下之货聚焉”的“三齐重镇”。1904年被清政府批准为自开商埠之后,周村商业更加繁荣,成为辐射鲁中、跨长江越黄河的著名商品集散地,被誉为“金周村”、“旱码头”。自古商业发达,至明末清初,已与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齐名,成为中国四大“旱码头”重要的商业名镇,并逐渐形成了以镇中大街为中心的古代商业街市,北京著名的瑞蚨祥绸缎庄就发源于周村大街。地理环境造就鲁商辉煌,周村商埠当年不过是“地不过千亩,人不过上万”的地方,为什么却能成为诸多鲁商老字号的摇篮,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企业生存最主要的前提——地理优势。交通与资源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条件。

鲁商能够在清末的周村初现雏形,交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村地处山东腹地,东西位于济南、青州间,为济南、青州等鲁中地区与沿海间人货往来的必经之地;南北处于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山区与平原进行物资交易的重点中转站。正是凭借以上的地理优势,周村的经济日益繁荣,成为济南开埠前,山东内陆最大的经济中转站。如果说地理位置是过去鲁商诞生的必要条件,那么对于当代的鲁商,地理资源就成了他们发展初期最重要的生存条件。看企业的成长,就像养育小孩子,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教育虽必不可少,但充足的食物、丰富的营养是孩子最基本的需求。

同时,周村商人将传统的齐鲁文化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开拓创新而信守诚信,形成了独特的经营理念与文化精神。近年来,周村区以鲁商文化为发展脉络,突出文化遗产价值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经济文化强区为重点工作,使得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正如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所说,鲁商文化在当今经济社会文化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周村区区委、区政府在探寻、印证鲁商的发展轨迹,尤其近年来对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保护、研究与弘扬方面所做的工作,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山东大学吕伟俊教授认为,从文化角度讲,从明代以后至1904年被开辟为商埠之前,周村既是鲁商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鲁商文化的重要体现者和实践者,周村商人在各个方面都阐释了鲁商文化的内涵。鲁商文化中“诚信经商、货真价实”,“吃苦耐劳、务实肯干”以及“以和为贵、以人为本”等优点与“近官”、“保守”等缺点都在周村商人身上基本得到了体现,其中有些特点还是周村商人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