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下的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

5　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下的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

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地处太平洋西岸，毗邻我国港澳台地区、日本和东盟及南亚诸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隔海相居。东部地区地域范围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等10个省市。

东部地区面积9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9．5%。2010年末人口5．06亿人，占全国的38%，国内生产总值232 030．7亿元，占全国的53．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15 854亿元，占全国的42．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 904．5亿元，占全国53．4%，货物进出口总额26 056．5美元，占全国的87．6%，地方财政收入23 005．4亿元，占全国的56．5%，地方财政支出30 182．2亿元，占全国的40．9%。

区域内的北京是我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广州是我国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江苏是我国外向型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同时东部地区沿岸的上海、广州、厦门、青岛、宁波等沿海城市均是我国早期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它们与亚太和世界其他国家有着广泛的经济往来，并有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环渤海湾经济区及长江流域等广阔的腹地。东部地区位于我国第一阶梯内，地势平坦，多为平原为主，气候温润，水土资源良好，为东部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产条件。高产、高效的农业又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其有了这些优越的组合条件，东部地区也就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

表5－1　2010年东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比重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5．1　东部开发开放背景与现实基础条件

长期以来东部地区依托其良好的自然环境与条件，便利的沿海对外贸易通道，建立起了相对雄厚的民族工业基础，较为发达的商业市场体系。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全世界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为了改观这种局势，必须进行改革开放，必须突出东部地区应有的比较优势，必须激发其应有的活力，以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引领全国经济迸发。

5．1．1　东部开发开放的历史背景

1．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1953年，全国人均GDP为134元，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47．6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元；1961年，全国人均GDP增加到153元，东部地区为175，高于全国22元；1970年，全国人均GDP为245元，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72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7元；1977年，全国人均GDP为302元，东部地区人均GDP 为375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3元。但是从中国人均GDP与低收入国家比较看，1961—1977年期间，人均GDP与低收入国家差距在缩小，1976年、1977年差距缩小到13元、22元，甚至有些年份人均GDP高于低收入国家。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人均GDP与其差距出现了先缩小后又拉大的趋势。1961—1972年期间差距变小，从1974年开始，差距又逐渐拉大。与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总体上出现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1961年，人均GDP分别相差201元、217元，到了1977年，人均GDP分别相差435元、487元，相差增加了一倍（见表5－2）。

表5－2　1961—1977年中国人均GDP的国际比较　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图5－1　1961—1977年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比较

2．全国科技进步步伐相对缓慢

改革开放前，中国科技发展除了军事工业技术某些方面有一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自主的科学技术进步步伐缓慢。主要体现在：一是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变大。我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与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相比差距也越来越大，几乎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二是科学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较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新科技革命使西方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7—1965年为8．24%，1965—1976年间仅为4．12%^[1]。因此，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我国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3．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上相当

1953—1977年，东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其中，1953年、1954年、1957年、1959年、1960年、1962年、1966年、1968年、1969年、1972年、1975年、1976年、1977年共13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年份超出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同时，1956年、1958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5年、1967年、1970年、1971年、1973年、1974年、1977年共12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年份超过了8个百分点。在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可见，东部地区的发展优势和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没有在中国经济板块中凸显出来，导致了全国经济处于均衡发展的态势。如果长期按照全国经济均衡发展这种态势走下去，中国经济更加落后于发达国家。

图5－2　1953—1977年东部地区与全国GDP增长速度相减结果

4．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部地区地处我国对外开放最佳区域，东部沿海大城市拥有良好的深水岸线码头，它们均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有着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上海、青岛、宁波、广州均是我国最早对外交流的城市，最早对外贸易的城市。但是改革开放前，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看，除1979年外，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53—1965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最低的2．5%上升到7．7%，而全国平均水平从最高12．6%下降到7．8%，东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1965—1969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又从7．7%下降到5．3%，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为不明显。1971—1977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基本在6%水平线上下浮动，全国平均水平则从1971年的5．6%上升到10%水平线上下浮动。从东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看，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东部地区始终落后于全国平均。东部地区拥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各种资源，在此基础上，其外向型经济应该发展得更好、更快，领跑于全国，但却恰恰相反，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非但没有对全国经济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反而拖累了全国平均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表5－3　1953—1977年东部地区与全国进出口额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5．东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全国其他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交通运输主要依靠铁路和公路运输。1949—1977年期间，东部地区万人拥有铁路营运里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49年，东部地区万人拥有铁路营运里程为0．09公里，而全国平均水平为0．4公里，相差0．3公里，此后东部地区铁路建设有所加快，到1957年，东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由原来的0．3公里减少到0．2公里。而1958—1974年这段时间，东部铁路万人拥有铁路营运里程一直围绕0．2水平线上下波动，而此期间，全国平均水平从0．4公里上升到0．5公里，并一直处在0．5公里水平线以上，东部地区与全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75—1977年，东部地区与全国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基本保持在0．4公里。无独有偶，东部地区万人拥有公路里程也同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49—1957年，东部万人拥有公路里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公里，但从1958年开始，东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拉大到4公里，此后两者之间相差一直保持在3．5公里左右。从万人拥有铁路营运里程和公路里程数看，东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差距均较大。因为东部地区铁路和公路万人里程数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东部地区在铁路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落后于其他中西部。

