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2．1　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2．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今天，经济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竟使人们忽视了其中伦理道德的存在，就好像火车忽视了轨道的存在……

“伦”即人伦，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理”即道理和规则。“伦”和“理”合起来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在西方，伦理具有德行的意思。伦理更广泛的含义是指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伦理行为符合这些规则，非伦理行为将违背这些规则。企业伦理可以直观地理解为企业在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时，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即企业在处理内外部关系时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不同的社会将会决定不同的伦理准则。伦理行为主要包括：（1）犯罪行为和在法律范围内的需求；（2）公平和信任，尤其是那些超越法律要求的公平和信任；（3）人类的价值观和个人行为；（4）商业行为；（5）政府政策制定行为等。

责任是社会成员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能力确认的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任务，是行为者行为与后果的自然联系，是一种必然的惩罚和奖励的完整体系。责任机制显然是为了减少有害行为，增加有益行动，是一种能纠正、促进、奖励和处罚的机制。企业具有社会性，企业的行为、习惯除了产生对自己有影响的结果外，对其利益相关者也会产生好或坏的结果。

责任对企业来说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否则人类社会就难以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根据所处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经过理性思考和自由选择，自觉自愿地承担和履行任务，即承担责任。因此，责任是行为主体对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社会任务的自由确认和自觉服从。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大，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大。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关于企业对其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概念。公司实为一类社会公共机构，其经理则是这种社会公共机构的受托人，而不是股东的代理人。经理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受托人，除确保股东获取最大的投资回报外，还应该公正地协调股东、雇员、顾客和广大公众的利益。他们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区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此基础上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企业对后者利益的保障方面，同时把企业对后者利益的关注之责任称为企业社会责任。

不同领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各有不同，经济学从生产要素的最佳投入与资源的优化配置角度强调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管理学侧重如何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伦理学则强调企业应更多地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及由此所要求的行为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虽然视角各有不同，但是它们都认同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义务。

Welford对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情况进行比较，提出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包括内部表现、外部表现、公告、公民职责与权力四大部分。Thompson和Zakaria在对马来西亚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告进行研究后，提出应从环境保护、能源利用、对产品和消费者的责任、社区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和其他责任等六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

道德贸易联盟（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ETI，2005年）是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协议。其核心内容包括国际公约中有关社会保障、劳动者待遇、劳工权益、劳动标准等有关的行为规范。ETI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商业道德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被广义定义为受公司活动影响的任何人或群体，公司应对它的利益相关者负责。”

不同的学者和组织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作为企业，在谋求自身发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该协调、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与社会和谐共处，实现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1．2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响应

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汉迪曾指出企业像是在“一个六棱形的圈里运营”，以此来比拟企业承受着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其周围的环境构成良性互动。因此，企业要履行对外界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和责任，即企业对所处社会的责任，包括对职工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责任以及慈善行为。他将企业这类社会组织置于变动的社会环境中，从企业与社会其他主体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是随着企业和其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受企业外部环境影响，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价值，企业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运营没有固定的模式。面对社会压力，企业应思考以何种方式应对，通过探明、审视、满足不同社会需求，实现社会合法性，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赞同和信誉。

企业社会响应，或面对社会问题的响应，企业对社会压力的反应能力和在组织范围内的管理过程，是上世纪70年代引起大家关注的一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方式。这种方式，关键是考虑组织的实际表现和组织的社会期望表现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常常位于某一区域，Ackerman称之为“自由处理的区域”（不管制、不违法、不倡导、不批准），企业从外部环境获得一些信号后，选择一种负责任的社会响应方式，以便能缩小这种差距。企业社会响应强调的是从企业视角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行动导向，把企业社会责任从抽象的理论落实到具体的企业实践中。由于我国的经济还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有些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也还不是很成熟，不能通过有效管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企业的生存仍是第一位的，面对社会需求，很多企业无力承担高层次的社会责任。

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追求有利于社会长远目标的义务，而不是法律和经济所要求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及社会响应相关联。社会义务是指企业行为符合其经济和法律的责任，企业承担的社会义务就达到了法律的最低要求。企业追求社会目标仅限于它们有利于该企业实现其经济目标的程度，社会义务是企业参与社会的基础。社会响应是指一个企业适应变化的社会状况的能力。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而找出基本的道德规范。社会响应是由社会准则引导的价值，它为企业管理者决策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指南。一个对社会敏感的企业管理者，不是评价从长期来看什么对社会有益，而是更愿意认识到现行的社会准则，然后改变其参与社会的方式，从而对变化的社会状况作出积极反应。布莱尔（Margart M．Blair）认为企业管理者的任务在于使企业创造最大化的社会总价值，而不仅是最大化的股东投资回报，他们必须全面考虑企业的决策和行为对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的经营活动合乎道德规范。责任一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有责任或义务的活动，因此，用它来描述企业回应社会需求的意愿和活动（义务除外）是不够有力、全面的。罗伯特·阿克曼和雷蒙德·鲍尔认为“责任”的内在含义是承担义务的过程，它所强调的是动机而不是行为，而响应社会需求远不只是决定做什么。当人们已经决定了做什么，还有怎么去做的问题，以及管理上的任务时，他们认为，“社会响应”是企业对社会活动本质的恰当描述。

