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年述评

中国经济改革20年述评⁽¹⁾

陆德明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中国的市场经济化改革，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采用的激进方法(休克疗法)不同，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在工业化(发展)和国际化(开放)的内外推动下，从产品市场化、要素市场化到市场深化，20年的改革逐步深入，并呈现三个阶段性特征。

(一)产品市场化

1．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封闭落后条件下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并片面实现重工业化，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首先必须纠正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倾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轻重工业的平衡发展和城乡工业化。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尤其是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

产品市场化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率先突破。农村改革基本是沿两条主线展开并逐步市场化的。一是塑造市场主体: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二是形成市场价格:逐步取消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村改革、农产品的市场化导致了农业的大发展和乡镇工业的崛起。

2．农村改革带动了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第一阶段以产品市场化为主。一方面，市场主体的改革是对工业企业放权让利的承包经营;另一方面，市场价格的改革表现为产品价格“双轨制”的实行。

无论农产品市场化，还是工业品市场化，都只是旧体制框架内的增量市场化。无论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只是旧体制范围内的局部改革。这就是第一阶段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特征。

(二)要素市场化

1．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化，启动了90年代的城市化。从最初农民进城的出现、乡村工业小城镇的兴起到后来老城、旧城的改造扩建等等，都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合流的结果，客观上推进了土地、房产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另外，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只是沿海局部地区为主，进入到90年代的开放则是包括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在内的全方位国际化。于是全国范围内的开放城市出现开发区热和招商引资热。“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虽有点过火，但它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三潮合流的结果，客观上也导致并推动了要素的市场化。

2．要素市场化，首先是土地的市场化。开放城市、开发区和新兴工业化地区等大都通过土地批租，进行成片开发，或者进行滚动开发。并靠“七通一平”式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带动了工业的发展。老工业基地和旧中心城市等，同样也是通过土地批租，进行旧城改造或新城扩建，既改善了人民生活(居住条件)，又带动了城市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土地的市场化，引来大批外资，带动了资本的市场化。同时，城市工商企业改革的深入，也导致融投资的市场化。无论证券市场，还是期货市场，不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扩大。资本的市场化，一方面解决了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的机制又促进了企业改革和整个体制改革的深化。

劳动力的市场化流动，一方面起源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体制落差和收入落差，促使一部分劳动力在竞争中跳槽。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城乡间流动和跨地区流动，则起因于政府户籍政策的改变。原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现在“离土也离乡”、“进厂亦进城”了。劳动力各种形式的市场化流动，有利于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3．要素市场化，涉及资产和资源存量的调整。原有旧体制的框架无法包容，必须突破。因此与产品(增量)市场化不同，要素(存量)市场化实际上就是旧体制的破除和新体制的创立，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

(三)市场深化

1．工业化、城市化一旦启动，本身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当前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产业结构高度化。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将面临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传统工业的调整、新一代主导产业的培育和成长、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等等，都离不开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这个环境，或者说都必然要求市场深化这个前提条件。

2．市场深化，首先是产品市场的深化。目前中国各地建有大批各种各样的批发市场和交易市场等等，尚停留在原始初级的型态上。下一步的发展将是无形市场的现代化和交易自由化。市场深化，主要是要素市场深化。要素市场的发展，必然延伸到存量资源的调整和重新配置，客观上要求生产要素背后各种权利关系的市场化。也就是说，要素市场深化的必然逻辑是产权市场化。中国有国有资产41 370亿元，负债率75%，至少有10 000亿元的资产需要盘活。另有乡镇企业总资产19 406亿元，约20%即4 000亿元需要盘活。产权交易在中国已经开展起来，目前已建有30多个产权交易中心(所)。

3．中国的开放，以前主要是“请进来”，现在正在“走出去”。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外接轨，中国经济越来越国际化，市场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以服务市场化为例。近年中国加入WTO的努力，一方面推进了服务贸易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中国国内服务业的市场化。金融、贸易、通讯、咨询、文化、教育和体育等广大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是市场深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四)市场化的程度

