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理论之父与经济学集大成者

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

(1940年～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乔治·阿克洛夫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当代主流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在“柠檬”市场模型中对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其结果的分析已经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被广泛地引用来讨论市场失灵。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分析和对市场失灵结论的论证,动摇了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几乎所有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阿克洛夫的各种经典的分析。

——瑞典皇家科学院

一、生平简介

乔治·阿克洛夫1940年6月17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其父亲早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博士学位,1928年跟随其博士指导老师到耶鲁大学,并在毕业后从事教职,从教师一直做到副教授。阿克洛夫的母亲来自一个和化学相关的学术家庭,阿克洛夫的祖父18岁就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心脏病诊所,但后来由于族裔身份关系离开了霍普金斯大学,到明尼苏达大学药学院药学系担任主席的职务。曾祖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生,后来成为药物学家,先后在旧金山的库普药学院及斯坦福药学院担任教授职务。

阿克洛夫的童年时代一直在随父亲工作变动而迁徙中渡过,从匹兹堡到华盛顿再到普林斯顿。阿克洛夫在普林斯顿接受了相对完整的中学教育。也是在这个时期,阿克洛夫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不在于家族传统学科——化学,而对经济学产生了较大兴趣。阿克洛夫回忆说,在12岁左右的时候,自己第一次意识到如果父亲失去工作,家庭节省开支停止消费,那么就会造成其他的父亲失业,从而导致经济螺旋下降。

几乎毫无悬念地,阿克洛夫步其兄长的后尘,就读于耶鲁大学。在大学的前两年,阿克洛夫一直在为耶鲁大学每日新闻(报刊名)工作;而大学的后半段,阿克洛夫几乎埋头在经济学和数学的学习中度过。

1962年,阿克洛夫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他发现自己经济学和数学基础比班上多数人都要扎实,这也给了阿克洛夫更多的时间学习经济学之外的科学——代数拓扑。这位阿克洛夫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同时,阿克洛夫在麻省理工学院认识了很多日后的重要朋友,诸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比尔·诺德豪斯等。

1966年,阿克洛夫获得博士学位,并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助理教授职位。阿克洛夫在被授予2001年经济学奖时,瑞典皇家学院在致辞中提到的“柠檬”市场也就是在伯克利分校的第一年中写就。

1967年到1968年间,阿克洛夫离开伯克利分校,到位于印度新德里的印度统计研究所从事旁遮普邦的一个水库水源分配计划。这一年的工作,使得阿克洛夫基于印度种姓制度对人力资源供需的影响视角出发,发展出了效率工资理论。无独有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在几乎相同的时间,于肯尼亚做研究时,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的效率工资制度问题。

从印度回国之后,1969年秋天,阿克洛夫获得了经济学教授职位,并在1973～ 1974年度就职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一年的工作经历,对阿克洛夫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有很大的启示。

阿克洛夫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很深的渊源,两次离开又两次回归。第一次是由于个人问题,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了一年之后,阿克洛夫选择离开美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值得注意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仍然保留了阿克洛夫的教席。1978年9月,阿克洛夫回到了伯克利分校。1984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阿克洛夫和同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的夫人——简内特·雅伦——合作了相当多论文,研究范围从早期的宏观经济理论,到后期的效率工资。

1994年,由于家庭成员工作变动的原因(其夫人于当年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克洛夫再次暂时离开了伯克利分校,大部分时间在华盛顿自己从事研究工作并照顾家庭,从1997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给予了阿克洛夫全脱产的假期。其夫人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职务任期结束之后,1999年阿克洛夫再次返回伯克利分校,并任教至今。

二、学术贡献

阿克洛夫的主要学术贡献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柠檬市场理论;其二是劳动力市场理论。

1.“柠檬”市场理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万能的,通过自由竞争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这是以市场交换无摩擦为假定前提的。而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生活中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未必能带来最高的效率。

所谓信息不对称性,是指契约关系的一方(如代理人)在某些方面掌握着“私人信息”,这些信息只有他自己最了解;另一方则不了解。而造成信息不对称性的原因是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社会劳动分工使信息差别的程度加深,产生不同的信息优势和信息劣势;而信息优势和信息劣势的出现,意味着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专业化使得个人在其自身的专业领域比其他专业领域的个人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从而导致了专业性与非专业的信息优势与劣势。

市场上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引起了阿克洛夫的关注,他是第一个对存在所谓“逆向选择”信息问题的市场进行正式分析的人,解释了信息不对称可以如何引起市场的逆向选择。当汽车卖者或买者拥用不完全信息时,具有较低偿付能力的借者或较低质量车子的卖者就会因此把市场中的其他人挤掉,阻止互利交易的存在。他就此得出了“市场放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信息是有价值的”的结论。