图5－3　1949—1977年东部地区万人拥有铁路营运里程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图5－4　1949—1977年东部地区万人拥有公路里程数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6．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用城镇人口比总人口来计算城市化。1949年，北京、天津、广东等省市城市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为42．5%，天津为48．7%，广东为15．7%，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0．6%，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64年。1965年开始，除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外，其余省份城市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65年，江苏、山东、广东、海南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14．9%、7．9%、17．6%、9．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1975年，江苏为13．2%、山东为8．1%、广东15．6%、海南为7．7%，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17．3%低4．1、9．2、1．7、9．6个百分点（见表5－4），此后，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前。除3个直辖市外，总体上东部地区其他省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反映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心主要集中在3大直辖市，而其他省份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表5－4　1949—1977年东部地区主要省市与全国城市化水平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5．1．2　东部开发开放的现实基础与条件

1．雄厚的工业基础

东部地区的上海、北京、天津是我国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等省也是我国工业发源地之一，在中国工业体系中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1952—1959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出全国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到了1960年、1961年，东部地区分别超出全国11、10个百分点。1962—1967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出全国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1968、1969两年均超过全国11个百分点。此后，1970—1977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出全国平均水平7—9个百分点。从工业增长值占GDP比重看，东部地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最高年份超出了全国11个百分点，最低的年份也超出了4个百分点，可见，东部地区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较高，这也为东部地区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图5－5　改革开放前东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与GDP比重

2．丰富的教育资源

教育是增加一个地区知识存量的基础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创造非常重要。每万人高等在校学生数是衡量一个地区教育资源丰富与否的指标，该指标的高低一方面说明一个地区高等院校的分布情况，另一方面表明一个地区技术创新的潜力。1949年，东部地区每万人高等在校学生数为4．9人，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为2．2人，东部地区超出全国平均水平2．7人。此后，东部地区依托良好的教育基础，不断加快教育发展速度，到了1957年，每万人高等在校学生数已超出全国平均水平9．8人。1958—1968年，东部地区每万人高等在校学生数由21人上升到22．6人，相反，全国平均水平却由10人下降到3．3人，东部地区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也由11．0上升到19．3人。1969—1977年，东部地区每万人高等在校学生数领先于全国水平的优势更加明显。1970年超出全国平均水平18人，而到了1977年增加到41人。可以说比较突出的教育资源优势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表5－5　1949—1977年东部地区教育资源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情况　　单位：人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3．优越的自然条件

东部地区地处我国第三阶梯地带，地形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河流纵横，岸线港口资源丰富。中国有三大平原，其中，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两大平原位于东部地区。江苏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地形以平原为主，主要有苏南平原、江淮平原、黄淮平原和东部滨海平原。其地形地势低平，河湖众多，平原、水面所占比例之大，在全国居首位，成为江苏一大地理优势。河北省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其平原面积81 459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3．4%^[2]。天津平原区面积11 192．7平方公里，约占全市总面积的93%。山东半岛三面环海，全长3 024公里，占全国大陆海岸线的1／6。全省近海海域17万平方公里，占渤海和黄海总面积的37%。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近海海域占渤海和黄海总面积的37%，滩涂面积占全国的15%^[3]。福建全省海岸线总长6 128公里，其中大陆线3 752公里，居全国第一位。大小岛屿1 546个，占全国1／6；拥有厦门湾、福州湾、兴化湾、湄州湾、沙埕港、三都澳等众多天然港湾。境内河流密布，水利资源丰富。从自然地理条件上看，东部地区有着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我国的平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海岸线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所以，港口资源、海洋资源都是其他区域不可相比的。

5．2　东部开发开放的过程与特点

5．2．1　东部开发开放战略构想的提出

1979年到1980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从1984年起，开放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2月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8年3月决定将开放的范围从沿海城市扩展到全国沿海市、县，同年4月，又批准海南成为经济特区。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政策，使东部沿海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区域^[4]。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高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1988年4月13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的决议，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创建成功，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

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

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作出了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我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5．2．2　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特点