20年改革进程的实证分析和经验总结表明:

1．中国的市场化是分阶段循序渐进的，目前正处于要素市场化向市场深化过渡、并交互推进的阶段。这种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1979—199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10%左右。

2．如果用量化指标来说明，则中国的“市场经济度”目前已达65%左右。据测算，我国的“市场化指数”(投资、价格、生产和流通四者的市场化比例)，1992年达到63．2%;另外，“市场经济度”(企业自主度、市场国内开放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和宏观调控度)，1995年除去第四类宏观指标，则为63%;国家计委价格研究所1996年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度约为65%。其中商品市场化程度最高，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程度均达80%左右，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约为70%，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

3．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情况很复杂，一般的计量分析只能作为参考。而且，单纯的数量指标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的机制、规范，市场组织的发育，市场主体的行为、素质，和市场竞争的有效性等，更能体现市场经济的程度。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

上述改革进程表明: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而是一个已基本市场化的“准市场经济”国家了。下面让我们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具体看一下市场化改革的现状。

(一)政府正在逐步退出市场

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包揽、统制一切。现在进行改革，政府又担当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中国政府是市场化的“第一推动力”。从改革方案的设计到实施，使得市场化改革有序进行。政府在改革中一边“造市”，一边“退场”。即在打破旧体制框架的同时，塑造新经济体制，包括市场形态的构建、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市场规则的制订等;在把各种经济主体推向市场的同时，自己在放权让利中逐步退出市场。目前，中国政府已由直接管制经济初步转向间接调控经济。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1)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通过“中央各主管部委—地方各主管厅局—行政性公司—国营工厂(商店)”对国有资产(企业)进行直接管理(干预)。现在这一管理体制正在改变。前几年将政府主管部门改为控股(集团)公司，行使所有权及相应的管理职能。国家在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和航空3个领域进行试点，成立了3个全国性的控股(集团)公司。这方面的改革上海比较超前和彻底。上海1986年撤销了77个市级行政性公司，改为企业(集团)公司。1996年又撤销了17个主管厅局，改为控股(集团)公司。目前，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框架演变为: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市领导负责，作为所有权的总代表，下设日常运作的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几十个控股集团公司(授权行使所有权，负责管理国有资产)—经营性企业(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子公司等)。今年，国家层面的政府机构改革正在进行。按计划，全国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也将在3年内完成。

以前，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等多种职能集合于一身。现在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些职能正在分离、转变。在“国资委(局)—控股公司—企业”这个管理体制框架构建的同时，国有企业在现代公司化改组过程中正在形成相应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正在重建，即由原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市场化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政府正在通过租赁、转让或拍卖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退出某些竞争性行业领域。另一方面，即使没有退出或不能全部退出的公共经济部门，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投资者和所有者，也正在逐步放弃对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只担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管理职能。

(2)在与资产管理体制相关的投资体制方面，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基建投资“拨改贷”(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改革。目前，投资的主体已由政府转向企业法人。中国将建设项目分为竞争性投资项目、基础性投资项目和公益性投资项目三种，确定了新的投资方式:竞争性投资由项目企业通过市场直接筹建，或向商业银行贷款;基础性投资主要由政策性银行提供资金，由经济实体组织建设，同时吸收地方与企业参与;社会公益性投资主要由政府通过财政统筹安排。

(3)政府在退出部分竞争性行业、放弃对国有经济直接管制的同时，对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职能力正在得到加强。这种调控通过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等各种手段综合实施，而其中的经济政策杠杆(包括计划、财政和金融等)起主要作用。前几年重点运用货币政策及相应的金融手段等，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就很成功。

2．计划体制的改革

(1)中国的计划主要有中长期计划(以五年计划为主)和短期的年度计划两种。以前，无论年度计划，还是中长期计划，都是指令性的。计划由各级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制订，通过行政命令方式下达，企业必须执行这个计划。计划的内容包括供、产、销、人、财、物等，以此来配置资源。改革以来，一方面，指令性计划已经或正在变为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如产业政策等)。无论中长期计划，还是年度计划，行政命令色彩均已大大减弱，只是给人一个参考;另一方面，计划的比例大大减少，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和范围已缩小到最低限度。绝大部分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产销、供求等已基本放开，市场已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或主要作用。

