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期方法下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因素

三、跨期方法下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因素

Sachs(1981)率先强调经常项目的跨期特性，并在此分析方法下分析了石油价格和投资需求是否为20世纪70年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常项目收支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他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石油价格来说投资对于经常项目的影响更大些，并且Sachs认为如果经常项目较高的赤字是由于新的投资机会引致的则没有理由对经常项目赤字状况担忧。研究者们对跨期分析下的经常项目理论有出色的总结(例如，Obstfeld and Rogoff，1996;Singh，2007)。Obstfeld和Rogoff(1996，pp.59-78)提供了建立在消费者和企业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基础上的经常项目模型的综合版本。在多期的小国经济没有代理人借款限制、消费者主观贴现因子不等于世界贴现因子以及世界利率可变的情境设定下，经常项目由如下一个简单的等式关系所决定:

其中，Y_t、I_t和G_t分别是当前的产出、消费和政府支出，ξ_t是由于世界贴现因子不等于消费者的主观贴现因子引起的消费调整，而Y^t则是产出在持有水平下的值，即:

根据式(17)的表达式，我们可以发现Y^t是各期产出在按不变利率r计算所得到的年金价值，显然表达式及其经济含意与Y^t类似。

这样，根据式(17)所包含的经常项目决定因素的简单等式，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如果国民经济中的总产出小于其在持久水平下的值，经常项目会出现赤字;如果投资和政府支出大于它们在持久水平下的值，经常项目会出现赤字;如果对外是净负债国而且世界利率大于其在持久水平的值，经常项目会出现赤字。

伴随着跨期分析方法下经常项目理论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考察了不同的经济变量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作用。例如，有研究者强调了贸易条件的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Obstfeld，1982;Svensson and Razin，1983)，这些研究表明贸易条件的变化应该被纳入经常项目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也有研究者考察了政府开支的暂时和持久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Sachs，1982)，该项研究表明当代理人面临着跨期预算约束，在对关键变量的未来路径以及当期变量的预期基础上，改变当期的负债决定意味着将来消费会发生改变，该项研究也证明了政府开支的短期或持久冲击对经常项目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也有研究者考察了不同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Frenkel and Razin，1987);有研究强调生产率对经常项目影响作用，例如Glick和Rogoff(1995)研究了生产率冲击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下国家特定的生产率冲击对经常项目收支变化产生负的影响，而全球生产率的冲击对经常项目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下面，针对跨期分析方法下经常项目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回顾:

(一)投资与经常项目

跨期分析方法针对经常项目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较高水平的投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常项目收支状况的恶化。因此，根据这个结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常项目收支状况恶化是由投资导致，则政策制定者没有必要为该类经常项目问题担忧，也就不需要作出任何经济政策上的干预。这个观点是跨期分析下经常项目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包括Sachs(1981)在内的研究都突出强调了这个结论。但是，在国际经济中的现实情况却与跨期分析方法下所得到的结论不相一致。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国家智利的经常项目赤字额占GDP的比率超过了14%，秉承上述研究结论所给出的政策含义，当时包括IMF在内的主流论断都认为没有理由担心高水平投资所引致的智利经常项目赤字状况会带来问题，然而随后在80年代中期智利却事与愿违地陷入了程度较深的金融危机。鉴于理论与现实不相一致的情况，“劳森信条”作为针对跨期分析方法下经常项目理论所做出的结论进行的补充而被提出，即在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条件下由于投资引致的经常项目处于赤字状况不会带来经济问题。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爆发，面对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所呈现新的问题研究者们最终放弃了“劳森信条”，并且认为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常常是引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例如，著名经济学家Summers(1996)就认为由于私人部门所引致的经常项目赤字问题也不能看做是良性的，Summers的这个观点随后也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采纳。