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Market Mechanism)的论文中,阿克洛夫分析了一个卖者比买者更加了解产品特性的产品市场,并以旧车为例对此进行经典分析。在旧车市场上,既定的旧车卖者和关心车子质量的买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已经在车行里工作了几年的卖者对旧车的性能、保养程度或损坏程度了如指掌,而买者却无从得知这些信息。阿克洛夫把这种市场描述为“柠檬”市场,把旧车比喻为“柠檬”。

换句话说,高质量产品的卖者就会因此退出市场,仅留下低质量产品的这个逆向选择。阿克洛夫另一个重要的深刻见解,是认为经济主体有强烈的动力去抵消有关市场效率信息问题的逆向效应,许多市场机制可以被认为是在试图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中出现的。他主张防止市场失败的方式,是找到某种传递商品真实价值既便宜又可靠的方法。如仅仅与亲戚朋友交易;提供证明合格的服务记录;通过长期的努力建立品牌让消费者认同;通过设立连锁店建立信誉;在交易中提供担保;等等。他在论文中总结道:“这(逆向选择)可能解释许多经济制度”。这种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他成为分析经济制度如何缓和不对称信息后果的重要工具。

2.劳动力市场理论:效率工资论

除了对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以外,阿克洛夫在用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观点丰富经济理论方面也具有独创性。他在已发表的若干篇关于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的论文中,考察了诸如对雇主的“互惠”和对同事的“公平”等感情可能如何导致更高的工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失业。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他的情感刺激观点。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凯恩斯主义占支配地位时代结束以后,宏观经济发展的困扰之一是许多新观点无法解释失业,因为在大多数经济模型中,供给等于需求即产生均衡。如果这种相等在劳动力市场也成立的话,那么就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了。阿克洛夫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劳动力市场均衡,雇主愿意支付比市场出清工资更高的工资,从而解释了非自愿失业。他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求职者关于求职者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企业只能通过许诺高工资来挑选高素质的员工,从而提高整体工作效率。随着工资的提高,平均效率也在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效率工资会无限提高,因为平均效率提高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因此,存在一个向右上倾斜的凹向右下方的效率曲线,表明效率价格比先上升后下降。这也意味着有一个使效率价格比最大的工资存在,这就是厂商要支付的工资,即效率工资。效率工资使厂商在面临需求下降的冲击时采用减少就业的对策,这就导致劳动市场不能出清,产生非自愿失业。他运用二元劳动力市场假定、层级理论、工作团队理论和公平理论这四种范例验证了效率工资理论的假设。阿克洛夫认为,工资制定过程和失业均衡可能受参与者原则性偏好的影响——公平和互惠,并把这种异常现象称为“礼物交换”(gift exchange)。他把劳动合同看作一个“不完全的礼物交换”。根据他的观点,一些公司愿意支付给工人超过市场出清的工资;反过来,它们又希望在同样的劳动力市场上都可获得劳动的情况下,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阿克洛夫驳斥了一些经济学家使用失业持续期的测量方法而得出的美国失业率的平均持续期相当短的结论,指出这种数据在失业的福利含义方面导致了错误的结论,失业或引起失业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不能简单地与完整失业期的持续时间相联系。有许多人在短时期(如一年)里经历了多次失业。这些人或者在本身工作持续期较短的行业里工作,或者是在失去了一份工作了很长时期的工作后,发现没有与他们的技术相匹配的永久工作时,接受一份工资水平相当低的临时工作。他还采用经验加权法计算出平均工作占有期和失业持续期比所有工作和所有失业期的平均长度要大几倍(大约是3～ 5倍)。这种方法强调了可能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

三、社会影响

阿克洛夫在学术上贡献颇丰,但是生活中却是一位为人处世较为低调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涉猎相当广泛的研究人员。

1.低调务实的学者

和很多诺贝尔获奖者灵活的在学者、官员和幕僚的身份中灵活变化不同,阿克洛夫相当低调,从博士毕业到现在近40年的时间里,除了几年时间在国外工作或者担任部分社会职务,几乎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阿克洛夫被他的同事描述为“一个职业化的人”。如阿克洛夫的同事、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麦克法登评价阿克洛夫:“对现代经济学具有足以骄傲的洞察力,他认识到市场结构的理论建立在参与者可以严格地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对交易和合同具有统治权的机械理论。这种情况会阻止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反信息的流动可以使市场得到发展,改善资源配置。”

阿克洛夫的妻子是他在伯克利分校的同事、经济学家简内特·雅伦。他们在很多研究领域进行了合作,雅伦评价阿克洛夫说:“他对人类问题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可以直指社会现象的原因。与他合作是精彩的,他极其具有创造力。”

2.涉猎广泛的经济学家

阿克洛夫近年来研究方向逐渐向环境经济学发展。他运用经济学方法,广泛涉猎气候变暖等问题,指出现任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全部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必须现在就采取相关措施并且致力于国际合作,进行减排。即使那些仍然对全球变暖是否发生抱有严重怀疑的人们,也应该相信我们必须对其保持警戒。在解决方案上,阿克洛夫建议通过二氧化碳排放税或者类似的办法来提供激励机制,同时通过来自政府的资助和统筹等,进行额外的推动。

四、代表著作

阿克洛夫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正式发表的论著的数量极大,包括经济理论分析、行为理论分析和劳动市场分析等。

(一)代表论文

现将阿克洛夫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列举如下:

1.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a Neoclassical Framework,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9,77,(3).