(2)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以前中国实行计划价格，它既不反映供求，也不符合价值。20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之一。价格改革的第一步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消费品价格的调整。价格改革的第二步是采用“价格双轨制”。即一部分计划内的产品按国家定价出售，另一部分超额的产品由市场供求定价或实行协议价。“价格双轨制”是一种渐进、平滑、有效的过渡形式，可避免激烈振荡;但另一方面，由于两种体制并存，有租可寻，也容易造成相互摩擦和腐败。

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加速走向市场，逐步实行双轨制“并轨”。先是1991年，政府对部分工业原材料价格进行并轨，使国家定价的产品减少到只有5种。并取消了国家对市场价格的直接控制，主要通过存货管理等间接手段来实现价格目标。后来，政府于1992年又进一步宣布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将取消价格双轨制的时限由10年缩短为3—5年。1993年，政府配给计划几乎完全被取消，90%的商品价格已由市场决定。各种消费品、投资品的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等也纷纷建立。目前，农产品只有7种，包括谷物、棉花和烟草等的价格仍由国家控制，其他也已全部放开。

3．财税体制的改革

(1)在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的财务税收关系上，以前由国家实行统收统支，企业没有理财自主权。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行了两步“利改税”:第一次“利改税”是1983年，将企业上交国家利润改为国家向企业征收所得税;第二次“利改税”是1984年，主要是分解原来的工商税，建立流转税(包括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制度。两步“利改税”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税收不统一、税负不公平、税制过于复杂。于是，按照统一税收、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等原则要求，1994年又进一步对税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这次改革，在间接税上重点是推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制度，而且是在生产环节和批发零售环节全面实行增值税，同时简并了增值税的税率，仅设17%一档基础税率和13%的优惠税率。在直接税上，主要是采取统一合并办法，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所得税，改为统一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均为33%。个人所得税改革是将原来中国公民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对外国人的个人所得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三税合一，并采取超额累进税率。通过这次改革，中国目前形成了以间接税为主的新税收制度。

(2)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预算体制方面，改革以前的国家预算管理体制，是以“条条”(主管部门)为主的统收统支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所谓“分灶吃饭”的体制，首次打破了“条条”为主支配财力的老框框，开始走上以“块块”(地方)为主支配财力的轨道，是中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此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又进行了三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1985年两步利改税(政府与企业之间已改为税收关系)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办法。由于当时地方一些新税种的开征条件尚不成熟等原因，国务院决定“七五”前期暂时实行“划分税种、总额分成、分级包干”办法。第二次是1988年，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承包体制。因为总额分成的包干办法过于单一，与地区发展不平衡状况不相适应，出现了“鞭打快牛”(发达地区)现象。所以，为了鼓励发达地区增收，对全国40多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将单一的比例包干改为六种不同的承包形式。至此，分级财政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地方财权空前扩大。在此基础上，1994年又进行了第三次重大改革: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分税制。分税制将各种收入划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种，相应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并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税收返还和专项拨款)。分税制推行至今，地方理财积极性高涨。但问题是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偏低，政府的财政调控能力有待加强。

4．金融体制的改革

(1)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改革以前，中国实行单一国家银行制度。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还是政府机关;集信贷、结算和现金出纳“三大中心”于一身。金融依附于财政，构成“大财政、小银行”体制。改革开始后，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建设银行从财政部下独立出来;1983年，工商银行又从人民银行分出，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初步建立起一个中央银行和4个国有专业银行的框架结构，打破了单一银行制。进入到90年代，中国又重点加强了中央银行制度及其体系的改革和建设。特别是1994年，第一，金融与财政的“连裆裤”开始割断，财政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发行货币，而改为发国库券。第二，明确并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两大职能。包括货币的发行与管理，基准利率的确定与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制订与运用，和对金融活动的检查、稽核与监督等。第三，改变了人民银行分支行地方化的倾向，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实行了金融集权。第四，财务管理上消除了人民银行的利润动机，所属营利性的企业开始脱钩。经过1994年的重大改革，可以说中国基本建立起了国务院领导下的、政府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当然，在金融调控和监管方面的问题仍很多，两大职能还有待加强。今年，撤销人民银行省市级分行，改按大区设立央行机构的重大调整与改革正在进行。

