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商的发展

第四节　鲁商的发展

一、鲁商的形成

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沟通了东西流向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这条当时唯一的南北运输大动脉,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北物资大交流,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有过重大的积极影响,包括对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促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等。

运河的贯通,使运河沿岸城市一变而为交通枢纽,贸易日益发达,商业成为这些沿河城市最为活跃的行业。具体到山东,就是临清、济宁、德州、聊城等沿运河城市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农业与手工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及对外贸易的繁荣。运河商业文化的兴盛,促进了鲁商的形成。清政府统一台湾,沿海的统治已经稳固,康熙认识到开海有益于民生,有助于国课,审时度势,终于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下令开海贸易。从此“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其实,早在清朝平定三藩前后,北方的沿海省份均已开海通洋,正式开海,又进一步允许商民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山东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到雍正四年(1726年)时,山东有抽税海口26处,其中胶州和莱阳两地就征税银13654两。

鸦片战争前后,山东的对外贸易规模空前扩大,山东沿海港口与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商业行业和数量增加,商人队伍壮大,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各地便出现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地域商帮逐渐兴起。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贸易中出现的“客纲”,将客商与纲结合在一起,是地域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的外在组织形式;万历后期起各地盐运业中采用的“纲运法”,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为“商帮”名称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以商帮形式出现的商业集团在明代中期陆续崛起,地域商人对于商人具体的“帮”可追溯到清初。

清代末年中文文献中出现“商帮”字样。清代文献中对“商帮”作出解释的是《清稗类钞》农商类客帮“条”,“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35],山东商帮是十大商帮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山东商帮崛起于明末清初。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四方商贾群聚于此,物流的繁盛也促使山东商人的经商足迹遍及山海关外、直隶、山西、天津、北京、上海、苏州、南京、芜湖、汉口、开封等地。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得山东商帮如鱼得水。从陆路来说,大凡东南各省进入北京,山东为必经之路;发达的公路与铁路也为山东商人对外发展提供了条件;水路方面,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是南北商品流通的干线。

清代海禁开放之后,东部绵延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人们的目光从运河运输吸引到了既便利又低廉的海路运输,沿海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山东的牛皮、中药材、丝绸等有很大一部分需经汉口、上海、苏州再转口到国外。山东商人在这些地区都建有会馆。如汉口是山东牛皮的出口港,清代“旅汉山东帮”在这里建有“齐鲁会馆”。上海、苏州是山东中药材、丝绸的两大中转站。清朝初年,山东商人已在上海建有“山东会馆”。

顺治年间,胶、青、登三府商人在苏州建立“东齐会馆”。苏州附近的盛泽镇,还有济宁商人建立的任城会馆和胶东商人建立的济东会馆。这些商帮会馆对促进山东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扶持作用。他们倡导新的经营理念,“群策群力,共谋恢张,揽利权之要,而驰域外之观”。当然,这些会馆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会馆以维护同乡利益为目的,帮派性特点相当明显。会馆这种组织到20世纪初已不适应与西方国家进行商业交往与竞争的需要,于是商会这种跨乡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织应运而生。

20世纪初,商会兴起,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商会的存在有了法律的依据,商会的地位得到确立。商会的建立对于山东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首先,商会克服了会馆各自为战的弊端,把商人组织到一起,以便保护自己的贸易权。其次,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生产工艺、制造技术。商会已认识到西方的优势在于生产技术,要消除这种不利的贸易状况只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最后,抵制洋货,维护国权。1905年6 月,济南商会与天津商会协议“自造津浦铁路”,专用华人资本,不收洋股,并在济南成立商股公司。以此为开端,山东全省展开了“废约自办”的保路斗争。1905年7月,山东京官集议筹款设立公司,“自办本省路矿”。1908年,济南商会与各界人士联合成立“山东保矿会”,要求山东收回德国违约开采的诸城、安丘、蒙阴、沂水、潍县五处矿权,并于1911年收回中德合办的中兴煤矿、华德矿务公司和山东矿务公司权。^[36]但是,由于清末商会尚处于初创时期,各项规章还不完备。商会中虽有像孟洛川、王晓斋这样的商业领袖为协理或会长,但因受到清政府的掣肘,商会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直到清末民初,山东商人才形成了一个整体,有自己的组织和管理,并且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商业管理、经营谋略、商业品德和营商风格等较为完善的系统文化体系。这样,我们才说鲁商真正形成了。

二、鲁商商帮的壮大

此阶段鲁商利用商帮组织,大力发展,建立大商业集团,在时间上大体为清同治元年。

嘉庆以后,清廷对关东部分地区开禁,特别是清咸丰以后,伴随边疆危机加剧,政府抱着移民实边的目的,以各种优惠条件鼓励移民去东北垦荒经商。开放政策为鲁商在关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鲁商们踊跃去关东做贸易,山东商业资本势力纷纷进入关东。不仅经营杂货,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人,他们还从关东地区内部以及关内外之间从中得利,而且从事手工业经营等。

如清咸丰年间,掖县朱桥镇吕家村吕士适兄弟五人跨越渤海湾,来到营口谋生,先后投资设立了宏顺东、合兴东等商号。光绪四年(1878年)后,吕氏家族又到辽阳大量投资,陆续开设了“顺”字七家联号——裕顺成、德顺成、大顺成、合顺成、东顺成、顺记西栈、永顺成,在经营上几家联号虽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但同为一根之苗,相互之间“上下之间休戚与共”命运相连。正如守田利远所说的那样,山东商人互通缓急,恰如一大公司,其各商店恰似支店,互相补给商品,以资流通,而金钱上尤能通融自在,故虽有起而与之争者,奈山东人制胜之机关备具,终不足以制之也。满洲人及俄国商人固无论矣,即德国人之精于商者,亦退避三舍,不能与山东人抗衡。^[37]

三、鲁商商帮的鼎盛

此阶段为鲁商经营发展的辉煌阶段。表现在各地商会纷纷成立,在传统商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开始涉足实业、航运业和金融业,并成为一时翘楚。时间上大体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至民国伪满时期。1901年,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期间,清政府议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实业兴办和商业繁兴的法规及政策,在此背景下,各地纷纷成立商会,商会下设有各专业分会,为商人切磋商情,协调彼此关系,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同时,商会的建立也使各行各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我国各行商业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关东鲁商抓住了这一机遇,实现了又一次发展飞跃。如掖县商人张廷阁1914年在北京开办双合盛啤酒汽水厂;1915年买下俄国人经营的地烈金火磨,创办双合盛制粉厂;1920年投资100万大洋,在松花江边兴建双合盛制革厂;1924年承办奉天航运公司,1927年创办兴记航运公司经营航运业。至1937年,张廷阁领导的双合盛无限公司总资本已达182万现大洋,成为当时哈尔滨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之一。^[38]

随着鲁商出关经商者日众,关东的大小城镇都遍布鲁商的身影。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经过上百年的经营,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商帮队伍,在清末民国的关东商业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营口建立了工商业者的商会组织,称公议会,该会成员都是当时营口港屈指可数的富商巨贾,实际控制着整个城市的工商业。营口公议会成员有15 人,鲁商占5人,鲁商在公议会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两年后公议会改名为营口商务总会,《盛京时报》1907年1月12日评论说:“据闻营口商务总会不过从前公议会之变体,前者公议会,掌会之首十三家,虽有外帮在会,而所谓上会之会先生必山东人,故山东帮常弄把持之术。”大连的公议会成立于光绪二十七年,到1904年会员30人鲁商占20人。而成立于民国初年的哈尔滨商会共有会员20人,全是鲁商,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山东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