2. Capital, Wages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Economic Journal,1969, 79,(314).

3.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3).

4. Substitution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0,2,(4).

5. Th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A Flow of Funds Theory of the Demand for Mone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78, 18,(1).

6. The Case against Conservative Macroeconomics: An Inaugural Lecture, Economica, 1979, 46,(183).

7. Irving Fisher on His Head: The Consequences of Constant Thresholdƽ Target Monitoring of Money Holding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93,(2).

8.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with Pooled Observations: An Example from labor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0, 21,(3).

9. Unemployment through the Filter of Memor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5, 100,(3).

10. Can Small Deviations from Rationality Mak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o Economic Equilibri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4).

11. Rational Models of Irrational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2).

12. Workers’Trust Funds and the Logic of Wage Profil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104,(3).

13. 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81, (2).

14. An Analysis of OutƽofƽWedlock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 111,(2).

15.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ecisions,Econometrica,1997,65,(5).

16. Men without Children,Economic Journal,1998,108,(447).

17. Economics And Identit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3).

18.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 92,(3).

19. Ident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19,(1).

20. 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1).

21. Identity, Supervision, and Work Group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2).

(二)学术论著

除了大量涉猎广泛的论文和工作论文,阿克洛夫曾经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包括以下两本:

1. 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 with Janet L. Yell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with Robert J. Shil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迈克尔·斯彭斯 (Michael Spence)

(1943年～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

斯彭斯研究的是市场信息灵通的人怎样以可信的方式向信息闭塞的人传递“信号”,以达到避免出现与逆向选择有关的某些问题。要发送信号,经济中介必须采取可以察觉的而代价高的措施,使其他中介确信他们的能力,或者更一般地说,使其他中介确信他们的产品的价值或质量。斯彭斯的贡献是详尽阐述这一想法,并使之定性以及论证和分析其含义……除信号研究以外,斯彭斯还是把1996年度诺贝尔获得者维克里和莫里斯的研究成果和卓越见解用于保险市场分析的先驱者。1975～ 1985年,他是引起博弈论的研究浪潮的先驱者之一,这种研究阐明了所谓新产业组织内战略市场行为的很多方面。

——瑞典皇家科学院

斯彭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1943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尔,不过这算是一个意外。其父就职于加拿大战时贸易价格局,经常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之间往返,蒙特克莱尔正好是两个首都的中间,且当时其母正在蒙特克莱尔走访亲友,于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斯彭斯大学之前都在加拿大生活,但却出生在了美国。斯彭斯说父母为幼年的自己提供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

斯彭斯的中学时代在加拿大度过,就读于隶属于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的多伦多大学学校(UTS),这个学校为斯彭斯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教育。1962年,斯彭斯从中学毕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66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主修数学。

1968年取得牛津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后,受丹佛斯奖学金资助开始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托马斯·谢林、理查德·泽克豪泽和肯尼斯·阿罗等著名经济学家成为斯彭斯的论文指导老师。这些老师对斯彭斯日后的学术成就有极大的影响力。

1971年,斯彭斯博士尚未毕业,但是这一年他开始在肯尼迪学院讲授分析方法,这是斯彭斯第一次执掌教鞭。1972年,斯彭斯以“市场信号”为主题的博士论文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受到广泛注目,并获得大卫·威尔斯博士论文奖。

1973年,斯彭斯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副教授,讲授并研究微观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结构。1975年,斯彭斯回到哈佛大学,并成为经济学教授,为研究生讲授经济理论,并使用了波特的战略案例为本科生讲授产业组织学。1979年,斯彭斯获得了哈佛大学加尔布雷教学奖。1982年,斯彭斯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了专门颁发给年轻经济学家的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83 年,年仅40岁的斯彭斯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系主任;次年又成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90年,斯彭斯辞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职位,接受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长的职位。同期(1991～ 1997年)斯彭斯担任国家科技及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

1999年,在担任斯坦福商学院院长九年之后,斯彭斯卸任,成为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名誉院长,并担任职务至今。在社会职务方面,斯彭斯同时也是耐克、希柏系统(Siebel Systems)等一系列跨国公司的执行董事。

二、学术贡献

迈克尔·斯彭斯教授的贡献主要基于他1972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其创新之处是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具备信息的一方会采取某种行动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的问题。根据非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可以将各类非对称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对称信息发生在参与人签订合同之前,另一类则发生在签订合同之后;前者会引起“逆向选择”问题,后者将导致“道德风险”问题。斯彭斯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问题。在“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这一条件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以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斯彭斯的这一分析框架后来被应用到许多领域,其中之一是被用来解释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

