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化问题

第六节　社会分化问题

工会的出现代表了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劳动者没有参加工会，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他们的收入较低，与资方的收入差距相差悬殊。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参与管理、职工持股、利润分享等新的劳动关系的出现，劳动者内部也出现了分化问题，出现了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和收入很低的贫困阶层。在本节中我们分析社会分化的现状和形成原因，尤其是它与工会和劳动关系之间的联系。有的社会分化并不完全与收入差距有关，而是由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社会地位、意识的差异。

关于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有多种，例如收入、社会地位、所有权等。Wollf坚持了马克思经济学的阶级概念，他认为对剩余的支配权是阶级划分的唯一标准，它反映了最根本的经济利益。而收入、社会地位则只反映表面现象，是社会学等研究的阶层划分标准。^[18]

一、劳资关系的变化

雇佣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在20世纪不断地上升，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自我雇佣者、家庭企业、小的私营企业主因为无力继续经营下去，被迫加入了雇佣劳动者的队伍。例如，美国工人（机械操作工和普通工人、技工、办公室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在1900年为50.7%，1910年为55.8%，1920年为58.8%，1930年为62.2%，1940年为65.4%，1950年为66.7%，1960年为69.1%，1970年为69.1%（布雷弗曼，1979）。^[19]赖特对美国阶级的分析表明，1960年所有者（小资产者和雇主）的比重为13.4%，1970年下降为9.42%，1980年进一步降为9.3%，1990年为9.9%。^[20]所有者比例下降的另一方面是非所有者比例的上升。

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理。但是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不一定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企业的经理仍然是资方的代表，而不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一员。他们形成了所谓的经营者阶层或经理阶层，他们代表大股东的利益而与劳动者的利益相对立。作为资方的阶层还包括不参与企业管理的股票持有者（大股东）、食利者阶层。

正如本章我们分析的那样，工会活动可以缓和劳资矛盾，但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会组织率都出现了下降。在雇佣劳动者队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这无疑会加深劳资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中国，工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三资”企业，工会的组织率也不高，这影响了劳动者通过集体行动争取自己的权益。

二、劳动者内部的分化

在劳动者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指收入相差大，而且指他们的观念、意识形态也出现大的分歧。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利益联合体已出现了很大的不稳定。例如，有关蓝领、白领、中间阶级的划分。普通管理人员虽然也属于劳动者，但他们收入较高，在利益上与企业主和股东更一致。在白领中又分为掌握先进技术、处于高层管理职位的白领和低技能、低收入的白领。在赖特的阶级分析中，美国非所有者中的工人（工人和技术工人）比例1960年为58.08%，1970年为59.21%，1980年为56.97%，1990年为54.15%。^[21]20世纪80年代之后，工人的比重下降，而经理、监督者、专家经理和专家的比重上升，这反映了非所有者内部的分化：经理阶层是中产阶层，他们的收入远高于普通工人。

在发展中的中国，城乡差距在扩大，工人和农民两个不同阶级地位的劳动者之间出现收入差异。农民与城市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根据李实的估计，2002年城乡差距为3.1∶1，2003年为3.3～3.5∶1。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分化在不断细化：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内部都存在着分化。工人包括国有企业工人、 “三资”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失业工人等，农民包括东部富裕地区农民、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务农农民、外出打工农民等，知识分子包括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没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权威知识分子、普通知识分子等。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手中，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资产（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40%的私人财富），他们对政治、政策施加影响，将各种资源（经济资源、政治权力、社会威望）集于一身。1998年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9名，其中，工人、农民占18.9%，知识分子占21.08%，干部占33.17%，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15.44%，解放军占9%。^[22]可以看出，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比重偏低。

