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析

第二节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析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动因有四：①企业价值观的变化使企业更为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②社会责任运动的压力使企业不得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③企业影响力的扩大，使企业有必要、也更可能承担社会责任。④出于战略的考虑，承担社会责任能改善形象，增加员工满意度，提升绩效和竞争力。上述动因使企业改变原来的行为表现，调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制定企业行为规范，签署新的社会契约，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一、企业价值观的变化

随着西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在商业领域，传统的股东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经营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企业不但负责创造财富，而且负责社会和谐和环境保护的共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企业公民观。波士顿学院企业公民研究中心认为，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企业公民包括四个方面：①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包括道德行为准则问题以及商业原则问题。②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③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④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主要指广义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这些贡献在某些行业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企业社会投资、慈善或者社区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目前，发达国家一些公司开始公开声称要做企业公民，企业是国家的公民，要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从而带动一大批企业竞相开展企业公民竞赛。企业公民成为企业在市场和社会中树立形象和建立良好信誉的重要方式。企业公民运动从企业自律的层面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

二、社会责任运动的压力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因还是迫于各种社会责任运动所施加的压力：在消费者运动中，消费者“用脚投票”，以“拒绝购买”作为手段，迫使企业为了市场份额而不得不遵从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在社会责任投资方面，股东的“道德投资”和“环境投资”引导企业更加注重改善员工状况，增加环保投入。此外，环境保护运动和劳工保护运动等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都给企业施加了更大的内外压力，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选题。

（一）消费者运动

消费者对企业的压力在本质上就是退出权，特别是在买方市场结构下，消费者的联合退出对企业是致命的打击，这种消费者的联合维权被称为消费者运动。准确地说，消费者运动指的是在近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为争取社会公正、维护自身权益，而同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进行斗争的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消费者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发的群众性活动到有组织的群众性活动；从政府的行政干预到用法律保护消费者利益；从生产者、经营者对保护消费者的放任状态到积极参与的历史过程。

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迅速转向现代工业商品经济，生产高度发展，技术日益精进，产销过程复杂化，出现了如下新的格局：①商品生产的规模扩大了，商品的花色品种大幅度增加，商品的构造也日趋复杂，消费者难以从直观上了解商品的性能，因而在选购商品上处于不利地位。②少数资本家（或生产者）垄断了商品的生产和市场，加上销售组织的迅速发展和销售手段的现代化，迫使消费者接受其苛刻的交易条件，从而使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甚至是被愚弄和被损害的地位。③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受骗后，需要申诉并求得保护，这就导致了消费者保护思想的产生。④损害消费者活动的日益国际化，促使消费者保护的理论逐步发展为世界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90多个国家共300多个消费者组织在开展活动（参见表28－4）。

表28－4　西方消费者运动的主要历程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在当前的西方社会，消费者运动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最大的是“货币选票”——消费者按照本人的意愿和偏好在市场上选购各种消费品，消费支出等于他们对各种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投“货币选票”。欧美国家的一些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消费者认为，他们在购买产品或服务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也就是说，消费者以货币选票向企业施加社会责任压力。欧盟委员会雇佣及社会事务所总部支持的“公司社会责任网（CSR Europe）”进行的消费者态度调查表明，在12162名接受访问的消费者中，44%的人回答他们愿意为社会责任和环保产品多付一些钱。消费者的行动带来了积极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一些组织推出了社会标志计划，即在产品上加贴标签，以此表明产品生产的工作条件是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社会标志可以贴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或者在橱窗中展示。在消费者强大的压力下，跨国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起初的拒绝承担责任、推卸责任，到现在的主动承担责任。

消费者运动不仅仅表现在拒绝消费某企业的产品上，还表现在通过媒体抨击该企业、向政府施加压力惩罚企业等。

（二）责任投资

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SRI）也称伦理投资或绿色投资，它关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其基本原则是通过资本引导，促进企业采取相应的社会责任行为，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社会责任投资运动也体现了强化股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责任投资是指投资人从环保、劳工标准、人道以及是否违反自然规律等角度出发，通过投资者对财务、社会、环境的三重考虑，作出投资决策。SRI理念综合考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因素，使用多种策略滤除那些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不佳的公司股票，促进公司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企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表28－5详细列举了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评价项目。