1．先行先试的特区经济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征程。1979年2月，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的报告》，要求深圳、珠海在3—5年内“建成对港澳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和新型的边防城市”。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标志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特区走了一条我国前所未有的试验区经济道路，一切从头开始，从先行先试入手。在这种特区经济战略的指引下，深圳率先进行了各种制度改革，1979年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1980年进行了基建体制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1981年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进行了价格体制改革，1983年进行了企业体制改革和劳动保险制度及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5]。经过一系列的先行先试制度改革，特区经济焕发出了强大的活力，到1999年，深圳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 436．5亿元，在全国大城市居于第5位；工业总产值2 078．11亿元，在全国大城市中居第4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7．45亿元，在全国大城市中居第9位；当年实际利用外资27．54亿美元，居全国第5位；外贸出口282．11亿美元，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1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达184．8亿元，居全国大城市第3位，已超过了天津和广州市（见表5－6）。特区经济的成功，为东部其他地区开发开放起到了示范效应。

表5－6　1999年深圳市相关经济发展指标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速度20年远超四小龙．http：／／club．dayoo．com／view－5543270－1－1．html．整理
而得。

2．由点及面的渐进开发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中央政府所赋予的优惠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如20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试点带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带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21世纪初天津新区建设带动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从东部地区开发开放历程上看，先从几个特区作为先行实验点，在实验区获得成功后，推广到整个区域，形成了由点及面的开发开放渐进创新之路。20世纪深圳特区的成功实践，为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由此拉开了整个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开放。

在珠江三角洲成功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又一次掀起了东部地区开发开放新高潮。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有别于深圳特区，它是在深圳特区实践基础上又一次大胆创新，形成了以中央政策为基本框架、上海市与浦东新区的政策为辅助支撑的支持浦东开发开放政策体系^[6]。在政策创新发展模式下，浦东新区在东部开发开放中率先确立了体制和机制优势，为整个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大上海的引领下，整个长三角经济充满了活力。1999年，长三角进出口总额占到东部地区50%左右，GPD总值占到东部地区近40%。

3．由低到高层次不断上升的开放格局

20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经济的对外开放主要依托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率先通过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三来一补”等形式，吸收了大量外资。深圳从1980年到1999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00．45亿美元，涉及67个国家和地区，外商投资企业l万多家，引入大型跨国公司近200家，世界500强企业有76家进入深圳，内地驻深企业机构近9 000家；进出口总额从0．175亿美元增长到504．3亿美元，年均递增52．1%，出口总额从0．112亿美元增长到282．11亿美元，年增长50．0%。至1999年累计进出口总额超过3 50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累计超过1 912亿美元，已连续第7年进出口总额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占全国1／7。深圳已形成海陆空全方位开放的口岸，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车辆分别占全国的50% 和80%。

但是，这一阶段对外开放基本上是低层次的，所引进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的产品和企业上，而对外开放仅仅在这一层次上显然不够，必须引进规模更大、技术水平更高的投资项目。

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新区开发把整个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层次引入更高层面。2000年，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共有30多家外资银行入驻，7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进驻；张江高科技园区集中了以生产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软件开发等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外高桥保税区形成以INTEL和HP等外资高科技企业为主的信息设备产业基地；金桥建立了以华虹NEC、通用汽车等跨国公司为主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4．由经济向社会全方位的开放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到长期物质短缺的影响，政策顶层设计者把目光主要聚焦在经济领域。深圳特区建立后，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引进外资，与外商合作，采用“三来一补”的加工方式，快速地生产了大量的、老百姓需求的生活工业品，满足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需求。虽然在经济领域获得较大成功，但长期以来一些其他领域体制和机制仍然阻碍着经济进一步发展。

浦东开发开放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了新的突破。初步形成了高层要素市场体系，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率先改革，土地和农村劳动力流动体制出现创新。尤其是在土地开发模式上形成了浦东模式。浦东新区在建立规范的土地市场的框架下，将土地资本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产业资本大规模深层次地结合，形成“以土地吸附资金、以资金进入后的开发来提升土地价值，再以土地吸附更多的资金，形成各种不同功能的产业形态，由此往复循环快速推进浦东的土地开发”的土地滚动开发模式^[7]。在政府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上，浦东新区率先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开发管理模式，在行政区管理体系上，浦东形成了以六大功能区为模块的社会管理体系。从深圳开发到浦东的开发，东部地区实现了从经济领域开发向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5．3　东部开发开放取得的成效及政策效应评价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雄厚的工业基础厚积薄发，良好的区位引资筑巢，丰富的教育资源推波助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东部地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活力四射的经济发展驱动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5．3．1　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主要成就