劳动者内部的分化除表现为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扩大外，还表现为企业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以及不同年龄层劳动者之间的差异。企业的局内人与局外人，已经就业的内部职工会反对外来工人的进入，防止他们来替代自己或影响自己的收入水平。这在存在大量租金的企业和行业尤其如此。内部职工也可以组织起工会来形成强大的力量。因而就体现为工会工人与非工会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资方有时也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转移劳资双方之间的根本矛盾。此外，不同年龄的劳动者也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在技术不断更新、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中国，这种冲突更加明显。中国的年轻人更容易成为服务人员、技术人员、办事员，而年老者因为不能适应新经济条件下的技能要求，成为体力劳动者（蓝领），他们以前积累的人力资本往往成为过时的东西。

有人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比例偏低。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结构意味着大部分人处于低收入阶层，而收入分配的纺锤形结构则意味着中产阶级占主要部分。法国一研究机构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过分析，认为2002年中产阶级家庭约5000万个，其标准是年收入2.5万～3万元，家庭收入8.5万～10万元，家庭财产50万元，中产阶级家庭占总人口的13.5%。预计2010年将达到1亿个。可以看出，中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仍偏低，仍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美国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间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不平均主要在顶层显现。2000年，美国中位家庭、95%和99%百分位家庭的税前年收入分别为4.2万、14万、25万美元。^[23]即中产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大，而中产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很大。

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出现定型化，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社会排斥以及阶层的再生产。这不仅是劳资之间差异的结果，也是劳动者内部分化的结果。社会分化最终转化为不同阶层的立场、观点的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各个社会群体都是改革的拥护者，而自90年代以来，改革更多地是反映了强势群体的主张，弱势群体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益，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就业者减少200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外出打工，打工者的工资15年间几乎没有增加。

工会在解决劳动者内部分化方面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如果不是在企业范围内组织工会，而是形成更广泛的行业工会，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的联合工会，则蓝领和白领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可以得到缓和，所谓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矛盾也能够有效地抑制。工会的集中谈判，可以更好地照顾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包括非工会劳动者的利益），并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稳定发展。因此，在中国如何通过工会的活动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劳动者内部的分化，协调劳资关系已经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

小资料：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1.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形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过渡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还是过大，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1998年，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的农业劳动者比重分别为18.17%、24.19%、19.79%。可见，中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不但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大很多，这大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一点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转移很快，其速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但仍然只能说，这仅仅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和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及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高潮中有明显上升，进入90年代以来则变化不大。在今后一段时期，产业工人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也可能不会很大。虽然随着一些传统工业的衰落，会有一部分产业工人流向其他社会阶层，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新兴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将加速转移到中国，从而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将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产业工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的现象。但是，产业工人内部的分化也将不可避免，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一部分产业工人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人，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

实际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上述变化，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这种变化将与农业劳动者的减少一起，正在并将继续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部分逐步缩小做出贡献。

（二）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形，而是橄榄形，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是少数。在传统社会，处在最低阶层地位的主要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大量向其他阶层流动和转移，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开始向上流动，这为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

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比如，从1978~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0上升为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0.03%和0.23%增加到4.2%和1.5%，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则从2.2%左右增加到12%左右，都翻了几番。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形逐渐向橄榄形转变。

但我们所调查的四个县市阶层结构的比较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构成成分在城市和乡村有很大的不同。在深圳市和合肥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是所谓的“现代中间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而在汉川与镇宁两个县（县级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则是“传统中间阶层”——个体工商户。由于目前中国的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乡村，而县和县级市行政区域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地级市的数量，因此，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层还是以“传统中间阶层”的成分为主，“现代中间阶层”成分所占比例还较低。

要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完全成为橄榄形结构，社会中间层还需要大大扩张。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中间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而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有望构成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中间层更多地具有“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特征。

（三）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只剩下15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则不再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厂长都被当做国家干部对待，属于工人阶级。在当时的条件下，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甚至文化精英是合二为一的，实际上只存在权力精英，厂长和经理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讲政治，搞政治挂帅。这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的。比如，日本的企业家阶层在1950年只占1.9%，到1980年已占到6.3%，日本的现代化也就是在这30年中实现的。