表28－5　责任投资（SRI）的主要评价项目

资料来源：温素彬：《社会责任性投资与企业绩效评价》，第九届财务学科建设研讨会，2004。

现代的SRI运动始于1971年的柏斯全球基金（Pax World Fund），该基金由抗议“越战”的牧师发起，他们创办了一个共同基金，把他们认为不合道德的公司剔除在他们拥有的所有股票组合之外。“任何真正关心伦理、道德、宗教或政治原则的个人或群体应该至少在理论上保持他们的投资与他们的原则相一致”。此后，各国SRI基金纷纷成立，SRI资金急剧增长，并随之引起了一些重大变化。首先，原来的SRI是以零售基金为主体，现在则以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主流。其次，实施的方式从原有主要依靠负面筛选股票的方法（即将其认为不符合伦理要求的公司从投资组合中排除出去）转向“三腿凳”结合的方法（即将股票筛选、股东行动主义和社区投资三种方法相结合），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最后，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政府通过立法、政策等手段来推动SRI基金的发展。

此外，几大证券市场都推出相应的社会责任指数来支持SRI的实施，如美国的道琼斯可持续全球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Global Index，DJSGI）和纳斯达克社会指数（Nasdaq Social Index）、英国的《金融时报》社会指数（FTSE4 Good World Social Index）和日本晨星社会责任投资指数（Morning Star Japan KK）。

（三）环境保护运动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球都面临臭氧减少、全球变暖、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剧增、淡水数量减少和淡水污染、海洋污染、森林退化、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能源低效率利用等环境问题的威胁。因此，环保主义者就通过演示、抵制、公开教育、游说和研究使得政府、企业和公众承担环境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环保运动。

表28－6　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主要历程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由于企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自然环境的污染起了主要作用，企业就成为环境保护运动所批评的主要对象。几乎在每个国家，企业运营的每个环节都要对消耗大量的原料和能量负责，也要对引起的废物堆积和资源耗竭负责。^[22]1999年，企业把超过500种、重达77亿磅的化学品和化合物排放到空气、水和土地（包括地表和地下）中。^[23]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通过立法约束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公众也开始抵制消费非环保产品。在这种压力下，企业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承担对环境的社会责任。

（四）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

在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契约模型中，员工往往是通过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约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护员工利益。查尔斯·德伯非常重视劳工运动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作用，“……在美国作为发起资助以及广泛传播针对企业不良行为的批判的主力军，工会组织的角色都是不可替代的……作为唯一一支能够迫使企业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的力量，劳工运动已经发展成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支生力军”。^[24]随着人力资本在企业中重要性的提高，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对企业形成强大的压力，促使企业在福利待遇、工作安全、健康权以及参与企业治理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

三、企业影响力的扩大

企业影响力是企业通过行动改变社会的力量和强度。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看，企业影响力是以社会契约为合法性基础，是社会赋予的职权。企业与社会的契约规定了企业影响力的性质和局限。如果影响力超出企业社会契约的约定，必然遭到社会的批评和纠正。

斯蒂纳等人（2002）认为企业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①经济影响力是企业通过对资源特别是财产的控制，来影响事件、活动和人们的能力。它是一种获得资源并把它们转化成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从直接影响来说，企业的经营可能会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深层次上来说，企业经济影响力将有不断积累的、广泛的影响。②政治影响力是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从浅层次上来说，企业会向政府寻求更多的支持。而在深层次上，会从制度上改变政府对企业的约束，寻求有利于企业的制度变革。③对于个人的影响力是企业直接对于内部环境中的职员、经理以及股东的作用，也包括对消费者和居民的作用。从表面上看，公司可能决定有关的个人在什么地方工作以及影响人们的购买习惯。从深层次上看，工业化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人们被重新分布，按照群体生活在一起。④技术影响力是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对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速度、特征以及技术等的影响能力。⑤文化影响力是影响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比如家庭、风俗、生活方式以及个人习惯等的能力。⑥环境影响力是一个企业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能力。

自从企业产生以来，其经济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对个人的影响力、技术影响力、环境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尤其是产生了一些规模巨大的企业，这些企业牢牢控制整个社会运行的权力体系，牺牲劳动者、消费者和社区环境利益，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侵占公民和政府的权利，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个国家的运行，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形成了庞大的雄踞社会之上的“公司帝国”。