对企业社会响应的研究焦点是企业应该怎样做才是履行社会责任。社会响应关注的是企业应当对社会做什么及如何做，它与社会责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行动导向的社会责任。社会响应是指一个企业适应变化的社会状况的能力。社会响应的观点强调管理者针对其从事的社会行动作出实际的决策。一个具有社会响应能力的组织之所以采取某种行为方式，是因为它希望满足某种普遍的社会需要。社会响应是由社会准则所引导的。社会准则的价值在于它们能为管理者提供有意义的决策指南。

企业社会响应研究的代表性观点有：“公司对社会压力应该怎样回应并不重要，从长远的观点看，公司在生机勃勃的系统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才是重要的。”Ackerman（1973）则认为“回应社会要求远不只是决定做什么，当人们已经决定了做什么之后，还有怎样去做的问题，还有管理上的任务，而管理上的任务并不琐碎”。Frederick把企业社会响应定义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一般来说，重视在组织中寻找方法、程序、途径和行为方式，就是企业或多或少地具有对社会压力予以回应的能力。有关企业社会响应的类型总结如表2．1所示。

表2．1　企业社会响应的类型

资料来源：Archie B．Carroll，“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9，4（4）：497．

Banfield认为，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响应，如果完全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并不是一种道义的选择，而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Ackerman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企业响应方式：预测环境状况、利益相关者管理和问题管理。Wilson提出了四种企业社会响应方式：抵制型、防御型、适应型和预反应型。企业社会响应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压力，如消费者抵制、环境管制、员工流失等利益相关者压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压力越大，企业社会责任的响应越主动。

从上述对企业社会响应所做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企业社会响应实际上是企业在社会领域里从管理上采取响应行动。也就是说，明确了企业社会响应的目标，企业就不会为名目繁多的社会责任的定义问题所迷惑，就可以合理地解释并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在采取行动之前，应努力弄清楚哪些责任是应该真正履行的。企业社会响应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也展现出一个企业是否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积极的价值取向。

有人曾对加拿大和芬兰一些林业企业的社会响应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对社会的响应是分阶段进行的，管理者倾向于响应最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响应是个过程，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责任意识在有的时候都可能推进这个过程。

威廉姆·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响应做了如下的区别：企业社会响应指的是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对社会有实实在在的响应行动，或抱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响应态度，这是焦点所在。一般来说，重视在组织中寻找方法、程序、办法和行为方式，可使企业或多或少地具有对社会压力予以响应的能力。

Wartick和Cochran（1985）曾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响应之间的差异进行过比较，如表2．2所示。

表2．2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响应的区别

资料来源：Steven L．Wartick and Phillip L．Cochran，“The Evolution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Mode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10（4）：766．

企业如何从义务走向响应，尤其是面对社会的需求，企业应该如何行动，即企业应该如何科学制定社会责任响应机制，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说，企业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响应迅速。企业对于社会需求和社会压力的响应速度可以检验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社会响应能力，能够反映企业的管理水平，也能够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需求，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响应的企业更能得到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响应迅速的企业会获得公众的好感，而响应迟缓的企业往往会受到质疑。

第二，响应行为。面对社会需求和社会压力，企业的社会响应不仅要迅速，还要行为恰当。企业要作出恰当的符合企业自身条件的社会响应，就必须既不过分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又能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可以承担得起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在履行社会责任和企业发展之间寻求有效的平衡。

第三，及时调整。企业根据前期响应行为的反馈和情况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了解发展动态，作出适时恰当的分析与评估，据此调整响应行为和行动计划，从而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在社会响应中要有责任意识和责任伦理，在考虑自己的商业利益之外，更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对社会的影响。企业社会响应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意识。

在风险社会中，人的预见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我们的行为常常导致无法控制的结果。责任伦理在风险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责任伦理更强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行为主体应该增强对行为后果的自觉，强调道德责任，因此，责任伦理可以弥补企业理性的不足，增强企业的道德责任感。另一方面，在风险社会，责任一经行为主体——企业认同，就会使企业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并成为企业的内心信念和自觉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内在驱动力，促使企业积极履行责任。

对于占据一定社会资源的企业来说，企业应为社会发展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企业以追逐利益为第一要旨，因此，只要社会需求和社会压力对企业影响的负效应不直接威胁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无论它们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负效应有多大，企业一般都不会主动重视这种负效应，更不要说努力制止、改变企业的行为了。这种对造成社会公害的企业行为视而不见的态度是企业不负责任的表现，是现代社会发展风险增多、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重要根源，并可能导致企业的危机。

由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更为动荡、更为不平衡、更为复杂、更为变化多端，企业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回应挑战，满足社会需求，企业必须牢固树立责任伦理意识。在企业决策发展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更具人文色彩的价值取向。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是降低社会风险的有力武器，这样的企业必将获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具有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根基。

