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权贸易概况

第一节　中国版权贸易概况

自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以来，我国的版权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走上了近20年真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之路，版权贸易不仅加快了中外文化的交流速度，更提升了文化之间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并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理念。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国内没有成熟的著作权法，也没有加入任何国际版权公约，国民的版权保护意识普遍较差。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应从二十世纪初算起，严复翻译的《原富》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这是在我国既无国内版权法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于版权的尊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我国著作权人授权外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则为1924年欧根·狄特利希斯出版社在辜鸿铭的授权下出版的由施密茨翻译的德文版《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的另一译本)⁽¹⁾。经由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大力推荐，1935年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并为其带来了丰厚的版税收入。这一阶段的版权贸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可以看到我国的版权贸易已经出现。

1910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1923年我国代表在《国际禁止淫刊公约》上签字，这也是我国加入的第一个国际出版公约。

尽管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颁布一部全国性的版权法，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在这个时期，我国还没有一部具体的版权法来保证版权贸易，因而我国的版权贸易仅仅是和个别国家进行，未能发展出一定的规模。在1953年5月，我国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就《毛泽东选集》英文版达成协议，这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²⁾

由于当时的国际局势，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相互隔绝，除了个别例外，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没有联系。因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国仅和前苏联、朝鲜和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一些类似版权贸易的行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停滞状态，我国的版权事业基本上处于真空。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的版权贸易也获得了发展的契机。1980年8月，我国与美国签订了合作编译出版中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这是我国首次以向美方支付咨询费的方式承认版权。⁽³⁾我国也开始组团参加世界各大图书展，包括法兰克福书展、新加坡书展等。1986年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不仅结束了我国没有举办过国际书展的历史，更为我国的出版界同国外沟通、交流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平台。

199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生效，结束了我国版权贸易无法可依的历史，为我国版权贸易的规范化开展提供了正式的法律保障。

1992年10月，我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并成为其成员，为我国进行深入的版权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自1992年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后，版权进出口状况发生了变化，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进步。在1991年之前，我国的版权输出大于引进，而自1992年之后，引进输出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引进数量超过了输出数量;另一方面，版权的引进地从我国港台地区逐渐转移到了世界市场。1992年之后，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平均每年在1 500余种，其中引进量每年在1 000种左右，引进版权贸易的扩大，不仅推动了外国图书编辑印装质量的提升，还促进了我国出版社向国外优秀编辑、制作的学习。一些具有实力的出版社开始尝试与国外进行沟通和合作，试图寻找自身成长的机遇。

从出版市场看，虽然国内出版物产品数量逐年增长，但国外品种的相对欠缺和人们了解外国文化的热情，为引进版权提供了充分的市场空间;从出版社的角度看，版权贸易作为一个新的领域，从业人员从陌生到熟悉、版权机构由无到有、人员分工由兼职到专设，版权贸易的意识开始确立，国际化版权贸易理论正在成长。

1996年之前我国的引进输出比在4∶1之内，而1996年以后，引进输出比大体维持在了10∶1的状态。1990—2000年，我国通过出版社开展的图书版权贸易数量超过30 900种，其中引进25 700多种，输出5 100多种，引进输出比大约为5∶1。

此阶段，版权贸易的成就主要体现的是出版机构的对外合作水平，图书的文化价值取向是该时期版权贸易的主导因素。正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在当年谈及引进《未来之路》时仅侧重于强调概述的文化意义那样，他说:“《未来之路》的出版，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图书的潜力和经济价值还没有成为出版社版权贸易关注的焦点。

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确立，出版业市场意识逐渐明显，出版业的经济功能和产业属性得到了政策层面和出版界的关注。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日益明朗，我国入世的进程不断加快，出版界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国引进版权的数量再次呈现大幅度增长，我国内地图书版权引进量平均每年在5 000种左右，并以近40%的速度逐年递增。1999年增至6 461种，2000年达到7 343种，2001年版权贸易总量达到8 861种。与此同时，我国的版权输出量也呈现了一定的增长态势，1999年我国大陆出版业版权输出量为418项，2000年增至638项。由于引进量的增速过快，版权贸易逆差也逐年加剧，1996年为10∶1，2001年达到16∶1。

版权引进量猛增的同时，我国的出版界出现了出版社无序竞争、重复出版的现象。国内甚至出现了出版社哄抬价格、互相拆台，先抢版权再找市场，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版权贸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WTO的框架下，知识贸易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支柱之一，而版权贸易更是知识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出版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这个阶段，通过版权贸易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成为出版企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80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1家，地方出版社359家。该阶段我国的版权贸易由规模数量型向优质高效型转移，进入了稳步发展和提升的阶段。

1999年以来，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中金版图书的地位不断提高，近些年的各大热门畅销书排行榜表明，每年总有几本进口图书稳居排行榜的前几位，并分享着图书消费市场上的巨大利润。版权贸易已从引进畅销的文学作品为主，转向以优秀科技智力成果的引进和精品书的引进为主，版权贸易中盲目引进的状况得到了有力的改善。国外大型出版社通过各种渠道，探求在中国的发展方式。他们意识到，要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和中国出版社进行合作是一种十分有利的方式。

2001年始，国家版权局对版权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工作，为我国版权贸易的定量化研究提供了严密可靠的数据基础。图书版权贸易2001年共为8 903种，到2009年已达到16 017种，其中2003年引进输出比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5.43∶1。版权贸易逆差十分严重，到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版权引进势头有所趋缓，但在2008年其引进总量依旧达到了惊人的16 969种。

从表4－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自2001年以来，我国的版权贸易在数量上呈现日渐增长的趋势:一方面，版权贸易丰富了国内的文化;另一方面，版权贸易使不少出版社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大量引进海外出版物版权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各出版社在尝到了版权贸易甜头的同时，已经把引进和输出各种版权作为其重要经济增长点。

表4－1　2001—2009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情况统计表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版权局“版权统计”整理计算得出，http://www.ncac.gov.cn。

从表4－1中可以看出，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总量在2003年达到一个峰值，随后进入了较为平稳的阶段;图书版权引进量随图书版权贸易总量波动，并呈现出一定的减少趋势;图书版权的输出平稳上升，尤其是在2003年之后，在总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图书版权输出的上升使得引进输出比逐渐减小，即版权贸易逆差逐渐减小，从2003年的15.43减小到了2007年的3.99。这说明，国内出版界在适应了国际图书版权贸易规则和清楚地认识到版权贸易逆差后，我国的版权贸易开始步入健康发展的道路。2008年和2009年中，虽然我国的版权输出量保持着一定水平的增长，但版权贸易引进量的剧增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引进输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