企业影响力的扩大和增强给社会带来深深的不安，对企业的批评开始增多，例如行动主义改革者，包括消费主权运动者、劳工运动、环境主义者、人权主义者等对企业提出批评，他们采取向政府施压加强对企业的规制，出版或发表对企业的批评，组织各种反对企业运动等。此外是学者们的批评。这些学者没有参加各种抵抗企业霸权的社会活动，而是通过学术研究分析企业影响力的危害，指出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具体机制，要求加大对企业的约束，限制企业霸权。在社会批评不断增加的同时，企业影响力的扩大也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断增强，在这些批评压力和履行能力的双重作用下，企业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履行社会责任。

四、战略动机：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

一些学者和企业从战略动机角度来阐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制定及实践有助于公司多方面的发展。对内它可以提高企业责任的认识，增强凝聚力，协助企业实施与控制价值观，提升企业运作效率，降低成本，提升生产力；对外则可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吸引资金和人才，长远地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

殷格非等人（2006）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和意义归纳如下：

1．降低长期成本。

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员工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其实可以为公司节省开支，降低长期成本。因为这些措施可以减少工人的病假时间，使得工人的工作更具效率，继而提升生产力。而且公司员工的流失率会因而减少，从而减少招聘与培训支出。特别是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2．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

企业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提升员工在企业内的地位，给予其参加决策和管理的权利，可以使员工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激发其工作潜力。有工作热情的员工会使产品的质量提高，次品数量减少，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

3．提高对企业责任的认识，增强企业凝聚力。

在一个公司内，明确的社会责任政策如行为守则可以提高对企业责任的认识，对于员工、投资者和消费者都有重要的指示作用。行为守则可引起组织的关注，引发组织的思考，许多企业利用他们的网站，交流他们的价值观、原则和守则。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原则和价值观有益于一个公司的品牌和公司文化。

4．吸引责任消费，取得更好的财务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还能带来外部收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消费者的素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因此，在其选购商品时，除了考虑产品质量和价格外，更加关注生产该商品的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是否重视环保、善待员工等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情况。而Environics国际企业社会责任监察调查在2001年的调查结果是：“五成的受访公众购买商品时会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甚至高于产品质量（40%）及业务基础（32%）”，这说明消费者越来越留意具备良好社会责任企业的产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会在广大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从而获得较佳的财务绩效：更高的利润、更佳的股东回报率、更高的增长率。

5．吸引责任投资，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最早的责任投资始于西欧，当时的教会规定，获得的善款不得用于投资或资助军火、烟酒等危害世界和平与人民健康的产业。现今，随着责任消费的兴起，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更加重视责任投资，那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注入，从而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在竞争中领先。2001～2003年，欧洲注重社会责任、环保、道德经营的基金的增幅高达12%，达到313个，占欧洲各类型基金总数的63%。这类顾及道德及社会责任的公司之所以增长超速，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吸引更多的责任投资者。负责任的企业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6．增强供应链竞争力。

跨国公司由于长期和短期利益的要求，除了自身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外，还会对其供应链上的供应商及制造商提出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以增强整条供应链的竞争力。它们与这些愿意实践社会责任的中型或小型公司建立商业联系，为后者带来无限商机。以中国纺织行业为例，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在与同类别企业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更容易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中。同时由于自身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也将增强所在供应链相对于其他同领域供应链的竞争力，从而与所在供应链的其他企业一道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7．协助企业实施与控制价值观，帮助企业避免风险。

守则只有在执行良好的情况下，才会降低公司卷入丑闻的风险。徒托空言的守则只会增加风险。曾就职于壳牌公司和国际特赦组织商业集团的Geoffrey Chandler说，真正的守则只有在真正地执行过后，才可以减少公司在当今严峻的世界中的风险。如果守则只是公关的幌子，它只会增加风险，因为它的欺诈行为随时都会暴露。只有它们的行为经得起审查，它们才会在信誉上大有收获。

（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CSR－CFP）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着相关关系，这是学术研究研究得最多但结论却最模糊的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CSR-CFP关系的研究已做了70多年的深入讨论，近30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实证研究方法的精进、研究数据的极大丰富，对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达到了历史顶峰。