(2)金融机构体系。经过2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第一，1994年成立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专门承担不同于商业性业务的有关投资贷款贴息业务，促进了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政企分开。第二，专业银行的商业化、企业化改革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但在机构多样化、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市场方面的成效显著。处于垄断地位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四家国有专业银行的行为已半商业化、半市场化;交通银行(1986年恢复)、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等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加速了民营化的步伐;城市合作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与福建兴业银行等地方性银行不断增加。第三，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包括全国性、地区性和专业性的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最近，各种基金又应运而生。第四，外资银行和外国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入了竞争行列，一部分外资银行获准在上海浦东进行人民币经营业务的试点。

(3)金融市场体系。先看资本市场:1981年至今，中国已累计发行各类有价证券10 000多亿元，品种包括国库券、财政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股票等。现有上海、深圳两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近千家，还有一些地区性的柜台交易。再看货币市场: 1978—1995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36%，至今已有50 000亿元左右，占总储蓄量的四分之三。储蓄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有所增强，利率作为政策工具使用受到重视，但利率还没完全市场化，且利率种类过多。国家银行贷款主要靠额度控制，中央银行对货币的管理，仍以信贷规模为主。1996年正式开辟了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但还不太规范。中国同时有大量的民间集资、民间借贷和黑市利率存在。此外，还有外汇市场:1994年前中国实行官方挂牌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1994年取消了双重汇率，在汇率并轨基础上建立了单一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取消了外汇额度管理、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办法，代之以银行结售汇制;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即全国外汇交易中心同年开设，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初步确立，央行开始通过外汇买卖干预汇市。现在，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取消了对外贸易支付的行政限制。资金汇价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已超过1 400亿美元。

5．外贸体制的改革

中国的外贸，以前由国营专业外贸公司独家垄断，实行计划收购制。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改革主要是引入竞争机制，扩大外贸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对出口商品分国家统一经营、采用许可证和配额管理及放开经营三级(三类)管理。80年代后期，出口代理制代替了收购制，同时实行了地方外贸承包制(至1993年结束)。进入到90年代，改进了许可证与配额管理办法。在完善出口代理制的基础上，直接赋予越来越多的工贸企业、生产科技型企业进出口贸易经营权，实行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同时外贸立法的步伐加快。财政补贴取消以来实行的出口退税制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进口关税总水平目前已调降至17%，趋近发展中国家平均11%的水平。

(二)企业正全面进入市场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某种意义上是经济主体角色换位的过程。中国的企业以前从属依附于政府，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权。现在，经过20年的改革，企业很大程度上已独立自主了。在政府退出市场的同时，企业正在全面进入市场。

1．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中国以前实行单一的公有制。改革以来，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从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变为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其次，在公有制内部，从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变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混合所有等多种公有制并存;再次，在国有制内部，从中央政府管理为主变为地方各级政府管理为主、多种管理形式并存。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发展最快的是贴近市场的非国有经济，包括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个体经济等。它们新创造的产值占社会新增加值的80%左右。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例只有约30%了。

去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并从政策上提出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重大任务。目前全国范围内正在边学习边贯彻落实:①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被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②公有制经济的含义正在全面重新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本占优势，不单是量的优势，更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具体比重正在减少。③各地都在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均被大胆利用。④股份制正在全面推行。股份合作制获得支持与鼓励，在全国城乡中小型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改革中大量采用。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民营经济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蓬勃而又健康地发展。