1．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

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为了便于比较和考虑到物价变动因素，我们把1978年作为基期，用GDP不变价指数把名义GDP换算为实际GDP。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的GDP总量为1 629亿元，中部地区为835亿元，西部地区为789亿元，东部地区分别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2倍、2．1倍。经过10年的发展，1989年，东、中、西三个地区的GDP分别为6 922亿元、3 316亿元、1 917亿元，东部地区的GDP分别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2．1倍、3．6倍。与1979年相比，东部地区开始渐渐与中西部地区拉大差距，表明东部地区经过前10年的积累，经济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99年，东部地区的GDP总量为47 062亿元，中部地区为17 649亿元，西部地区为4 969亿元，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分别是中西部的2．7倍和9．5倍。在GDP基数较大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经济总量不断拉大与中西部的差距，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发散的态势。

图5－6　1979—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GDP总量比较

2．外向型经济异军突起

从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1年，是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第一次高潮。1979年，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81亿美元，而到了1983年增加到了418亿元，短短几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增加了5倍多，此后一直到1991年，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基本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波动。而同期的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基本在0—100亿美元范围内波动。东、中、西部之间差距变化不大。

从1992年开始，在浦东开放、开发国家战略下，东部地区又一次激发出应有的活力，外向型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之势。1992年，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近700亿美元，1993年到达800多亿美元，1994年超过900亿美元，1995年为1 250亿美元，1996—1998年，以每年100多亿美元速度递增，1999年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近1 800亿美元。而同期的中、西部地区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也在逐渐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超过了100亿美元，基本在100亿—120亿美元之间波动；西部地区超过了20亿美元，基本在20亿—30亿美元之间波动。改革开放激活了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活力，外向型经济成为东部地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图5－7　1985—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比较

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公路和铁路，而单位面积上公路里程数和铁路营运里程数是衡量交通基础建设的重要指标。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数为0．239公里，中部地区为0．216公里／平方公里，西部地区为0．005公里／平方公里，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数比中部地区长0．023公里。东部地区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到了1989年，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数增加到0．283公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数变化不太大，中部地区增加到0．232公里，西部地区增加到0．006公里，10年间东、中、西部地区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分别增加了0．044公里、0．016公里、0．001公里，东部地区增加幅度最大。1979年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每平方公里里程数多出0．023公里，而1989年东部比中部地区多出0．051公里。

1992年后，东部地区又迎来了一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东部地区从1992年的每平方公里里程数0．302公里上升到1999年的0．418公里，上升的幅度较前十年更大，每平方公里里程数上升了0．116公里。而同期的中、西部地区上升的幅度低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上升了0．058公里，西部地区上升了0．002公里。1989年，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每平方公里多出0．051公里，而1999年，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多出0．12公里（见表5－7）。

表5－7　1979—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从每万平方公里铁路营运里程数看，1979—1989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增长幅度基本一致，并且多数年份中，中部地区的每万平方公里铁路营运里程数略微超过东部地区。而从1990年开始，东部地区开始发力，逐渐超越中部地区，东、中部地区呈现出发散趋势。1991年，东部地区每万平方公里营运里程数超过了中部地区7．2公里，1997年，超过中部地区到达最大值10．1公里，此后，东部地区每公里营运里程数超过中部地区一直维持在6公里左右。东部地区的交通运输建设在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与中部地区相差不太大，但是在东部地区改革开放10年、20年里，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取得了巨大成就。

图5－8　1979—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每万平方公里铁路营运里程数比较

4．一般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1978年，东部地区一般地方财政收入为497．5亿元，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04．8亿元、147．4亿元，东部地区比中部、西部分别多出392．7亿元和350．1的4．7倍、3．4亿元倍。此后，东部地区实施了改革开放，最初的10多年，东部地区的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与中西部地区的年增长幅度几乎呈现向上缓慢增长的两条平行线。但从1993年开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1993年，东部地区一般地方财政收入为1 497．5亿元，中、西部分别为788．5亿元、593．1亿元，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多出709．0亿元、904．4亿元。1995年，东部地区为1 572．4亿元，比中、西部地区分别多出1 001．8亿元、1 019．7亿元。1999年，东部地区为3 163．5亿元，比中、西部地区分别多出2 134．5亿元、2 190．6亿元。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地区一般地方预算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仅比中、西部多出几百亿元，到1999年，竟比中、西地区多出2 000多亿元（见表5－8）。

表5－8　1978—1999年东、中、西部一般地方预算收入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5．3．2　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下区域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评价

关于区域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大量数据分析对比来研究东部开发开放政策制定前后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另一个方面从建立数量统计模型实证东部开发开放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区域政策的制定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现行制度的变革来实现的。米娟在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时，把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四大要素作为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8]，并从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维度来刻画制度因子。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制度要素差异成为影响东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罗忠洲研究了开放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能改善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质量，引进、模仿和吸收直接投资方和贸易往来国的先进技术等，使得该国通过吸收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影响本国要素的使用效率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9]。实证结果也表明吸收外资的相对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

