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的推广

三、农业技术的推广

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在逐渐放宽垦荒的同时，也采取若干推广农业技术的措施。

甲午、庚子后，朝野有识之士深感中国农业生产和技术的落后，呼吁兴办农业教育，学习西方经验，引进外国先进农业知识和技术。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力陈发展农业、创办农业学堂的重要性。1895年倡导并建立农学会，还在《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中提出了翻译农桑新书、会中设立学堂的倡议，这是近代农业教育和科研推广相结合的先声。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力主兴办农业教育，推广农业技术。康梁等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提出翻译、出版国外农书的主张。康有为写有开办农业学堂的奏折，梁启超在1897年为《农学报》所写的序中，提出革除“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积弊，应就农理、动植物学、农园作物、果桑茶林渔产品加工和化学产品、农用器具等科目，分门别类进行专业研究。

在朝野有识之士的推动下，1896年清政府设立“官书局” ，提出“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的要求。^[323]1897年诏令兴农学，命各学堂翻译农学书籍。次年，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正式提出在学堂中设立农学科。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提出修农政、兴农学的主张。1902、1903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奏定大学堂章程》相继出台，前者将农业科分为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医学等4个目；后者载有农科大学有关款目。自此，振兴农业、兴办农业教育和推广农业技术成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开始，成立机构，创办杂志，翻译农书，兴建学堂，进行种植试验等等活动，陆续展开，少数地区还取得了初步成效。

1898年，清廷谕令各省设立“农务局” ，掌管督课农务事宜。在此前一年，以“整顿农务”为宗旨的“农务总会”在上海成立。该会《试办章程》规定，其主要活动是立农报、译农书、延农师、开学堂、储售嘉种、试制农具肥料和进行种植试验等。1910年，由南洋第一次劝业研究会发起，组织成立第一个全国性的农业民间机构—— “全国农务联合会” 。该会《章程草案》规定，“以联络全国农业机关，调查全国农业状况，规划、劝导全国农业改良与进行为本旨” ，以交换农产品种、农器用法为“入手改良方法” 。^[324]1897年，中国第一份农学期刊《农学报》在上海创刊。自此开始了国外农学著作和论文的翻译、介绍。据统计，该刊先后发表农学译文1151篇（部） ，^[325]在介绍和传播国外农业科学知识方面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光绪后期编辑出版的《农学丛书》100多种，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尤其是日本的农业综合知识和作物种植技术。^[326]20世纪初翻译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100册中，也有不少是日本农校教材。

在翻译和介绍国外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同时，又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从1900年起，大批选送公费留学生，大部分是派往日本。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留日学生骤增至近两万人。其中不少人是专攻农学，后来在农业科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08年清政府利用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 ，恢复了自1881年中断的留美学生选派工作，留美之风随即兴起。

此外还聘用外国农学家来华担任教习，传授农学知识。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和湖北农务学堂，都“博延外国名师”任教。20世纪初，各地农校纷纷兴办，聘用的外籍教习人数也大大增加。据统计，清末先后在直隶、湖北、山东、山西、江苏、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奉天、吉林11省农业学堂任职的日本教习即达45人。^[327]一些农业试验场也有外国人充任技术顾问。

开办农业学堂和农业试验场，是清政府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推广农业技术的一项重大措施。

农业学堂设立最早的是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农务学堂，设农、林、牧三科。同年，浙江杭州知府在杭州开设的官立蚕学馆（1909年扩充为农业学堂），是最早的蚕桑学堂。紧随其后的有1901年创办的江南蚕桑学堂和1902年创办于保定的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1903年起，清政府陆续制定和颁发了一系列有关发展农业教育的规章，具体规定了初等、中等、高等农业学堂的开设办法和专业、课程设置。1906年学部提出，“实业教育为今日之急务” ，并在北京设立高等农业学堂，“以为全国模范” 。^[328]自此，各种农业学堂以及诸如蚕桑学堂、蚕桑传习所、农业教员讲习所等农业教育机构，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其中以湖北、山东、江苏、直隶等省，成绩较为显著。如湖北，截至1910年，有各类农业学堂47所和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占全省各类实业学堂67所的71．6%；1911年，四川全省有农业学堂33所和蚕桑传习所130余处。据统计，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中等农业学堂31所，初等农业学堂75所，合计111所。1912年，全国各类农业学堂达到263所。这些农业学堂一般设有2至4个专业不等，传授农业基础知识和有关专门技能。各校学制长短、招生人数多寡不一。据统计，1907年各类农业学堂共有学生2866人，两年后就发展到6028人，^[329]为农业培养了一批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