80年代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避免了国有企业的许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这一支撑点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变化。我们看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很快带动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批经过市场锤炼过的企业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了一批在市场上拼打出来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主诞生于1981年，到2000年底为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私营企业有176万家，私营企业出资者有395万人，私营企业雇工达到2215万人。目前，中国私营企业主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0.6%，尚未达到日本1950年的水平。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后出现的大批私营企业主，如果加上后者，其比例会大得多，但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其比例仍然是很低的，估计为1%左右。

真正的经理人员阶层也是最近20年中出现的，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兹以深圳、合肥与汉川为例。据我们课题组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在三地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深圳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其十大阶层中占的比例分别达到6.15%和3.08%，已经超过日本1980年的水平（该年日本的企业主和经理的比例只有6.3%）；而合肥和汉川的相同比例各自为2.84%、0.33%和0.97%、1.03%，分别只占深圳的46.17%、10.17%和15.77%、33.44%。显然，深圳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合肥和汉川所不能比拟的。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多，意味着投资主体多，投资数量多，这无疑会带动当地经济更快地发展。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当中也有所上升，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城市化推进和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扩张，导致了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的膨胀。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化还将进一步推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还要继续扩展，因此，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但与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幅度不会太大。对于结构性的变化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三个等级地位最高的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将从目前比例最高的阶层变为比例最低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网，2002年2月4日。

小　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私人部门的工会组织率出现持续下降。这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有关。

●垄断工会选择一个工资水平，企业沿着劳动需求曲线移动，以确定适应这一工资水平的雇佣数量。

●垄断工会模型中的工资和就业的组合是非效率的，工会扭曲了劳动力的配置，如果偏离这一组合，可以找到企业和工会得到福利改善的点。

●效率合约使工资与就业的组合点在劳动力需求曲线之外，并穷尽了谈判的收益。一旦在效率合约之外形成协议，只能以牺牲一方的利益来换取另一方的福利增加。所以，效率合约是帕累托最优。

●如果效率合约线不是垂直的，工会仍会扭曲资源配置。如果效率合约是垂直的，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与完全竞争时相同，工会的唯一影响是从企业转移部分租金给工人。

●如果工会和企业对于罢工的成本和可能的结果有充分的信息，罢工是不合理的。只有在对对方信息不了解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罢工。

●工会工资收益是指任意一个工人如果参加工会后，得到的工资会提高。工会工资差距是指工会部门和非工会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但由于存在着外溢效应、威胁效应、产品市场效应和优秀工人效应，工资差距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工会提高工资的能力，它不一定等于工会工资收益。

●工会对企业的效率和利润会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宏观的效率。由工会引起的宏观效率损失不大。

●为了调节劳资关系，西方国家采取了工人参与管理、利润分享和职工持股等新的形式，但对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作用不大。

●受劳资关系和工会活动变化的影响，很多国家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劳动者内部也出现了分化。

主要概念与术语

工会组织率（Trade Union Membership）

需求曲线合约（On-the-demand-curve Contract）

效率合约（Efficient Contract）

强效率合约（Strongly Efficient Contract）

工会抵抗线（Union Resistance Curve）

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

威胁效应（Threat Effect）

震动效应（Shock Effect）

工人参与管理（Worker Participation）

利润分享（Profit-sharing）

职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社会分化（Social Stratification）

思考题

1.需求曲线合约与效率合约有什么区别？效率合约与强效率合约有什么区别？在每一种合约中，工资与就业的组合是有效率的吗？

2.假设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为：W=20-0.01E，W表示工资，E表示企业的就业量。如果工会的效用函数为U=W× E。

（1）垄断工会会要求怎样的工资水平？

（2）在此合约下，有多少工人会被雇佣？

3.解释为什么在有许多潜在解决方案时，罢工仍可能发生。

4.如何准确表示工会工资收益？解释在下列情况下，会如何引起工会工资收益与工会工资差距产生偏离：外溢效应、威胁效应、产品市场效应和优秀工人效应。最近的证据表明工会工资收益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5.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工会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伴随着工会工资收益，对社会来说有隐含的成本，这一成本是由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带来的。 ”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在你的回答中区分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