郭腾云、陆大道等根据生产经济理论，在一般生产函数关系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区域政策作用系数，实证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东部沿海地区GDP的作用效果较为显著，平均作用效率达21．39%，即在对外开放的20年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GDP增长总额为9 670．42×108元，其中对外开放政策的贡献作用为2 068．07×108元^[10]。从以往研究成果看，生产函数仍是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经典分析工具。

1．计量模式设定

在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中，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仍然是最常用的生产函数形式。根据Lucas（1998）的研究，人力资本被定义为有效劳动力数量，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它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的多少，还取决于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因此我们在传统的两要素生产函数中加入人均受教育水平，即

Yit、、和 分别代表第i省第t年的产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水平。α、β和γ分别代表了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和人均教育水平的产出弹性。Αit代表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它是扣除了物质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外的其他因素。在东部开发开放现实条件下，TFP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二是国家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下的各种政策工具对资源要素配置的改善，以及通过国家区域战略的政策扶持，逐步提高东部地区的微观效率。从前面东部取得的成绩看，除科技进步、对外开放外，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对生产率提高有积极的贡献。因此，我们把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

其中，Urbanit代表第i个省第t年的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lnTechit是各省由研发投入积累而成的科技资本存量（取对数），它反映了企业由知识和技术积累而带来微观生产率的进步；Tranit代表了各省的基础设施，用标准道路里程与人口的比率来衡量；Openit代表了各省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总量来衡量；Induit代表了第i个省第t年的工业化率，用第二产业比重来衡量；poliit代表了区域政策变化的虚拟变量，以1978年东部开发开放这一时点为界限，1978年之后的设为1，1978年之前的设为0。

将（2）式带入（1）公式，并对等式两边取对数，我们得到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2．数据说明

（1）GDP数据测度。为了消除当年价格影响，数据按1978年为基年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把1978年物价指数看作100，即1978年的名义GDP等于真实GDP，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计算出其余各年真实GDP，真实GDP1979＝名义GDP1978×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9，真实GDP1980＝真实GDP1979×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80，依次类推计算出中部各省真实GDP值。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1中国统计年鉴》，东部沿海地区数据缺海南省数据。

（2）固定资产测度。资本存量涉及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构造、折旧率与当年投资数量选取等问题。参照张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存量资本。Kit＝Kit－1（1－δit）＋Iit，其中，δ表示折旧率，K表示第i个中部省份在第t年的资本存量，Iit为当年投资额。1952年作为资本存量的基年，参照Young、张军等的计算方法，用东部各省1952年的固定资产形成额除以10%，作为该省的初始资本存量。1978年以前，折旧率δ为5%，1978年后，折旧率δ为8%。

（3）劳动力数量测度。改革开放后，乡镇经济发展很快，但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国民经济产出主要是企业劳动者所创造，所以用职工总人数作为劳动力数量。

（4）人力资本测度。教育是人力资本获得的主要途径之一，一般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由于受统计数据所限，我们用万人在校高等学生数来代替人均平均受教育年限。

（5）城市化水平测度。城市化水平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而在我国统计数据中，一般历史数据只有城镇人口和乡村，所以，城市化水平可以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代替。

（6）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测度。在我国，公路和铁路仍然是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公路和铁路承担了大量的运输，所以用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代替。由于公路和铁路在单位长度上运输量的差异，通过东部各省公路和铁路货物周转量计算出公路和铁路在单位交通运输周转货物量上所占比重，再乘以公路和铁路路线长度，加总后得到各省交通运输路线总长度。用计算出的各种交通运输线路长度除以各种土地面积，最后得到单位面积上各省交通运输线路长度。

（7）科技水平测度。科技本应该用专利数或技术市场成交额的指标来反映，但改革开放前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不完整。在我国，政府对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主导作用，我们用科技事业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多少衡量科技发展状况。

3．模型参数估计

模型估计分两步进行，首先把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区域政策作为虚拟变量进行模型估计。主要目的是检验政策是否影响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为多少。模型计算公式：

其次，根据模型（2）计算出的政策影响系数，乘以东部GDP作为解释变量，而把科技、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具体政策效应，即各种具体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模型计算公式：

（1）模型（4）估计结果

由于模型所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所以先要对面板数据采用哪种模型估计进行判断。一般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分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回归模型和变系数回归模型。在模型回归估计前应对模型（4）采用什么模型进行判断。对模型（4）进行混合模型和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根据两种模型回归结果的残差平方和进行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两种模型显著性比较的F检验。