随着农业学堂的创办，农业试验渐成风气，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附设于农业学堂或农务局的农业试验场，作为学生实习和进行作物品种改良试验的基地。1902年开办的直隶农事试验场和湖北农务学堂试验场是其嚆矢。此后京师和山东、福建、奉天等省相继设立。据1911年统计，仅四川一省就有农业试验场74处。规模较大的农业试验场，全国约有20余处。这些试验场的目的和任务是，调查土壤，搜集、引进和培育良种，进行作物栽培和动物饲养试验，取得成绩，而后推广。福建和奉天农事试验场还规定，乡农如有佳种、新法，准到场试验；如有成效，由农桑局给予奖励。直隶农事试验场除引进外国良种外，还进行多种农产品的加工试验，在推广农业技术方面取得了初步成绩。

在良种引进和某些作物种植技术的传播方面，稍有成效的是蚕桑和美棉种植的初步推广。

蚕桑种植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早在同治光绪之交，有些地方官吏，就已开始着手进行。甲午以后，清政府对蚕桑的推广更加重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云南、福建、河南等省，原来不事蚕桑的许多州县，官府纷纷筹款购买湖桑，招民领种，并用各种方式传授种植技术：或官建桑园示范，或办班培训，或出示告谕。部分地区取得成效。1905年江宁藩司购湖桑15万株，分发长江南北15州县，据说领种“颇不乏人” ；湖南一次即购70万余株；河南于1907年购桑20余万株，领种共40余州县；连长城古北口地区，到光绪季年也栽桑20余万株，“蔚然成林” 。^[330]

美棉的引进和推广始于光绪后期。随着洋纱洋布的倾销和国内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清政府认识到要提高纱布质量，堵塞漏卮，非引种优质美棉不可。张之洞在筹建湖北纺织局时，即购买美国棉种，分发棉农试种。1903年湖北农业学堂成立，又拨地2000亩为试验场，分别种植外国棉、外省棉和本省棉，进行比较研究。山东、直隶、河南等省以及两广个别地区，也相继引进和推广美棉种植。其中山东试种推广美棉成绩颇佳。所种美棉，棉桃“十倍于中国所产” ，产量大增，棉花一上市“即悉被购尽” 。农民均乐于种植，东昌府试种早期，因不得法，多次失败，一些农民纷纷改种罂粟，被山东巡抚严厉禁止，1909年再次试种美棉，终获成功。^[331]到宣统年间，山东西北和直隶南部各府县植棉区，已全部改种美棉。^[332]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清政府的基础上，继续筹设农事机构，颁布兴农法令，开办和发展农业教育，推广某些农业技术。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中央设有农林部（1914年改名农商部），各省设有劝业道（1913年改为实业司，以后又改名实业厅），掌管全国和各省农林牧政；中央又设有全国水利局，各省设有分局，管理全国水利及水道沿岸垦辟事宜，并通令各省筹设农会，不时召开农产品评会，以资观摩。为了加速土地开发和农林畜业的全面发展，北洋政府颁布了若干农林法令和奖励条例。1912年9月颁发了《农林政要》；1914年制定和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次年1月先后出台《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和《禁止私放蒙荒通则》。为了推广棉花、甘蔗、甜菜等经济技术作物的种植和牧羊业的发展，1914年4月和7月相继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和《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施行细则》，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结构，在全国范围内指定若干省份为植棉、植蔗区和甜菜试种区，再在植棉、植蔗区内，每省勘定若干县作为适宜植棉植蔗地。凡经勘定的植棉植蔗县份，如有未垦荒地，县知事必须设法招垦，以扩充棉、蔗种植。同时对扩种、试种棉花、甘蔗、甜菜，改良棉种、羊种者，按面积或羊只给予补贴和奖励。^[333]