2．国有企业的改革

(1)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或重点之一。20年来，从最初扩大经营自主权，经承包制，到股份制，国企改革已走了好几个里程。目前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已经结束(全国有100多家试点企业，各省市也有一批地方国有试点企业)。1998年开始，现代企业制度在试点的基础上，将按“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在面上推开。同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

(2)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而不是搞好每一个企业)，中国正在通过“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国家重点抓了120户大企业集团，各省市也有一批重点抓的地方企业集团。对这些企业集团通过计划单列、统一纳税和开办财务公司等的改革，指望其能发展成为可参与国际竞争的“航空母舰”。此外，国家经贸委还对全国范围内的512户大企业实行主管银行制度、发行可转换债券和优先安排上市等政策，扶持其发展。以资本经营和资产重组为纽带，一方面通过市场正在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多跨式”大企业集团;另一方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和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正在全国范围内加快。

(3)为了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兼并破产、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城市已增至111个。由于兼并破产涉及国有企业的冗员和债务问题，因此中国采取了多兼并(鼓励兼并)、少破产(规范破产)的谨慎稳健措施。同时从政策上优惠解开银企之间的高负债包袱，通过再就业工程分流安置下岗职工，促使企业轻装上场。目前，政府正在为到20世纪末使大多数大中型亏损企业“脱困”而努力。

3．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

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集体企业同属公有制，但更贴近市场。尤其乡镇企业，一开始就生长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在国家不给钱、不给原材料和不给任务指标的情况下，靠不吃“皇粮”(商品粮)的农民自己全国各地千山万水跑、千辛万苦购销，是在不完整的市场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创造了喜人的经济业绩。它直接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特色的一大体现。

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首先，它的产权是模糊不清的。在形式上大多属集体经济，但往往与乡镇村政权合为一体，政企不分。实际上它是社区经济，有的甚至是私人合伙企业。这样一种产权关系，在发展初期具有明显的优点，因为利益关系比较简单、矛盾较少，而决策又比较集中，效率较高。但一旦发展起来，产权模糊导致动力不足，激励—约束机制缺乏致使绩效递减。其次，乡镇企业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管理素质差、产品质量低。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它能生存发展。因为市场空间容量很大，供给短缺，产品不论好坏总是供不应求。但一旦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供给竞争激烈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面临问题。再次，乡镇企业的规模小，竞争力弱。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四肢被缚，成为“笼中虎”的时候，乡镇企业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但现在，国有企业改革解放了。猛虎一旦下山，猴子就竞争不敌了。因此，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相对停滞了。国有企业的毛病，乡镇企业受到传染。甚至有些国企没有的毛病，乡镇企业也拥有。于是，改革开始了。近年乡镇企业的改革主要是从产权制度入手，大多采用股份合作制形式进行改组。同时，通过联合扩大规模，通过合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提高产品质量与技术档次。

4．私营、个体经济与“三资”企业的发展

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生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三资”企业的母体主要是外商一方，当它还在娘肚里的时候就先天具有市场竞争的本能。因此，这些企业比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更适应市场，发展更快。

(三)个人收入分配的市场化

1．劳动力市场与按劳分配

中国传统收入分配体制的基础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经过20年的改革，劳动力市场已在新就业劳力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目前已初具规模并占据主导地位。但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原就业体制还没打破，隐性失业或“在职失业”普遍存在。“跳槽”(转业)者有之;而更多的人则留恋“大锅饭”，一般采取寻找“第二职业”的方式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发育状况如下:①从企业用工自主权看，非国有企业可按需招聘、辞退，不受任何行政限制;国有企业也实行劳动合同制，但自主权仍较少，每年还需接受30%左右的统包统配人员。②从工资的决定看，民营企业大多靠市场供求决定与调节，对工资具有支配权;国有企业还做不到劳动力定价的市场化，基本上仍是低工资高福利。但内部分配自主权已基本落实。工资中活的部分已占基本工资一半左右。③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看，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选择去向，除了工资外还要考虑福利、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因素。而非国有企业工资已成为左右就业去向的基本因素。④从劳动力的流动看，中国以前由于地区分割、城乡分割和存在户籍制度，劳动力的流动很少。现在城乡之间、跨地区流动的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⑤从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保障体系看，培训、中介和失业保险等还不太完善。