在考察投资和经常项目关系的正式理论模型中，研究者往往会对二者共同的动态行为施加限制。例如，有的研究者限制投资和经常项目的因果次序，有的研究者关注它们对不同冲击的持久性反应。在跨期方法下的相关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经常项目对短暂与持久国内冲击反应具有很大差别。正如本节式(16)所体现的那样，经常项目反映了总产出、投资以及政府开支相对于它们持有水平预期值的变动。对于这些变量的暂时性冲击会影响经常项目，而持久性冲击则不会影响经常项目。出现上述结论的原因在于:消费者在面临暂时性冲击时能够通过借入或者借出对外资产来实现消费平滑，但是当面对持久性冲击时消费者则不能进行消费平滑。Obstfeld和Rogoff(1995)明确指出上述政策含意依据了小国开放经济、利率不变以及冲击是国家特定等相关假定。如果这个国家是大国经济，对于收入的冲击则会影响到利率。在这种情形下，经常项目对暂时性冲击所作出的反映比持久性冲击要敏感的结论仍然成立。如果冲击是全球性的，跨期方法下的理论模型预测了该冲击对经常项目几乎没有影响。Glick和Rogoff(1995)报告了西方七国从1961年到1990年期间经常项目变化对投资变化的线性回归系数，回归系数从－0.16到0.55不等，回归系数平均值为－0.36，并且所有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至少为5%。根据开放的资本市场下相关研究结论，经常项目和投资之间的相关系数本应该为－1。针对该难题，Glick和Rogoff认为世界技术冲击的变差较大，对于投资和经常项目相关系数的预测比－1要大，更加接近于零，即便是在完全资本流动情况下也是如此。Nason和Rogers(2002)对投资与经常项目在短期和长期关系进行研究，他们主要关注小国开放经济的加拿大情况，同时他们研究的结论对于西方七国绝大多数国家也是成立的。Nason和Rogers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和经常项目是负相关的，即投资激增与经常项目赤字相联系;长期内在世界冲击方面仅仅持有性变化才对投资方产生影响;经常项目对来自投资影响的反应大小程度和符号对模型识别比较敏感;经常项目对国家特定的冲击所作出的反应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而且具有经济含义。

(二)HLM效应与经常项目

贸易条件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作用首先由Harberger(1950)以及Laursen和Metzler(1950)相关研究给出，这些研究者利用凯恩斯模型所得到的研究结论表明了小国经济贸易条件的外生性上升会改善这个国家的贸易收支，这个结论就是为开放宏观经济研究者们所熟知的Harberger-Laursen-Metzler效应(HLM效应)。贸易条件变化之所以能够带来HLM效应其原因如下，即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改善提高了这个国家的当期收入，并且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该国的当期消费就会小于当期收入，这就会使得私人储蓄增加进而会影响该国的贸易和经常项目收支。

在跨期分析方法下，HLM效应已经被Obstfeld(1982)以及Svensson和Razin(1983)的相关研究中予以深入考察。Obstfeld(1982)采用Uzawa类型的效用函数并且考察了持久性并且非预期的相对价格冲击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作用。对于代理人的跨期效用函数，Obstfeld采用的是各期效用的贴现之和，并且假设效用函数是位似的、等同弱可分的以及代理人的主观贴现率关于财富是递增的。Obstfeld考察了在初始稳态下保持利率不变的条件下贸易条件发生持久性恶化的情形，结果却是经常项目收支得到了改善。Obstfeld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与HLM效应所预测的不相一致，即恶化的贸易条件能够提高而不是减少储蓄，因而恶化的贸易条件能够改善而不是恶化经常项目的收支。Svensson和Razin(1983)在两期和多种商品的小国经济的情境设定下把贸易条件的效应分解为开支的财富效应、收入效应以及跨期替代效应。Svensson和Razin扩展了Obstfeld(1982)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他们区分了贸易条件的暂时性冲击和持久性冲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期或未来贸易条件的暂时性恶化将导致经常项目的恶化或者改善，然而在稳态下贸易条件的持久性恶化对经常项目所产生的影响依赖于主观贴现率。如果主观贴现率关于财富是递增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经常项目恶化。贸易条件的暂时恶化导致收入的暂时下降，但是由于跨期消费平滑的作用，消费不会按照同比例下降，结果导致经常项目出现恶化。相反，贸易条件的持久恶化与收入和消费的同比例下降相联系，因此其作用于储蓄的效应是模糊的。

与Obstfeld(1982)以及Svensson和Razin(1983)在确定性跨期分析理论模型所采用的情境设定不同，Backus(1993)以及Mendoza(1992，1995)则是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针对HLM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由于确定性模型不能用来分析非预期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于是Backus(1993)以及Mendoza(1992，1995)等研究工作放松了在确定性模型下广泛存在的确定性平价和完美预期假设，在随机模型情境设定下来考察HLM效应。Backus(1993)利用在随机环境下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共同变化的两个国家的理论模型，并且假定存在完全的相机要求权市场。贸易收支与贸易条件是内生决定的，但是与完美预期模型不同，贸易收支与贸易条件的相关程度与贸易条件冲击的动态无关，它们是由需求和供给扰动以及由偏好和技术参数来决定的。Backus(1993)研究表明经常项目和贸易条件的符号关系依赖于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的替代弹性，如果该替代弹性大于1，那么贸易收支与贸易条件则是正相关的。Mendoza(1992)则是在贸易条件冲击为外生的、主观贴现率为内生的、相机要求权市场是不完全的以及存在进口品、出口品和非贸易品三种商品的禀赋经济情境设定下进行了研究。Mendoza利用数值模拟以及加拿大经济数据所得到的研究结果都支持了HLM效应，表明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Mendoza(1992)研究的是禀赋经济情景下顺周期的贸易收支，这与经济现实中的反周期贸易收支不相一致。Mendoza(1995)在考虑资本积累以及内生劳动力选择情景下扩展了前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反周期的贸易收支以及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之间所体现的正相关性。