6.工会会如何改变收入分配，总体来说它将提高还是缓解社会整体的工资差异？

7.了解中国目前的工会运行状况，它能够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吗？

8．阅读文献：Friedman B. A. Abraham S. E. and Thomas R. K. 2006，Factors Related to Employees’Desire to Join and Leave Unions. Industrial Relations，45（1）：102-110.了解劳动者参加和退出工会的因素各有哪些？都是经济因素吗？

课外阅读文献

1．Henry S. Farber，“The Analysis of Union Behavior” ，John Kennan，“The Economics of Strikes” ，H. Gregg Lewis，“ Union Relative Wage Effects” ，in Ashenfelter O. and Layard R.（1986 ed.）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Northholland.

2．Alistair Ulph and David Ulph：《工会谈判：对近期研究成果的一个回顾》，David Sapsford：《罢工问题：模型与实证》，载桑普斯福特、桑纳托斯主编：《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年版。

3．Robert Kornfeld，1993，“The Effect of Union Membership on Wages and Employee Benefits：The Case of Australia”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47（1），114-128.

4．Richard B. Freeman and James L. Medoff，1984，“Trade Union and Productivity：Some New Evidence on the Old Issues”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473，May 1984，149-164.

5．Alan Harrison and Mark Stewart，1993，“Strike Duration and Strike Siz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26（4），830-849.

6．Beth Hayes，1984，“Unions and Strike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1），57-83.

7．赵忠义：《工会垄断与经济效率》，《经济研究》2000年第12期。

8．平新乔：《民营企业中的劳工关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5001。

9．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注释】

[1]OECD Employment Outlook，July 1997.

[2]Employment ＆ Earnings，Jan 2002，Jan 2006.下面关于美国2000年、2005年工会组织率的出处与此相同。

[3]参见［韩］金秀坤：《韩国劳资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这时，劳动力相当于工会生产的产品。

[5]而后再进行分配，在工会人数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是平均分配的话，也就相当于平均工资最大化，即仅对工资进行谈判。但图中工会人数和工资是同时决定的。

[6]John M. Abowd，“The Effect of Wage Bargains on the Stock Market Value of the Fi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September 1989）：774-800.

[7]如果经常发生类似的谈判，也即存在着重复博弈，则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双方也许会走向和平谈判。

[8]Orley C. Ashenfelter and George E. Johnson，“Bargaining Theory，Trade Unions，and Industrial Strike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March 1969）：35-49.

[9]这种信息不完美可能是由于了解的信息不足（信息不完全Incomplete Information）造成的，也可能是单纯由于信息不完美（Imperfect Information）造成的。信息不完全意味着信息不完美，但反之，不成立。

[10]Mauro M. J.（1982）：“Strikes as a Result of Imperfect Information”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35（4），522-538.

[11]Employment ＆ Earnings Jan 2006.

[12]George J. Borjas 1996，Labor Economics，The Mcgraw Hill Companies，391.

[13]C.Gunn（1994），“Workers’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Capital’ s Flexible System of Control，”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26（3）.

[14]本部分数据、观点转引自埃思特林、瓦德华尼：《利润分享制》，载《劳动经济学前沿专题》，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15]例如，由于大家的持股比例都不高，出现“搭便车”行为，对企业普遍不关心。

[16]http://www.cesj.org。

[17]http://www.urban.org/url.cfm?ID=309563，June 01，2000。

[18]许多研究者把阶级和阶层混同，尤其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时更是如此。本书将二者做了区分，并认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

[19]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雇佣劳动者，大量劳动者就业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

[20]［美］埃里克·奥林·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21]［美］埃里克·奥林·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22]孙立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天涯》2004年第2期。

[23]姜纬：《似曾相识的敛财大亨们》，《读书》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