在农业试验和农业教育方面，北洋政府在清政府原有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中央农业试验场和直隶、奉天、广东、四川、安徽、山东、湖北、浙江、江西、吉林、河南等11省的农业试验场。同时新设林业试验场和种畜试验场。1912年8月，从天坛外坛划出土地2500余亩，作为植林试验之用，是为农商部第一林业试验场，以后又在北京西山创设分场，并成立第二、三两个林业试验场。^[334]为改良畜种和发展畜牧业，《农林政要》曾提出引进纯种牛、马、豚、羊，在北边荒地放牧，一面繁殖佳种，一面改良土种，以后相继建起多处种畜试验场，较重要的有北京农科大学种畜场，农商部第一、二、三种畜试验场（场址分别位于察哈尔、北京西山门头沟和安徽凤阳、盱眙交界的石门山），一些省份自行设立的有奉天农事试验场、山西太原模范牧场、山西静乐县模范牧场和湖北汉阳黑山畜牧试验场等。不过这些试验场饲养的主要限于羊只，牛、马、骆驼很少。

农业教育也有某些发展和变化。学制方面，北洋政府对清政府原有农业学堂的结构、学制作了某些改革和调整，将原农业学堂的初等、中等、高等三级调整为乙种农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和大学农科四级。并进一步明确了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规定乙种农校招收12岁以上初小毕业生，学制3年，以增进农家子弟的知识技能为办学宗旨；甲种农校招收14岁以上高小毕业或同等学力者，学制为预科1年本科3年，以培养农业实践人才和农村自治人员为宗旨；农业专校招收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力者，学制预科1年本科3年，以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为宗旨；大学农科分别招收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力（预科）、预科毕业或同等学力者（本科），学制预科3年本科3至4年，以为国家培养农业方面的“硕学闳材”为宗旨。学校数量也有所增加，据统计，1914年全国有乙种农校270所，甲种农校41所（甲、乙两种农校未包括四川、贵州、广西三省数字），农业专门学校8所，共计319所，比1909年增加187．4%。在校学生人数达18710人，比1909年增加44．5%。^[335]同时，南京金陵大学也于1914年增设农科，翌年增设林科，后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为培养中等农业学校师资而开设农业专修科。1920年，南京高师改建为东南大学，农业专修科也改组为大学农科，学制4年。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所办的农业教育，对早期培养农业方面的技术人才，介绍和传播近代农业科学知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开办初期，各类学校的教学普遍脱离生产实际，进入民国后，开始有所改进，不少农业学校逐渐开展有关农业的调查试验活动。金陵大学、南京高师和后来的东南大学农科，一开始就着手进行某些粮食和经济作物的良种选育试验，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金陵、东南两校农科已陆续推广育成的小麦和棉花良种，其他农业学校在农业调查和试验方面也有所行动。^[336]

随着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和茶叶、蚕丝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地位的低落，朝野有识之士备感作物品种改良的迫切。北洋政府也把改良品种和推广佳种作为振兴农业的重要措施。中央和各地先后建立的综合性农业试验场和棉花、茶叶、蚕桑等专业试验场，都把改良品种放在首位。如农商部设立的正定、南通、武昌、京兆等棉业试验场，第一项业务就是选种及传播。曾任正定试验场技师的刘子刚还以官办私资的方式建起了华北棉作育种场。^[337]北洋政府农商部和一些地方政府也直接或通过农业试验场收集、购买和分发种子，^[338]直隶、湖南等省政府或农会还按部章规定，分别建有种子交流站和种子购换处，进行种子发售和交流。如直隶种子交流站曾于1923年夏季向全省各县分发种子；湖南种子购换处备有各种良种，并订有《种子购换章程》，购买者可照章预先函定。^[339]在改良茶叶、水稻、棉花等作物品种方面也采取过某些措施，如1915年在政府主持下，在汉口、上海、福州组织茶叶调查局，设立茶叶试验场，对按农商部所定栽培方法植茶的茶农，给予某些补贴；责令产茶各县限期更新茶树。同年云南巡按使也饬令省农林局多购优良茶籽，培育茶秧分发宜茶各县种植，对植茶确有成效者给予褒奖。^[340]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种子改良活动，提高水稻等作物品质，农商部还在各地征集稻种，检定优劣，通行各省择要试种；复饬令部辖农事试验场和棉业试验场，搜集中外棉种进行比较试验，选出隆司泰、脱里斯等美棉优良品种，分别刊印浅说，发给各地仿种，又于1922年9月印发《选种办法八条》，咨行各省执行。^[341]云南地方政府为了改良棉种和推广植棉，在阿迷、元江、宾川等适合棉花生长的地区都建立了棉花试验站，发给植棉者每亩五角钱的补贴，并责令地方长官采取措施鼓励棉花栽培，如能引导农民提高40%以上的棉花年产量，则可延长任期。^[342]