(三)财政政策与经常项目

与以往经常项目理论模型相比，跨期分析方法下经常项目理论重新考察了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作用。Sachs(1982)在市场出清和连续的完全就业古典假设下考察了经常项目的决定因素，他提供了一个正式的理论模型表明经常项目是当期和未来经济变量的函数。Sachs研究表明政府开支的暂时性扩张会导致将来这个国家贸易条件出现恶化，从进口竞争性部门转移资源以及未来总消费出现下降。Frenkel和Razin(1984)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利用两国模型考察了政府财政赤字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作用。由于Frenkel和Razin(1984)所建立的是两国易货模型，其不能考察通过货币融资的政府财政赤字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作用。Sachs(1982)以及Frenkel和Razin(1984)研究都表明了由税收融资的政府开支的暂时性增加总会恶化经常项目收支，而政府开支的持久性增加对经常项目开支影响作用是模糊的。

在跨期瓦尔拉均衡模型中，关于工资-价格灵活性以及充分就业的假定在长期内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短期内相关经验现实所体现的特征却不尽然。于是，在跨期方法下一些开放经济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得以不断发展。van Wijnbergen(1987)则是在非瓦尔拉均衡模型中考察了古典情形和凯恩斯情形下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作用，他所关注的是实际经济而没有考虑存在货币情形。van Wijnbergen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效果主要依赖于失业机制，即是凯恩斯情形还是古典情形。在凯恩斯情形下，政府赤字开支与经常项目之间是负联系;而在古典情形下，政府开支的暂时增加对经常项目的净效应则是模糊的。

(四)生产率与经常项目

跨期分析方法的理论模型有关于生产率冲击对经常项目影响作用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例如Glick和Rogoff(1995)、Obstfeld和Rogoff(1996)、Bussiere et al(2005)等。其中，Glick和Rogoff(1995)的研究首先识别出生产率冲击是经常项目发生变动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Glick和Rogoff(1995)所采取的理论框架与Sachs(1981)以及Frenkel和Razin(1987)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相似，他们的研究发现了国家特定的生产率冲击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作用要强于投资的作用，原因在于消费和投资都会对生产率变化产生反应，这就会引致经常项目收支呈现更大的反馈。而且，研究也发现仅仅是国家特定的生产率冲击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作用大，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生产率的提高对所有国家都发生了作用，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尽力不储蓄。这样就会导致实际利率的提高，进而恢复了储蓄和投资之间均衡，那么对每个国家的经常项目就不存在影响。当所有的国家都是对称的，前述结果就会成立，如若不然全球性生产率冲击就会影响每个国家的经常项目。

Iscan(2000)拓展了Glick和Rogoff(1995)的分析框架，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两部门经济情境设定下考察了国家特定的和全球性生产率冲击对经常项目和投资的影响。Iscan研究结果表明经常项目对国家特定的贸易品生产率冲击的反应要强于对投资的反应，而且他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全球性贸易品的生产率和国家特定的非贸易品生产率对经常项目没有影响，尽管二者都对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Iscan研究也表明非贸易品生产率的全球构成要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并且它对经常项目和投资都没有显著作用。Bussiere等(2005)构建了用来进行实证研究的经常项目跨期理论模型，然后利用21个OECD国家1960年到2003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家特定的生产率冲击发挥了关键作用。

(五)人口因素与经常项目

人口结构变化会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渠道进而影响其他的相关经济变量。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提供人口结构变化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年轻人的储蓄相对较少、中年人为了将来退休生活储蓄较多而老年人因其不再工作就只能利用自己积攒的资产来支付消费。因此，伴随着一个国家从中年人社会向老龄化社会转化，这个国家储蓄率发生下降是合乎经济学逻辑的。而且，除非这个国家的投资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否则这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就会受到影响。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者Feroli(2006)建立多地区的交叠世代模型，Feroli通过赋值方法将西方七国从1950年到2000年的人口因素差异引入该模型。人口差异较好地解释了西方七国之间的长期资本流动。Feroli指出对于日本和北美来说其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程度，并且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了人口因素对于理解日本和北美之间的经常项目失衡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Kim和Lee(2007)针对东亚国家从1981年至2003年期间人口变化对储蓄和经常项目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依赖率的提高特别是老年人口的依赖率提高会显著降低储蓄率，进而恶化经常项目收支。Kim和Lee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东亚老龄化社会的即将到来会显著影响全球资本流动以及该地区的经常项目收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