1.信息不对称模型

斯彭斯1972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广受关注。其创新之处是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拥有较多信息的一方会采取某种行动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

以求职为例,应聘人往往对自己的能力比雇主知道得更清楚。设想市场上有两种应聘者:高能者和低能者,假定能力的高低是天生的,与后天的教育无关,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能力高的人群把有关自己能力的信息传递给雇主,而这一信息对雇主来说是有价值的。但是能力低的人也同样能声称自己属于高能群,因此高能者为传递信息所采取的行动必须是低能者难以模仿的。

斯彭斯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工具的问题。在他的模型中,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但可以被应聘者用来向雇主“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斯彭斯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如果能力低的人做同样程度教育投资以示自己是能力高的人,其边际成本高于能力高的人。斯彭斯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例如学历证明),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的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

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热衷名牌大学或高学位,虽然其成本远远超出教育本身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因是名牌大学或高学位都是应聘者向雇主发出的信号,可以表明他们聪明和勤奋。显然这种示意方式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但是这种方式是有成本的,这里的成本就是“过度教育投入”。

斯彭斯的分析框架被应用到许多的领域,在进口废纸市场的交易中,斯彭斯的这一分析框架也同样适用,为了表明供货商提供的废纸是符合标准的,政府的有关部门要求供货商提供由进口国派驻在供货地的检验机构所出具的质量证明,从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明并不代表废纸质量的真实情况,如同学历并不代表能力一样。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了商检证明仍然出现废纸质量事故和索赔,而且,出具证明也是要有成本的,这里的成本就是“过度检验投入”。

2.信号理论

斯彭斯论证了如何用“信号”来调整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分布。即信息优势的一方通过某些行动向信息劣势的一方传递他们的私人信息以证明他们的市场能力,也就是显示或制造市场信号。信号要求经济代理人采取可见的举措来使委托人确信他们的能力或其产品的价值或质量,以避免不利选择。斯彭斯的贡献在于发展和确定了信号理论并证明和分析了它的内涵。

在前面的信息不对称模型中,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他认为,假如雇主不能区分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的求职者,则会以低工资雇用低生产率者,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雇主通常将教育作为求职者生产率水平的信号。同时,斯彭斯还指出,代理人(这里是求职者)中只有存在充分的信号成本差别时,信号才能发布成功。即除非高生产率的求职者发现他获得教育将比低生产率者获得同样水平的教育花费更低的成本,他才愿意付出成本追求高于低生产率者的教育水平,雇主也才因此能凭借教育水平把高生产率的求职者与低生产率的求职者区分开来。斯彭斯也指出了教育和薪金不同的基于期望均衡的可能性问题,比如,高生产率的男性预期获得比同样生产率的妇女更高的学历。在这种均衡下,在男女之间的教育回报由于教育方面投资的不同而不同,相同生产率的男人就得到了比女人更高的工资。

随后他又对众多的求职者进行研究,从而扩展了这一理论并证实了在不同市场中信号的重要性。信号理论同样适用于诸如厂商运用广告来显示其产品或服务质量,公司运用股息向股票经纪人传达他们的收益情况等现象。

三、社会影响

斯彭斯在社会活动方面较为低调,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相关研究领域。总体来说,斯彭斯是新经济的积极研究者,也是信息经济的关注者。

1.新经济的积极研究者

斯彭斯认为互联网是加速信息进程的平台,包括信息发布及技术转让方面信息资源的获取;全球商务的融合;分散于全球的资源配置;交易成本的降低。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大部分信息是数字化的;所有的数字信息将即时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用;在获取信息和接受教育方面,不同地域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将消失。互联网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影响表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代替了劳动力的流动;互联网使人力资源在信息处理这一层次上可以供全世界共享,从而增加了人力资源的价值;通过减少与时间及距离相关的交易成本,互联网也使其他生产性资产的价值得到了增长。斯彭斯同时指出,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的实质上是严重的价值超估所造成的恶果,现在的情况是一种修正。

2.信息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关注者

迈克尔·斯彭斯教授认为由技术引起的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全球商务的协调;全球市场的联合;增加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教育、培训的资源。在全球经济中,网络是基础设施的一种形式,这种基础设施的创建加速了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目前,全球经济正面临着如下挑战:快速的变化正在威胁着并且能够使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产生分裂;高度明显的收入差距;全球经济主宰的变化;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势力的增强。

3.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信息不对称中适应世界规则和技术标准

斯彭斯认为,众所周知,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新经济条件下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而各种规则和技术标准最终要走向世界统一,但是时间却相当漫长。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由于透明度增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世界舞台上有自己的声音。

四、代表著作

斯彭斯发表的学术论著颇丰,其学术论文的涉猎方向主要集中在信号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相关领域。

(一)代表性学术论文

斯彭斯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下:

1. Insurance, Information, and Individual A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 61,(2).

2. The Optimal Control of Pol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2, 4,(1).

3. The Effect of the Timing of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Lotteries on the Choice of Lotteries. Econometrica, 1972, 40,(2).