按劳分配是中国一贯强调的分配原则，但以前只片面重视“公平”，结果成了平均主义。现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已被人们普遍接受。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进行按劳分配，平均主义已经破除，收入差距正适度拉开，一部分人已先富起来。不过，国有经济领域旱涝保收的“大锅饭”还没彻底打破。

2．按生产要素分配

中共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因此，除了工资和奖金等劳动收入外，股息和红利等投资收益(按资分配部分)正在增加。技术专利收入早已合法化。

中国不仅已承认物质资本，而且也重视人力资本。据此，企业剩余分享制或利润分成制即将形成，劳动者和经营者等的个人财产制度目前正在尝试建立。劳动者持股不仅在中小型的乡镇、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时推行了，而且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正在搞职工内部持股。特别是经营者持股，成了最近一段时间的热门话题。以前，中国的企业家资源由党组织配置，厂长经理作为国家干部选拔调配，以致本来就稀缺的企业家资源越来越稀缺。现在经理市场已经出现，管理革命正在发生。企业家资源开始由组织配置转向市场配置。与此同时，企业家的收入及财产制度也在形成。不少地方前几年已经实行了经营者“年薪制”。目前为了形成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培育企业家阶层，中国又正在尝试经营者持股，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3．收入再分配

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初次分配交由市场决定的同时，政府十分重视二次分配，即收入再分配。一方面，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等的调节作用正在加强;另一方面，失业、医疗和养老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同时配套进行。再就业工程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

上述改革现状表明，中国的市场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政府退场，企业入市，一切显得井井有条。但改革尚未最终成功，市场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其中有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则还有可能使改革掉入陷阱。概括起来说，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有:

1．渐进式改革的加速度问题

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没有采用“休克疗法”，其市场化改革是渐进的。由于改革的初始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环境等不同，中国的渐进改革在初期获得了“帕累托改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减少了改革的成本和阻力，使改革的收益递增。但渐进式改革本身有其内在的缺点，有个如何抓住机遇、加速推进问题。眼下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中期，处于“双轨制”过渡的关键时刻。这是一个危机频发的危险期。如果新旧两种体制长期并存，则必然会相互摩擦和碰撞，产生种种矛盾与问题。也就是说渐进式改革的中期，如果不加速，改革的成本和消耗有可能递增，改革的收益则将递减。中国中后期的改革，总体上只能继续采取渐进方式走下去，但必须要有一个加速度、一个大于零的加速度。

2．政府退出市场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和腐败问题

首先，中国政府是到了该“退场”的时候了。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需要政府的推动，乃至于强推动。在市场尚未形成时，政府的作用可以大一些、强一些。但到了发展的中期、市场基本形成后，政府的作用应该逐步减弱。让市场发挥其组织能力。否则市场的机能会受到新的干扰和扭曲。然而，政府退出市场时，怎么退?退多少?从哪些领域退?退出后要不要及如何重新进入?这些问题，目前的中国正在探索。

其次，政府退场，需要勇气，更需要秩序。一般来说，政府退场时，免不了会产生一些腐败和权钱交易问题。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采用了“休克疗法”，结果产生了一批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企业财阀。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但实行“双轨制”过渡，有大量的“灰色经济”，“设租—寻租”现象也较严重和普遍。目前中国在转轨过程中，采用公开的方式，促使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转移:让部长、局长当总裁(总经理)，让党委书记做董事长。这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方式，但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变相的官僚资本。