经混合模型回归后，残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为34．416 88，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后，残差平方和为24．840 607。根据公式F＝［（SSEr－SSEu）／（T＋k－2）］／［SSEu／（NT－T－k）］，对采用混合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判断，其中，T为年数，k为解释变量个数，N为截面数。经计算F＝2．955 56＜F0．05（31，253）＝3．10，接受原假设，即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表5－9　模型（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1968—1999）

表5－10　模型（4）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的显著性比较检验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4）进行混合模型估计，为了消除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用截面加权的SUR方法估计模型。从模型（4）回归估计结果看，东部沿海开发开放战略实施前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明显，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达到了0．135 97，投资、劳动力回归系数都为正，说明传统资本、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同样起作用。

表5－11　模型（4）的混合回归估计结果

（2）模型（5）估计结果

在模型（4）估计结果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哪些方面的政策影响经济的增长，影响程度如何？为此，我们把模型（4）的政策影响系数按照一定比例换算成影响因子权重，再用权重乘以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科技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度、工业化水平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探究东部沿海开发开放战略实施以来，各种政策措施的出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模型估计前，先对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判断，经过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卡方统计值为62．602，大于临界值6，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选择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表5－12　模型（5）变量的描述性统计（1979—1999）

表5－13　模型（5）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显著性比较检验

从模型（5）回归结果看，在东部沿海开发开放战略实施后，教育发展、城市化、科技事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外向性经济等方面政策实施效果比较明显，对经济增长影响都为正向，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反映科技事业方面的指标，即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指标系数为0．004 54，其含义可以解释为东部地区教育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就会增加0．004 54亿元；反应城镇化的指标系数为0．008 13，其含义解释为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0．008 13亿元GDP的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指标系数为1．231 32，其含义可以解释为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增加0．1公里运输线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增加1．23亿元GDP增长效应；反映工业化的方面指标系数为0．023 51，其可以解释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产生0．023 51亿元GDP经济增长效应。但在常数项上，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系数均是负数，分别为－2．090 196、－1．575 508、－1．188 804，说明在除了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对外开放等方面，3个直辖市在许多方面上还存在阻碍经济增长的各种体制因素，还需要制定相关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而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6省的常数项均为正，说明还有其他正向影响它们经济增长的因素在起作用，今后需要制定相应的新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表5－14　模型（5）的变截距固定模型估计结果（1979—1999）

（3）模型参数分阶段估计

从模型估计结果看，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开放战略实施后，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揭示东部沿海地区政策效应阶段化特点，根据东部地区开发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把东部地区分为两个时段：一是1979—1990，主要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开放探索时期；二是1991—1999，浦东新区成立，拉开东部地区全面开发开放的新发展格局。

对1979—1990年模型（5）进行固定效应回归，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不显著，把其剔除后，再进行模型回归。从回归结果看，教育、城市化、科技、外向型经济及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指标的影响系数分别0．003 97、0．012 08、0．007 56、0．100 49、0．707 16，其都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影响作用，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外向型经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系数值较大，说明了外向型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表5－15　1979—1990模型（5）的变截距固定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对1991—1999年模型（5）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同样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不显著，把其剔除后，再进行模型回归。从回归结果看，教育、城市化、科技、外向型经济及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指标的影响系数分别0．003 566、0．016 272、－0．006 041、0．319 119、1．456 126，除科技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外，其余都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影响作用，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科技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也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符，外向型经济发展时，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东部地区，带来了现成的技术，拿来就可以用，导致了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大量生产加工企业，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加工生产方面，短时间内快速建立起了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但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另外，在外向型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1991—1999年这一个时期的政策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比1979—1990年时期明显，外向型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指标的回归系数分别从0．100 49、0．707 16上升到0．319 119、1．456 126。常数项系数也发生了变化，由2．112 748下降到0．743 524，说明许多政策在不断地完善，阻碍经济发展的潜在因素不断地被政策所改变，通过出台新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

表5－16　1991—1999模型（5）的变截距固定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5．4　提升东部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

东部沿海地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区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高速铁路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基本处于后期阶段，除少数省份外，东部各省市均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早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城镇化水平开始步入优质提升阶段，即向都市连绵区、大城市带、城市群阶段迈进。经济形态由大规模制造向创新型经济转变，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东部地区发展的重点。对外开放已由大规模引进外资阶段向引进研发中心、技术中心、区域总部中心等转型。面对内外部环境及发展条件的改变，东部地区应从城市空间形态、城镇化道路、经济转变方式、区域发展模式等四个方面着手考虑未来提升东部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开创建设美丽东部新局面。