4.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87, (3).

5. Competitive and Optimal Responses to Signals:An Analysis of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4, 7,(3).

6. Most Rapid Approach Paths in Accumulation Problem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5, 16,(2).

7.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Welf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6, 66,(2).

8. Informational Aspects of Market Structure: An Introduc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6, 90,(4).

9. Competition in Salaries, Credentials, and Signaling Prerequisites for Job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6, 90,(1).

10. Television Programming,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Welfa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 91,(1).

11. Entry, Capacity, Investment and Oligopolistic Pricing.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 8,(2).

12.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Insurance Marke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8, 10,(3).

13. Efficient Collusion and Reaction Function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8, 11,(3).

14. Notes on Advertising, Economies of Scale, and Entry Barri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0, 95,(3).

15. MultiƽProduct QuantityƽDependent Prices and Profitability Constraint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0,47,(5).

16. The Learning Curve and Competi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 12,(1).

17.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3, 21,(3).

18.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Multinational Indus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2).

19. Cost Reduction, Competition, and Industry Performance. Econometrica, 1984, 52,(1).

20. Learning Curve Spillovers and Market Performa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5, 100,(5).

21. Signaling in Retrospect and the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of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3).

22. Growth Strategies and Dynamics,World Economics,2008, 9,(1).

(二)代表性学术论著

斯彭斯正式出版并作为主编的学术著作包括两本:

1. Creating and Capturing Value:Perspectives and Cases on Electronic Commerce,with Garth Saloner. Wiley;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2001.

2. Urbanization and Growth,with Robert Buckley, Patricia Annez,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8.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1943年～ )美国　纽约州纽约市

哥伦比亚大学

基于他广泛与多样的理论贡献以及这些贡献的活力和生命,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青年的经济学家中无与伦比。从增长资本到歧视经济学,从公共财政到合作金融,从信息到不确定性,从枯竭性资源的竞争性均衡到垄断竞争和产品多样性,他的研究足迹遍布当代经济理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

一、生平简介

1943年2月9日,斯蒂格利茨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小城加里。加利以钢铁为支柱产业,但这个小城却诞生过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趣的是,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师徒关系,另一位是斯蒂格利茨的老师萨缪尔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很多年后,萨缪尔森在为斯蒂格利茨写的一封推荐信里面,曾经自谦又自豪地说自己的学生是来自加里最好的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家族的政治倾向各异,但都是民主党支持者。其父倡导公民权利,并是当时社会中少有的持续缴纳社会保障金的人,他坚持认为这将对年老生活有帮助,这也影响了斯蒂格利茨日后的一些思想。

中学时代的斯蒂格利茨积极的参加辩论,这也帮助他形成了对公共政策的毕生兴趣。1960～ 1963年,斯蒂格利茨跟随兄长的脚步进了阿姆赫斯特学院,一个学生规模约1 000人左右的小型男子学院。阿姆赫斯特学院在教学上特别重视对问题的思考,斯蒂格利茨最初选择了物理作为专业方向,然而在一系列教师的教导下,斯蒂格利茨最终选择了经济学作为研究方向,这样不仅可以讲数学之使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同时可以兼顾自己对历史和写作的兴趣。

1963～ 1966年斯蒂格利茨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生课程,当时的麻省理工有着非常出色的教师和学生。斯蒂格利茨当时的老师包括了四位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1970年获奖)、索洛(1987年获奖)、莫迪利阿尼(1985年获奖)和阿罗(1972年获奖),这些优秀的教师带给斯蒂格利茨各方面的启发。而斯蒂格利茨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在一次计量经济学会议上,而该文的合作者,正好就是和斯蒂格利茨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同学——阿克洛夫。

在麻省理工期间,斯蒂格利茨接受了一个工作——整理导师萨缪尔森的文集,这个工作给斯蒂格利茨赢得了非常广泛的声誉,而斯蒂格利茨也一直被誉为萨缪 尔森著作最好的编著者。

斯蒂格利茨的任教和研究生涯一直处于变动中。斯蒂格利茨为人飘逸不群,很少在一所大学长期任职,总是像候鸟一样不停地在美英著名大学的经济系中迁徙。1965～ 1966年,斯蒂格利茨接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到剑桥大学进行了一年的研究。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年的助教授,然后斯蒂格利茨到了耶鲁大学,1970年获得了经济学教授的职位。1976年担任牛津大学德拉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1979年～ 1988年就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8～ 2001年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经济学教授,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主席。

社会职务方面,1993年～ 1997年斯蒂格利茨一直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并于1995～ 1997年担任主席。1996～ 1999年任职世界银行,斯蒂格利茨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此间他对世界银行的很多政策不满,并承受了诸多压力,最后辞职表示了抗议。