在传播近代农业知识、推广优良品种和农业技术方面，一些机构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了讲演会、讲习会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如京汉铁路局利用铁路交通的有利条件，曾组织“游行农林讲演会” ，会同农商部特派专员赴京汉各站，携带标本、良种以及各种照片，在露天或车内开演讲大会，灌输新式农业知识。^[343]奉天铁岭县知事曾于1924年召集各村长副及农会会员，举办夏季农事讲习会，聘请留美农学士为“讲员” ，宣讲东北和国内外农业发展现状、改良方法、东北农特产与世界之关系以及有关东北果树、柞蚕、蜜蜂、畜鸡等养殖栽培技术等。并编印讲义，按人发给，以便传播。据说效果不错，“有益于农事甚多” 。^[344]

这一时期，一些中外工商团体和实业界人士也参与了改良农产、推广技术作物种植等活动。江浙皖丝茧总公所出资在皖南运送桑秧，推广蚕桑良种，创办茧行，改良养蚕和植桑技术；湘赣鄂茶商成立茶业公所，讲求种植、制造、包装各法，祛除奸商掺杂作伪情弊；^[345]上海面粉厂商协会请东南大学建起了小麦试验场，在筛选、改良小麦和水稻品种上取得了成绩。在900个小麦品种和280个水稻品种中分别筛选出武进“无芒” 、南京“赤壳” 、日本“赤皮”等小麦良种和江宁“洋籼” 、 “东莞白”等水稻良种。据说改良的小麦和水稻品种亩产分别比普通品种增加2斗和3斗。^[346]机器棉纺织业厂商在改良棉种、推广棉花种植方面所作的努力更为突出。在南方，穆藕初、聂云台等发起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 ，建有多处植棉试验场，引种美棉，改良棉种，据说“成绩颇佳” ，华商纱厂联合会捐款成立“棉作改良推广委员会” ，聘请专家，培养人才，扩充试验场，加强棉种改良试验和棉作推广活动，并捐款资助东南大学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棉种试验，均一度取得成效。^[347]在北方，周学熙发起成立“棉业整理处” ，附设“棉业传习所” ，培养棉业专门人才，改良中国棉种，又和财政部盐务署共同成立“棉垦局” ，试图推广棉花种植；华商纱厂联合会以及荣宗敬等先后出资由美国购进棉种，在陕西、河南等地发放，青岛华新纱厂、奉天纺纱厂等，也分别散发美棉种子或集资以作奖励棉花种植之用，并派人分赴各县劝导和指导植棉。^[348]

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有关推广农业技术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尤其是兴办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传播近代农业科学知识，介绍和引进国外优良品种，调查、筛选和改良国内作物品种，以及推广某些经济技术作物的种植等有关措施，逐步建立早期的农业科技和管理队伍，改变国内某些作物的品种结构，提高部分地区的作物产量，给传统农业注入了某些新的活力。所有这些，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是有作用的。但是，由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吏治腐败，财政拮据，人才缺乏，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军阀混战，使这些措施不可能贯彻落实。如中央和各省所建农业试验场，虽然为数不少，但大多不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人才、经费和设备短缺，无法正常开展试验活动。位于河北正定的农商部第一棉业试验场，每年经费仅五六千元，技术人员连场长在内不过6人，“故不能有良好之成绩” ；位于北京海淀的第四试验场，也因“设备不整，成绩未能显著” 。^[349]其他各试验场，情况大体相仿。当时有人总结说，“国内的各试验场，第一是缺乏人才，第二是缺少经费。所以十余年来，对于农民一点没有效果产生” 。^[350]北洋政府农商部也承认，“各省设立农事试验场，数年以来，所费不赀，而于农事尚无明效大验” 。^[351]有的试验场虽然耗费巨资，但培育的产品不合规格要求，如浙江省立蚕种制造场所制蚕种，病毒丛生。^[352]有的试验场甚至变成了官吏、政客贪污舞弊、争权夺利的场所。如耗资30余万元的山东省立蚕桑试验场，成了省议会党派相互争夺的目标。有些县设试验场，则“不过岁耗巨款，以供一二人之挥霍” 。甚至成为地主豪绅“鱼肉平民，勾结官吏，恣其欲而徇其私”的工具。^[353]一些县里农会也成了“装饰品”和“绅士会” ，其唯一事务是争会长，“对于农业的设施等于零” 。^[354]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农业措施不少成为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