因此，企业应加强对责任伦理的重视和强调，审视自身行为，勇于承认自身行为对公众与环境带来的问题，自觉调整企业战略和行为规则，积极开展与各方当事人公开、平等的对话，真实地披露与风险相关的信息，真正履行保护公众健康、安全，减少环境侵害的责任。事实证明，当今社会，如果企业不重视责任伦理的建设，对伴随性结果不加以规避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它的负面性，那么企业必然会不断地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受害者的谴责，最终会失去所有顾客的信任，从而走向衰亡。

2．1．3　公共责任原则与企业的公共关系

企业本身没有良知，但企业由一群为同一商业目的而努力的人类个体组成。19世纪，博物学家亨利·梭罗曾经阐述：“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企业是没有良知的，但是当有良知的人们组成了一家企业时，它就成了一个有良知的企业。”企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对于企业实现商业价值具有重要影响。

衡量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并不一定要求企业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而是看其能否预见社会变革，并作出适当回应。那些非要等到相关法规所设定的最后期限才不得不作出反应的企业，通常会被加上对社会需求没有回应的不良企业的标签。企业仅仅提供对于教育、卫生、文化和其他社会事业的财政支持，已不再足以使得企业获得渴望得到的社会责任地位。如今，企业的这些善举已被人们认为是良好企业公民理所应当的行为。

Preston和Post认为仅有企业社会响应的单纯过程方式是不够的，他们主张“公共责任原则”，强调公共过程比个人道德观点或狭隘的利益集团的责任范围更加重要。按照Preston和Post的观点，对企业社会响应进行管理的恰当指导方针是建立在相关的公共政策框架内的，公共政策不仅包括书面规定的法律和规则，而且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趋向方式，主要反映公众意见、存在的问题、正式的合法需求，以及加强或实施的过程，这是公共责任原则的精髓。

Preston和Post按照企业在社会环境中的“首要”和“次要”活动的包含关系，分析了管理者责任的范围。首要的活动是指企业基本的经济任务，如选址、建造厂房、选择供应商、雇用员工、开展生产活动和产品销售等，还包括合法的需求等。次要的活动来自对首要活动的推理，如，个人的职业发展和赚钱的机会，这来自对首要活动的选择和员工的发展。

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差异，企业中的个体决定着企业的行为，一家由负责任管理者领导的企业将是一家有责任感的企业。相反，由不负责任管理者领导的企业将是一家不负责任的企业。没有哪家企业能一贯以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也没有企业一直是作恶多端，背负社会的指责。企业就像普通人一样，同时具有“行善”和“作恶”的能力。有时企业一边在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在伤害社会利益。一些企业设置了非常高的环境标准，但却对于推动女性员工获得管理职位等问题不加重视。一些公司在雇用少数族裔员工方面不遗余力，但却疏于执行生产安全标准。

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不仅仅是利他主义的行为，也会给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社会责任表现”已成为衡量企业差异化成功与否的新标准，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声誉成为重要的无形资产。企业的竞争正从产品和服务竞争转变为企业声誉竞争，产品安全责任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而食品、医疗保健品的产品安全直接和人的健康紧密相关。

20世纪20年代，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这样描述公共关系：公共关系是帮助组织了解公众看法，定义其政策、程序及利益，并通过项目实施赢得公众认可和理解的一项管理职能。伯内斯的描述界定了公共关系的两个层面：其一，公关关系通过影响决策过程使客户或者雇主的商业目的与公众的期望和利益相符合；其二，公共关系通过有效的传播影响和促进受众的某些行为变化。公共关系作为企业的一个管理职能，已经被市场广泛接受。企业公共关系负责人需要扮演好四种角色：企业探测器、企业良知的体现、企业传播者和企业监视器。

在前两种角色中，公共关系负责人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他们要能够察觉到特定的社会变化对于企业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就是企业的早期预警负责人，他们向企业管理层诠释这些早期信号对企业带来的影响，确保企业能够敏锐地预知社会变革的趋势，并确保企业能及时、合理地作出符合公众利益和期望的响应。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表现为企业要有良知，有爱心，更要有道德，愿意为公众利益付出更多的努力。

后两种角色则要求企业公共关系负责人应是社会责任的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能够真诚地、及时地代表企业表达观点，并确保企业信守承诺。企业对于自身政策和活动要持续关注并进行监督，以确保符合企业承诺以及公众期望。如果发现未能履行承诺或者不符合公众预期，企业有责任推动新项目和新政策。

一般来说，企业面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内部利益相关者还是外部利益相关者，都要注重沟通与倾听，及时有效地将企业的信息传递出去，而且这些信息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行为，并恪守诺言，不论这些承诺是关于产品可靠性还是关于企业目标。沟通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告知这些受众，更重要的是使受众更加理解我们所沟通的内容。利益相关者管理不是关注一般的社会响应、特殊问题或公共责任准则，而是关注利益相关者或受企业政策和参与者影响的人。

近年来，企业面临非政府组织、社区、政府、媒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压力，这些利益相关者要求企业行为应是负责任的。现在，一些企业通过建立与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对话平台，寻求对社会需求的企业响应机制。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对话有助于企业对于从内外部环境中收到的不明显的信号作出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