二、学术贡献^[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涉及不完全信息、风险、公司财务结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委托—代理、激励结构、信息甄别、市场效率、效率工资、信贷配合、组织结构、新古典增长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等诸多领域。本文将其学术贡献归结为分析工具(论风险)、理论应用(论委托代理、道德风险、信息甄别和不完全市场)、特定市场(保险、金融和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理论(微观基础与基本特征)四个层次,分别予以简要的评述。

1.风险问题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 Rothschild)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2)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3)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4)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 Preserving S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 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1)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关函数的凹行或凸性条件可以用阿罗—普拉特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概念进行表述;(2)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2.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理论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

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著的《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8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代理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代理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代理人参与时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代理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过失杀人)、而不是没有代理人时的结果(判处死刑)。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无罪释放)可能通过代理人的其他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代理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代理人的能力、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意外保险指出:“即使预期效用函数、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无差异曲线和可行集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单调函数或连续函数。”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市场失灵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2)信息甄别模型

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和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逆向选择的机理和信号传递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保险市场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市场信号,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例如,在保险市场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投保人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保险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①许多结论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②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信息不对称;③当存在信息甄别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不会相等;④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在信息甄别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得市场失灵,使得市场均衡偏离最优水平。它们在劳动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不完全竞争

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迪克西特合著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 S生产函数,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3.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将上述研究成果运用于保险、金融和劳动力等特定市场分析之中,是斯蒂格利茨对经济理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这些市场均具有下述显著的特点:每种市场的产出均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至少一方的市场交易者面临风险问题;市场面临非对称信息;每种市场均充满了委托-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这些市场一般不会出清,其产出往往偏离最优水平。

(1)保险市场

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1976)等论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对非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竞争下的保险市场进行了研究。在这类保险模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保险合同是在非对称信息下签订的,如果双方都知道合同后果,那么至少有一方将拒绝该合同。斯蒂格利茨将意外保险的消费者分为两类:高风险的消费者和低风险的消费者。市场双方对消费者的类型存在非对称信息:消费者了解自己的类型、保险公司则不知道消费者属于哪一类。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不仅要进行价格和数量决策,而且还必须就它提供的保险合同进行决策。

斯蒂格利茨和罗斯柴尔德(1976)指出,在竞争性的保险市场上,市场均衡是这样一组保险合同:“当消费者为最大化其预期效用而选择合同时:①在均衡集合中,不存在获得负预期利润的合同;②在均衡集合之外,不存在如果提供将获得负利润的合同。”由于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消费者不会购买同样的保险合同,因此,不论市场是否是完全竞争的两类消费者不会联合起来。不过在不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能够通过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对消费者进行甄别。此外,由于消费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措施、控制其发生意外的可能,因而保险市场上充满了道德风险。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在《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88)论文中表明,保险市场中的非市场因素(例如家庭或社会对事故受害人的援助或捐助)能够抑制消费者对避免意外的措施的采取,从而导致一个更差的结果。

(2)金融市场

斯蒂格利茨沿两种思路对金融市场进行了研究:一是对企业财务结构的论述,一是信贷配给模型。其中,第一种思路直接与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相联系,第二种思路则突出了斯蒂格利茨的研究特色——对非对称信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的强调。斯蒂格利茨在《对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的重新考察》(1969)一文中,对一般均衡情形下的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的条件进行了概括,并在不使用风险等级概念的情况下,揭示了企业财务结构与企业价值的无关性。

在与韦斯合作的《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1981)等论文中,斯蒂格利茨沿着与MM定理不同的新思路,对金融市场进行了分析。在这里,企业的财务政策受到银行信贷配给的约束。他们提出了一个存在非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问题的信贷模型:企业知道其投资行为所蕴含的风险,银行则不了解借款企业的风险状况。风险较大的企业愿意以更高了利率借款,而利率的提高将使得低风险的企业退出该市场(产生逆向选择),从而使得银行放款的平均风险上升,并减少银行的预期利润;与此同时,利率和合同条款的变化,可能诱使高风险的企业从事风险更大的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很小,但一旦成功则获得高额的回报)、进一步降低银行的预期利润(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将宁愿选择在较低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企业的借款申请。于是,就产生了信贷配给现象,它是市场信息甄别、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相结合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上的信贷配给现象,说明了价格(即利率)调整的不充分和资源配置中数量约束(即信贷配给)的必要性。这一市场特征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

(3)劳动力市场

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斯蒂格利茨突出了非对称信息(雇主对雇员生产率水平的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信息甄别、隐性工资合同和效率工资中的关键地位。斯蒂格利茨的《欠发达国家的效率工资假说、劳动力剩余和收入分配》(1976)及其与夏皮罗合作的《作为工人纪律手段的均衡失业》(1984)等论文,是其研究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甄别和效率工资问题的重要论文。其中,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从非对称信息的角度、对劳动力市场上效率工资的分析,以“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而具有相当的影响。其基本含义是:由于在雇员是否偷懒问题上,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为诱使雇员不偷懒,雇主倾向于提供一个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偏离瓦尔拉斯均衡)。