5．4．1　建设大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率相对较高，接近60%。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当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城镇化将出现逐渐减速的趋势。从模型估计数据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也呈现出相对减缓的结论。改革开放初的10年，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引起0．012 08亿元GDP的增长，1991—1999年，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引起0．016 272亿元GDP的增长，相对于同期GDP增速看，城镇化率增加对GDP增速的影响呈现递减趋势。在城镇化和其对GDP增长影响双递减情况下，东部地区应重点突出大城市群、大都市带等超大规模集群化优势，形成1＋1＋1大于3的协同发展效应。

第一，倡导跨行政区的大城市群管理治理结构理念。大城市群是一个超行政边界的空间单元，内部不同地区或城市分别被不同的行政主体所掌控，其发展的主要目标还是紧紧围绕行政区经济建设而展开，空间上没有突破行政地域范围。而建立跨行政区边界的大城市群管理治理结构能够把发展的视野扩展到整个大城市群，可以整合城市群内不同地域和城市之间的资源。

第二，设立大城市群联合协调发展委员会。大城市群管理不同于一般城市行政区管理，需要具备超强的管理整合能力，同时应具有扁平化组织协调管理特征。因此，应构建超行政边界管理权限的大城市群联合协调发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区域内各城市的市长组成，议定重大合作事项，制定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政策和措施，以保证协调发展过程中执行力的贯彻实施。

第三，编制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在大城市群联合协调发展委员会框架下制定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应从大城市群一体化整体发展视角入手，把土地规划、产业布局规划、空间布局规划、城市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进行综合有机叠加，形成大城市群综合国土规划。这样，不仅解决了多年来规划互不衔接的问题，比如空间布局规划与产业规划脱节、土地规划与产业布局规划脱节等，而且也解决了行政区碎片化规划的弊病，即各行政区只负责本行政范围内的规划，对行政区边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进行大规模投入，形成了行政区交界处没人管的局面，比如，在各省市边界交界处谁都不愿多掏钱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形成了在各省市交界处交通道路最难走的怪现象。在此基础上，积极向国家申请政策支持，形成自下而上规划到自上而下顶层设计支撑结合的新区域规划。

第四，设立大城市群常设运行机构。该机构主要负责大城市群日常统一协调运行，定期举行市长联席会议，协调大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同时，配套建立一整套运行机制，包括行之有效的区域协商机制、发展调控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保证新区域规划公开、公平、公正的实施。

5．4．2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

城镇化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过去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一夜之间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把城市边界无限制地向农村延伸，使农村土地瞬间变成城市用地，从而实现了整村、整建制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只是空间形态上的改变，只是农民被市民化，他们仅仅生活在一个被城市包围的时空环境中，而没有享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没有享受到真正城市文明所给他们带来的现实生活的改变。相反这种被动式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的后遗症，比如失去土地农民的再就业生存问题、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农民生活方式改变问题及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给东部先行发达地区又一次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发展机遇。

第一，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东部地区依托其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着力加大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比如，医院、学校、商贸中心、文化娱乐场所等，让乡镇人民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使他们的生活标准到达现代城市基本要求，彻底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第二，两化互动，培育城镇化新发展动力。城镇化不仅是城市化过程，也是工业化发展过程，同时，两者还需要互动发展。过去，我们注重城镇化过程，主要通过把农民的土地变为城市用地，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统统远离赖以生存的土地，再在这些土地上建设几条所谓的城市主干道、居民集中居住区几个规划看似宏大的开发园区，这样好像就实现了城镇化。殊不知农民即使搬进了城镇，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使大量入城农民无法根植在城镇。而新型城镇化就是让农民“搬得进、留得住、能致富”。新时期东部地区应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融合发展入手，通过“产城互动、以产兴城、依城促产”的方式培育城镇化新发展动力，把农民从土地上真正解放出来，开启城镇化发展新局面。

第三，开展农村国土整治，探索农村土地新流转模式。随着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大量有条件的农民搬迁进入城镇，或随进城务工子女搬迁入城镇。这样保留在农村的老房子或宅基地实际上无人居住，出现了农村老房子空置率较高的现象。由于制度设计所限，大量空置的房子不能出卖或变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较好的苏南地区，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新流转模式，在大量农民搬迁进入城镇或社区的地区，积极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建立土地置换、调整、流转和经济补偿机制，盘活闲置土地。

第四，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创新发展城镇化道路。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社会发展较为滞后，在广大的乡镇地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但它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还没有彻底改变，没有形成像城市那样的社区生活。未来东部地区应率先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形成继“离土离乡”、“离土不离乡”之后的第三条城镇化道路，即“不离土不离乡、只进厂不进城”的城镇化道路。