3．国有企业如何有效进入市场问题

目前中国正在推行股份制，包括股份合作制，大有刮风之势。许多地方、许多企业误认为“一股就灵”。其实，股份制与中国文化和制度环境是存有矛盾的。首先，股份制的基础是经济民主，按股所有、一股一票。但中国的传统是集中和权威。海外成功的华人企业不少带有家族色彩，规模有限。大陆搞得好的企业，大多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带有强人专制色彩。因此，股份制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在中国扎根并产生效果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股就灵”。其次，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民营化。国家股和企业法人股一般都要占到50%以上，有的甚至要占到80%左右，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且目前这两种股票还不能上市。这样，新的股份制公司，虽然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变化了，但由于国家控股，政企分开就有折扣，外部市场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也有限。

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放小”只要放到市场，一般没有问题;但“抓大”有人为造成垄断的可能，不利于内部充分有效地竞争。国有企业，不论大小，要轻装入市，都有两个包袱必须解脱:一是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的高债务(不良资产)问题;二是企业隐性失业的公开化，即富余人员的消化吸收问题。

随着政府的逐步退场，国企比例的逐渐减缩是必然趋势。国有企业的存在理由主要不是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最优，而是公平的社会效益和政策效益。国有企业的存在领域主要不是竞争性的效率部门，而是自然垄断与政策垄断性的公共(公益)部门。

4．金融市场化与金融风险问题

金融改革落后于其他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金融改革滞后太多，则对整个经济改革是一个制约。目前，中国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太慢，且仍然处于高度垄断状态。民营银行太少，难以平等有效竞争。无论资本市场，还是货币市场，都还不够规范。

中国的金融尚未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正面冲击可拒之门外。但是，一方面外部危机的影响在逐渐加大，另一方面国内金融秩序混乱，金融监管薄弱，金融法制不健全，一些机构乱办金融和违法违规经营等现象较为严重，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开始向银行集中。因此，中国金融的风险在增大，如何保证金融安全、高效和稳健运行是一个大问题。

5．失业增加与社会稳定问题

中国的人口多，就业(或失业)的压力大，这是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城乡间流动，积极面虽多，但已经给沿海城市造成了社会治安问题。目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国有企业大改组交替重叠的危险期。这期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国有企业单位，将有大量的富余人员游离出来。通货膨胀下来了，失业率在上升。虽然中国在实施再就业工程，劳动力市场也初步形成，但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不安定问题仍然很大。

6．收入差距扩大及其控制问题

随着收入分配的市场化，中国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分配政策的调整已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前，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是否在加大，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没有差异或差异太小，就激发不了竞争，就不会有动力，问题在于:一方面，目前的收入差异本末倒置了，该富的没富起来，不该富的先富了。这是个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问题。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大小也有个合理区间。中国必须监测控制好收入差距，否则会引发不少社会经济问题。

7．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政治民主化问题

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如下五种(五大类)利益主体已基本形成:①中央政府;②省、地(市)、县各级地方政府;③全行业承包后的经济主管部门;④作为独立法人的各种企业;⑤个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公务员等)。这些利益主体组成一个个群体，形成为社会利益集团。他们各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对政治民主化的需求越来越强，希望能影响政策。中国先改经济，后改政治，成效明显，但欠配套协调。政治体制改革如长期严重滞后，将制约经济改革的深入。

8．市场经济创建时期的规范与法制问题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还不成熟。这样在新旧两种体制的交接过程中，难免混乱和不规范。例如，假冒伪劣和违法乱纪等种种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如何建立新的秩序、形成新的规范、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等，也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9．地区分割与全国市场的统一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差异和发展差距明显。20年的改革，中央集权已经改变，地区之间的竞争成了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也抬头，地区分割和封锁加剧。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增多。在各地实行不规范的“首长(市长)经济”的情况下，重复建设一再出现。由于区际贸易壁垒(障碍)存在，企业难以跨地区经营和竞争，往往优不胜、劣不汰。虽然实行了分税制，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一时也难以实现。

10．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问题

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已经够快的了，尤其是争取加入WTO的这几年，对外经贸体制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但毕竟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再加上封闭了几十年，有些市场，如服务贸易等，如果一下子全面开放，则冲击实在太大。因为，内外经济体制、内外市场的完全接轨，在中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原载1998年第5期

【注释】

(1)*本文原为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