在斯蒂格利茨对劳动力市场的各类研究中,呈现出下述共同特征:①工资水平高于“工资等于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的假设”,从而存在失业现象;②由于雇主—雇员关系涉及非对称信息和委托代理问题,工资缺乏灵活性;③市场上会出现多重工资;④劳动力市场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些特征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它为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4.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市场效率与微观基础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具体而言,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非对称信息(委托代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和不完全竞争等市场特征的研究,揭示了市场本身缺乏效率的可能;他对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特定市场的分析,则直接构成其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1)市场效率与政府作用

在与格罗斯曼、纽伯里、格林沃尔德等人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对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文),揭示了非对称信息和信息成本等的存在如何导致了帕累托效率的缺乏。例如,斯蒂格利茨在与纽伯里合作的《理性预期下的技术选择和市场均衡最优性》(1982)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存在竞争市场的世界中,保险市场分配分配风险、产品市场分配产品;但在缺乏保险市场的情况下,仅存的产品市场不得不承担起这两种功能。……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市场配置才能在非常弱的意义上,实现我们的有约束帕累托最优概念中所隐含的最优性。”

对市场的这种判断,必然导致斯蒂格利茨对政府作用采取新凯恩斯主义的态度,强调适度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斯蒂格利茨在《政府的经济角色》(1986)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不完全问题既遍及私人部门又遍及公共部门,因此,我们在承认政府干预经济、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足之处和公共失灵现象。斯蒂格利茨将“公共失灵”归结为五个方面: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来源,同样普遍存在于公共部门;与政府强制力紧密相关所再分配,不仅会导致不公正。而且会产生寻租活动;当前政府带给未来政府的有效合同的局限性,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费;公共部门中产权让渡的其他缺陷,将限制有效的激励结构的构建;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会削弱人们的积极性。

(2)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曾在《对可供替代的宏观经济理论的考察》(1988)一文中做出了扼要的总结:“新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多种方式,修改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假设。不同的修改,可依据它们所关注的市场进行分类。对于劳动力市场,有三种理论方法,分别集中于隐性合同、搜寻和效率工资。其他方法集中于产品市场,试图依据菜单(调整)成本或不完全竞争解释价格刚性。还有一些理论针对资本市场,它们强调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的作用。”根据前文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当风险规避型厂商面临市场冲击时,通常会作出削减产量的决定;同时,劳动力市场上的隐性合同、效率工资和委托代理问题,会导致工资的刚性,从而降低厂商调整价格的能力。这样,必然会导致经济周期和失业现象。此外,斯蒂格利茨还在与格林沃尔德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将前述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等金融市场特征,转化为宏观经济现象,分析了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对产出水平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对产出水平的影响,不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而是通过自有资本约束和资本配给来实现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的宏观经济学是具有高度的“微观”特征的经济学。他首先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等市场特征来分析特定的微观市场,然后根据这些微观市场特征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这种紧紧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及政策工具有很大的差别: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总收入、总消费等宏观概念在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完全没有位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学派的货币总量和货币稳定性也是如此——这些宏观变量(如总的金融状况)仅仅在影响微观厂商决策的意义上才发挥作用。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那里,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了微观经济管理政策,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等总量调控转变为对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的特定市场的政策影响。

这种微观的、个人主义的态度和研究方法,使得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更多地接近于萨缪尔森的美国传统,而同凯恩斯的英国传统具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凯恩斯也用个体的动机来描述宏观经济行为,但各种宏观变量是被表述为整体的总量(如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而不是直接地从微观模型中严密地推导出来。例如凯恩斯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分析,并不需要明确的、关于工资刚性和信贷配给的微观经济学。但在斯蒂格利茨那里,任何宏观经济变量均直接源于微观市场的行为,两者之间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此外,从研究方法来看,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明确而又正式的微观基础,使之与古典经济学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尽管新凯恩斯主义关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假定、工资刚性和信贷配给等的非瓦尔拉斯特征以及政府干预主义的政策主张等,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但它采用的微观方法和个人主义的态度,却非常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

三、社会影响

斯蒂格利茨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职务,加上其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及和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的观点,在中国也是一位大家所熟知的经济学大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总体来说,斯蒂格利茨是美国经济质疑者、市场经济万能的挑战者,也是一位关心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

1.美国经济的质疑者

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在世界范围内所推行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发展中国家称赞他是“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而大多数西方政府经济学家则认为他此举完全是沽名钓誉。例如IMF研究部主管肯尼斯·罗高夫就写信批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是“夸大其词和无中生有”。