在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先后出现过三个不同的观点或假说（参见图28－4）。其中最为流行的是观点1，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最强的，或者说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能促进财务绩效、企业声誉的提高。假如能够证明这一点——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其财务状况和声誉一般都较好，那么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的观点的正确性就能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观点2认为企业财务绩效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只有在企业经济绩效比较良好时，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才会突出。普雷斯顿和奥班农的研究就发现企业经济绩效的表现优先于企业社会责任，或者是一同出现的。

观点3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经济绩效和企业声誉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它们之间密切相关，在它们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就很难确定哪一个因素起的作用最大。

虽然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上述的逻辑假设，但实证研究结果却很混乱。Margolis与Walsh（2002）回顾了自1970年以来90个论证CSR-CFP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非常混乱：48个实证研究说明企业社会责任（CSR）—企业财务绩效（CFP）之间是正相关；而余下的42个则证明二者之间没有关系。其他文献计量学研究也证实了该领域实证研究的不确定性。Griffin和Mahon（1997）以及Roman、Hayibor和Agle（1999）分析了同样的51个实证研究，也发现CSR和CFP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图28－4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财务绩效和企业声誉三者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阿奇·B.卡罗尔、安·B.巴克霍尔茨：《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中译本），第38页，2004。

斯金纳等人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分歧，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评价本身就存在争议，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基本概念的含混不清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差异性，导致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基本方法存在较大的混乱，没有一种公认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按企业社会责任给企业排队时可能出现误差。早期主要有两种评价方法：一是“声誉指数法”（Reputation Index），另一个是“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声誉指数法”主要是由专家通过对企业的相关政策进行主观评价后得出的排序，从而得出企业声誉指数，以此度量企业社会责任的程度。在这方面的代表性声誉指数是美国经济优先权委员会编制的“CEP指数”和“米尔顿·莫思科维茨社会责任评级标准”。“内容分析法”是根据企业公开的各类资料来确定每一个特定指标的分值。在“内容分析法”的早期阶段，运用的是欧内斯特和贝里斯福德制定的内容分析标准。虽然这两种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进作用，但是后来越来越招致学者的批评。很多学者认为两种方法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声誉指数法”仅仅依靠专家的主观认定，主观性太强，比如人们不太喜欢从事香烟生产、矿产开发的企业，对这类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价分值偏低；“内容分析法”主要运用的是企业公开的资料，在大多情况下企业公开的资料都不是特地为企业社会责任量身定做的，从而影响到“内容分析法”的准确性。

针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缺陷，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试图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量化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评分法。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企业社会责任则是用企业是否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来加以衡量。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主要是“KLD（Kinder，Lydenberg，Domini and Company）”指数法。KLD指数法虽然是从企业界推出的，但是很快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和应用，被认为是“研究设计得最好，也最容易被理解”的衡量方法。虽然与前面两种方法相比，KLD指数法明显有两方面的改进：①KLD指数涵盖了更多行业的企业，研究的内容更广泛，且时间跨度较长，可以较好地评估企业社会业绩的变化。②更为重要的是，KLD指数主要是从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这种方法仍存在研究成本过高，跨制度、跨文化适用性差等问题，评价结果无法得到学术界、企业界的一致认同。

其次，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具有异质性，无法简单地进行横向比较。企业在规模、产品、战略、制造工艺流程、营销技术、地理位置、企业文化、外部压力以及管理价值观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再加上各国的社会问题不同、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各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也会缺乏统一性。譬如，武器制造商的社会责任就很难与糖果商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较，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很难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相比较。

最后，企业财务绩效的定量分析似乎是非常客观的，但在这些盈利指标中应该用哪个？比如布格顿和马尔林（1972）、鲍曼和海尼（1975）是使用股东权益回报率（ROE）来衡量企业经济绩效，均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东权益回报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帕克和艾尔伯特（1975）、海因茨（1976）、斯图蒂温特和吉特（1977）等人在研究中使用了包括股东权益回报率、利润率、每股盈利和资产回报率等不同的企业绩效衡量指标，同样证明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万斯（1975）选用了不同的财务指标责任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虽然存在以上的混乱结果，但罗宾斯仍认为，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明显提升企业绩效，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明显降低企业的长期经济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