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与社会利益分化

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由于战争留下的创伤，我国百废待举，生产力水平极低，人民的温饱都没解决，医疗条件也很差，因此，1950—1955年，全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44.6岁。此后，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相应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步提高：1975—1980年为66.3岁，1995—2000年为70.8岁，2010年达到74.83岁。据联合国预测，2020—2025年，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将达到75.6岁，2045—2050年为79.1岁，与发达国家相比仅低3～4岁。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我国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了约30岁，而男60岁、女55/50岁退休的制度却基本不变。《全球社会保障2002》和《人类发展报告2002》的数据显示：明确规定退休年龄的170个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为男性60.6岁，女性58.8岁。其中，63个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为男63.4岁，女61.3岁。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不到7%的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为男59.7岁，女58.0岁。显而易见，从人均预期寿命的角度看，我国的退休年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工作年限与退休生涯的比率持续降低

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预期寿命都在延长，而退休年龄几十年基本不变，形成了人均工作年限越来越短而退休时间越来越长的局面，这不仅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影响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发达国家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限之比率大约为2∶1，我国远远低于这一比率，尤其是女性。按20岁初始就业，按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女工人的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限比仅为1.17∶1。这意味着女工人用于养老的储蓄和缴费率很低，随着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退休生涯年限会相应增加，这个比值会趋向更低，他们就容易陷入老年贫困。表5-2显示1982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10年5年我国人均受教育和人均寿命延长而带来的工作年限与退休生涯的变化情况。

表5-2　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实际劳动起始年龄、工作年限和退休生涯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人口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等相关资料整理。

三、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延长

随着文化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主流经济学家们逐步发现，除了土地、资本、劳动和生产资料等传统要素投入的增加外，经济增长总量中还有一块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剩余”。著名的“索罗模型”将此归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即：当Y=f（L，K），表示在该生产中，只有劳动（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参与下的产量，即Y是L与K的函数；而Y=af（K，L）则表示要素数量不变时，产量扩大了a倍，归功于外生的技术进步。而阿罗、罗默和谢辛斯基等人又更进一步，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行变量和必然趋势。他们不再把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作为神秘的外部力量，而是经济发展“要素投入的内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据此，他们建立了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第二代经济增长模型：Y=F（K，AL）。其后，马歇尔初步提出并界定了人力资本概念，并指出它是由知识和组织权威组成的资本。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对其进行了扩展，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并且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是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是投资的产物。与传统的物质资本相比，知识、技术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本要素。自此，人力资本概念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基石，被现代经济学用于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中传统的物质资本所不能解释的“索罗剩余”。

人力资本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本。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因此，世界各国都纷纷将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基本国策和根本战略，不断提高国民教育年限和教育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我国人均受教育的年限逐步提高。数据显示：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9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5.9年、6.4年、7.9年和8.9年。我国《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至“十二五”末，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13.3年左右，主要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达到15%以上，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参与率要达到4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劳动者受教育时间与工作时间呈负相关，即：受教育时间越短工作时间就越长，受教育时间越长工作时间就越短。由于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劳动人口初始就业的平均年限相应推迟。如果维持原来的退休年龄制度，对个人而言，意味着缩短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因而是不公平的；对国家而言，不仅抑制了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国家人力资本总量的提高，而且可能导致大批脑力劳动者在人力资本高峰期退休，直接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因而也是不经济的。

四、人口红利消失逼近

按照“人口红利”理论，一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大致要经历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这三个阶段。在人口再生产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由于第一阶段出生的一代已进入劳动年龄，新的出生率开始下降，而老龄人口比例变化较少，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抚养比降低，如果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便会出现“人口红利”。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接踵而来的将是人口负债，进而导致劳动人口的抚养压力不断加大、消费性人口占比增大而生产性人口占比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一个非常态的转变过程。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0‰下降至1976年的7.29‰，降幅为64%。1977年至2004年，人口死亡率基本在6‰左右徘徊，2004年后逐年缓慢上升，2013年为7.16‰。出生率1949年为36‰，1963年为43‰（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值）。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自2002年至2013年基本徘徊在12‰左右，比1949年下降了66%。2004年至201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见表5-3和图5-1。《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

表5-3　2004年至201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5-1　2004至201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加速了我国老龄化进程。图5-2显示：我国人口结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正金字塔形逐步演化成纺锤形的老化过程。^[13]

图5-2　中国人口金字塔变迁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研究显示：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1978年达到高峰之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期将于2020年左右消退，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2010年进行的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65岁以上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分别达到1.19亿和1.78亿，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且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2012年我国老年人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而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2.0243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14.9%，其中，65周岁以上的老人达1.3161亿，占总人口数的9.7%。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社会养老比随之加大（见图5-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我国老龄人口年增长率平均水平1995—2010年为3.12%，2005—2010年为3.4%，而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增速约为2.5%。^[14]

图5-3　2012年、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及社会抚养比

我国在“人口红利”期，丰富的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后20年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本最为丰富的国家，占“四大资本”的60%以上。^[15]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2008）的统计数字显示：1979年至2003年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9.1%，其中资本贡献了4.4%，劳动力贡献了2.3%，全要素生产率（FTP）贡献了2.7%。^[16]虽然我国目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但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低水平的生育率，将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渐下降，不仅会影响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不再，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且意味着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并影响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持续发展。因此，延迟退休成为我国应对老龄化的“必然趋势”。

五、社保缴费和养老制度与社会利益分化

国有企业缴费负担偏重、私营企业缴费不足，导致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分化。2000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和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等相关制度规定，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项合计为企业总工资额的28.7%～29.7%，其中，个人缴纳占27%，企业缴纳占73%。国有企业还要缴纳职工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合计占企业工资总额的64%，其中企业负担42%。^[17]在养老保险上，目前世界各国企业缴费率一般为10%，我国企业平均缴费率为23%，超过了世界公认的20%的警戒线，是美国的3倍多、德国和日本的2倍多。^[18]国有企业沉重的社会保险负担影响其盈利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而当企业不堪重负而破产时，不仅影响国有企业员工利益，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制约国家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发展。而私营企业主在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社保缴费压力转嫁到职工，拖欠工资、虚报缴费基数、逃缴、少缴甚至不缴职工养老金的现象十分普遍。偏重的国企缴费负担和私企缴费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及其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