斯蒂格利茨的第一本畅销书《全球化及其不满》被翻译成18国文字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斯蒂格利茨再接再厉,很快出版了第二本畅销书《喧嚣的90年代》。和《全球化及其不满》的国际化视角不同,在《喧嚣的90年代》中,斯蒂格利茨把目光投回美国,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美国经济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由衰转盛,继而由盛转衰。他认为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因为这能够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提供借鉴,以避免发生重蹈覆辙的悲剧。斯蒂格利茨披露了美国政府机构内部所存在的尖锐冲突。例如在白宫和国会之间,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部之间,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而在所有这些冲突背后,都隐藏着主要利益集团的影子。斯蒂格利茨以缜密的思维、深刻的洞见、辛辣的语言和率直的文风,对9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的得与失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2.市场万能主义的挑战者

斯蒂格利茨素来主张政府应该对经济过程进行积极干预,并多年来一直对“自由市场万能论”不断进行理论抨击,因而,他也总喜好把一些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称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m)。这一思想导向,甚至使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

而2008年开始越演越烈的经济危机及各国的应对似乎也证实了斯蒂格利茨的说法。2009年在达沃斯论坛,斯蒂格利茨进一步尖锐的指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缺乏对市场的信心。当达沃斯论坛的与会者被问及到底哪一项失误得为这次危机负责,“相信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成为了众口一词的失误。认为价格可以完全并且有效地反映一切信息的所谓“有效市场”模型也遭到抛弃。同样被丢弃的还有通货膨胀目标制:对通货膨胀的过度关注已经把注意力从更根本的问题(即金融稳定性)上转移开来。各中央银行普遍相信:控制下的通货膨胀是必要的,理应足以维持增长和繁荣,只是这从来就不是以正确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现在的危机进一步滋生了怀疑态度。

3.中国经济的关注者^[2]

20多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中国的经济改革。他曾经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经济顾问,参与过中国有关政策的研讨。1997年,斯蒂格利茨不仅为《经济学》第二版中译本写了序言,还专门在最后加了一章“中国:近期与未来的挑战”,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有关问题进行分析。从2005年开始,斯蒂格利茨担任了北京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常客。

斯蒂格利茨在有关中美的许多问题上都喜欢抑美扬中。当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颇有微词时,斯蒂格利茨却认为,中国的崛起直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如降低失业率、稳定商品价格,并在其高速发展的同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众多机遇。相比而言,美国的某些政策性失误则给全球带来了数万亿美元的损失,如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全球经济损失就相当于全中国一年的GDP。当美国的政治家们谴责中国造成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时,斯蒂格利茨则指出,贸易赤字代表了本国宏观经济的失衡,美国今天的高贸易赤字根源在于国内储蓄太少——家庭储蓄为负和巨额财政赤字,所以美国的麻烦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自己的问题。当知识产权和汇率成为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的主要话题时,这个用左手写字的经济学家又从独特的角度指出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认为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扭曲了市场,并使社会成本加大;过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会减慢创新的速度,因为对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投入是创意,但专利会减少可用的创意。而发达国家在面对相同问题时的标准做法是绕过知识产权,使用强制许可证制止不当的市场行为。所以他建议中国考虑采用更多替代性的办法来面对知识产权的指责。在汇率问题上,斯蒂格利茨同样强调中国的汇率政策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没有影响,目前若实行浮动汇率制对中国经济绝对没有什么好处。

斯蒂格利茨更多的是用经济理论来谈论中国的现实,他严谨的分析涉及中国经济增长、创新体系、制度改革甚至“和谐社会”。他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的卓越成就深表赞赏,他的观点和中国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很相似。

四、代表著作

斯蒂格利茨著作颇丰,在学术领域和公众领域都有很强的影响力。

(一)代表学术论著

斯蒂格利茨出版的学术论著主要有:

1.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 W. Norton& Company,June 2002.

2. 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Monetary Economics, with Bruce Greenwa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3.

3. Economics for an Imperfect World:Essays in Honor of Joseph E. Stiglitz, edited by Richard Arnott, Bruce Greenwald, Ravi Kanbur, and Barry Nalebuff, The MIT Press, November 2003.

4.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WW Norton and Penguin(UK), with Linda Bilmes, March 2008.

5. The Selected Works of Joseph E. Stiglitz, Volume One: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009.

(二)中文版代表学术论著

斯蒂格利茨在中国享有较高的学术知名度,目前已出版的中文版学术著作有:

1.经济学(第3版),与沃尔什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公共部门经济学(第3版),郭庆旺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全六卷),纪沫、陈工文、李飞跃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

4.国际间的权衡交易贸易如何促进发展,与安德鲁·查尔顿合著,沈小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信息经济学:基本原理,纪沬、陈工文、李飞跃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资料来源:胡怀国: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及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 2001年第10期。

[2]资料来源:张鑫:斯蒂格利茨:爱说中国事的美国经济学家,《人物》,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