5．4．3　打造创新与服务两型经济，开辟转型发展新途径

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中后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产业结构正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由第二产业驱动为主向二、三产业双轮共同驱动转变。同时，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调整期，受其影响，东部地区出口拉动经济贸易模式也在发生改变，开始由价值链中间制造、组装环节向两端高端环节延伸，出口产品由加工贸易型向自主知识产权型转变。东部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双重压力，开始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内外发展环境与条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今后东部地区应在创新和服务两型融合经济的新视角下探索经济发展新路径。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要提高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作用，使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东部地区应构建官、产、学、研、金五位一体的、协同互动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区域创新资源的有机互动和高效运行，解决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率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强化创新过程的系统性整合与协同，促使体制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创新等相互作用，形成创新合力。同时，要明确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之间的定位和责任，充分发挥各自在创新中的作用。其中，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而企业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规划师和制度设计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高校及科研院所角色定位主要是有商业价值的科研成果的供应者，企业则将高校及科研院所提供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和利润。要重视本区域科技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财税政策上、信息服务上给予民营科技企业更多的扶持，让民营科技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第二，经济结构从传统制造业为主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高端形态转变。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后工业化时代支撑经济发展的两大推动力。东部地区应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率先在区域中心城市构建与之匹配的城市新功能，即先进制造业中心、流通中心、金融中心、对外贸易中心、科技信息中心、文化及消费中心等。从而保证对经济发展具有增长极意义的城市，率先实现由制造型城市向综合服务型城市的转型，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东部地区还应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着重提升区域内中心城市的金融、信息、贸易、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同时，通过与区域内城市之间和产业分工体系的建立，逐渐转移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企业及生产环节，加快发展制造业中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抢占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树立东部地区在全国内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领军地位。

第三，经济发展格局从低端为主向现代服务业高端转变。东部地区要大力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有机对接的生产性服务业，加快软件、文化创意、金融、总部经济、会展、物流等产业的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也有高端和低端之分，东部不能再走先低端再高端的道路，要发挥好区域先发优势，直接发展具有较高知识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加快传统服务业向高端化的转型，推动现代商贸、旅游会展、医疗卫生、教育等产业向高水平、高品质、高层次的方向发展，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消费服务产品。东部地区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消除体制障碍，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建立和完善现代服务业的评价标准体系，应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程度纳入政绩的考核之中，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设立合理的目标。

5．4．4　探寻现代化实现路径，谋求美丽东部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体目标后，东部地区经过10多年的努力奋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江苏到2015年全省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东预计在2012年底，按照国家制定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将有93%指标全面达标，在2017年，广东全省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除个别地区外，东部整个区域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只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东部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应该有更高的追求目标，更远的发展目标。2007年，苏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成功实现后，先行开启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其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地区之一。2011年温家宝总理指示就苏南地区“搞一个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这就预示着东部地区开启了继小康社会后区域发展模式探索的新征程。而党的“十八”大又描绘出美丽中国建设的宏大蓝图，这也为东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明发展方向。

第一，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在学术界，现代化指标体系早已被学者所关注，形成了各个学科自成体系的研究成果。在实践层面上，2012年初江苏省正式发布全国省级层面第一个相关指标体系，即《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除江苏省外，东部其他地区还没有统一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国家应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统一制定一套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用来指导东部地区未来发展，这套指标体系具有分类指导意义，除共性指标外，应突出各省市个性化发展指标。

第二，倡导非GDP综合考核体系。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GDP增长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贡献非常重要，用GDP考量地方官员的政绩是很有必要的。但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相对较高阶段后，GDP考核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必须用新的考核办法代替。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这一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词后，东部地区将借此东风，改变考量地方官员政绩的唯GDP观。通过制定非GDP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地方官员改变过去的政绩观，而将民生观、生态观、文化观融入经济观中，形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综合观。

第三，实施美丽东部国家发展战略。美丽东部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来自国家层面上的区域发展战略支撑，没有国家顶层设计，东部各个地区只能是一个碎片化的美丽小区域，整体上不能实现美丽东部的宏大目标。因为东部地区内各省市只能制定本行政区内的发展目标，整合自身发展所需各种资源，而对于整个东部区域，必须从国家层面上进行协调。所以，应尽早把美丽东部区域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从而使东部地区在全国率先探索一条发展新路径，为美丽中国提供借鉴。

【注释】

[1]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倒数第2位，http：／／bbs．tiexue．net／post2＿4318686＿1．html．

[2]吴忱．华北地貌环境及其形成演化．科学出版社，2008

[3]周北燕，石家星编．中国地形．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

[4]冯建波，葛亚君，李成哲．加入WTO对我国沿海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影响及对策选择．世界经济文汇，2001（2）

[5]钟坚．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4）

[6]万曾炜，袁恩桢．透视浦东 思索浦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万曾炜、袁恩桢．透视浦东 思索浦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米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经纬，2008（6）

[9]罗忠洲．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财经论丛，2007（5）

[10]郭腾云，陆大道，甘国辉．中国开放政策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地理研究，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