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权贸易发展概述

时间：2022-04-2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一、中国版权贸易发展概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大概应从20世纪初算起。[2]两岸版权贸易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涉外”版权贸易的重心。这些逐渐增长的版权贸易额和十年的版权贸易总额均显示出我国内地的出版业正稳步走向世界，对外版权贸易已初具规模，版权资源的跨国共享已不再是某种遥远的梦想。引进多于输出，这的确是中国内地版权贸易的现状。

一、中国版权贸易发展概述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大概应从20世纪初算起。1899年，时任南洋公学院院长的张元济与严复经多次协商，最后就出版严复所译《原富》达成协议：以2000元买下《原富》译稿，同时，书出版后再按二成版税付给严复。这是今天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版权贸易。^[1]这一时期的对外版权贸易也是寥寥无几。

（一）新中国版权贸易沿革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整个国家的立法工作举步维艰、进展迟缓，既没有版权国内立法，也就不可能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版权公约。虽然此间曾有过我国与前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相互“友好”使用作品的行政规定和实践活动，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涉外版权贸易总体而言是不存在的。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版权贸易才开始有了生机。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前的这段时间里，虽然也有一些国内出版社与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前南斯拉夫等国家开展了版权贸易，但数量不多，且多限于合作出版方式。这一时期数量多且影响大的版权贸易还是在祖国大陆与港台地区之间。例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先后在香港出版；经大陆作品版权人授权的《资本论》、《中国园林》、《中国美术全集》、《故事大王》等作品先后在台湾出版；而台湾作品《彩色世界童话全集》、《席慕蓉抒情诗精选》、《琼瑶作品集》等也先后被引进大陆。到1992年底，仅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的海峡两岸间的各类版权贸易就超过了2000项。^[2]两岸版权贸易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涉外”版权贸易的重心。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版权贸易的全面启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的部署实施均已取得初步成效，国家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对外科技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特别是1992年10月，我国正式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为我国的对外版权贸易的大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而1995年《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加之，成长中的出版社和发育中的出版市场正日渐成熟，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对外版权贸易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契机。据国家版权局的调查统计，1995年，我国内地引进版权1664种，输出版权354种；1996年，引进2515种，输出250种；1997年，引进4075种，输出322种；2000年，引进7343种，输出638种；^[3]到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全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分别为8250种、10235种和12516种，输出为653种、1297种和811种。2004年和2005年，引进图书版权分别达到了10040种和9382种，输出达1314种和1434种。^[4]从1990年至2005年这15年间，我国内地通过出版社开展的仅图书版权贸易数量就超过86741种，其中引进超过76132种，输出超过10609万种。^[5]2006年闭幕的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实现了图书版权贸易顺差，版权输出与引进之比为1.23∶1。这些逐渐增长的版权贸易额和十年的版权贸易总额均显示出我国内地的出版业正稳步走向世界，对外版权贸易已初具规模，版权资源的跨国共享已不再是某种遥远的梦想。

图7-1　1990年9月～2005年中国内地200家出版社图书版权引进数量比较^[6]

图7-2　1990年9月～2005年中国内地200家出版社图书版权输出数量比较^[7]

（二）1990年以来中国内地对外版权贸易分析

据国家版权局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2005年，我国内地出版社共引进图书版权9382项，输出图书版权1434项，引进输出比例为6.5∶1，较之2004年引进与输出比例7.6∶1来看，版贸逆差进一步缩小，且输出版权数量为近五年来最多。

尽管如此，在出版业内外，“10∶1”还是成为被引用频率最高的数字。“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说法几乎已成为国内出版业者、政府官员乃至普通百姓对我国内地出版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谈及版权贸易，就是一片惊呼之声和担忧之情，甚至没有改变的迹象。于是，“走出去”一时间成为热得发烫的词汇。下面我们就中国内地版权的引进与输出进行一下分析。

图7-3　1995年～2003年中国内地出版社图书版权引进数量比较^[8]

（1990年以前，中国内地从未有过版权贸易方面的统计，中国内地正式开展版权贸易统计是从1995年开始的，统计的类型是图书。）

1.版权引进分析

据统计，1995年至2005年我国内地图书出版社引进版权累计77499项，输出版权累计8110项。^[9]图书版权贸易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涵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引进图书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为美国、中国台湾、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占引进总量的八成多，美国更是占引进总量的半数甚至更多。

引进多于输出，这的确是中国内地版权贸易的现状。这种状况与我国目前自身的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平、管理体制、开放程度有关——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经济建设发展对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需求异常旺盛——向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急需的科学技术，版权贸易充当了重要角色。因而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引进大于输出的局面客观存在。

以汇集了全国230多家出版社、版权引进最多的北京为例，引进图书品种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文学三大类型上。1995～2003年，计算机类图书的引进量占北京地区图书引进总量的45％，几乎占到引进版权总数的一半。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和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引进量更占到该类别引进总量的69.4％。在计算机类图书引进前十名的出版社中，有8家计算机图书的引进量超过该社引进版图书的50％。经济管理类图书是第二大引进板块，占引进总量的21.7％，参与引进的出版社达40多家。文学类图书占引进总量的15％左右，为引进的第三大板块。

由此可见，计算机类图书最能反映版权贸易对科技引导的作用——大量计算机类图书的引进，使我国与世界同时了解到最新的发展技术，缩短了我们与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差距，推动了相关技术发展，成为引进版图书中的龙头股。计算机类图书的引进，不仅为出版社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树立了出版社的品牌形象；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衍生出的成功的经管类图书，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初期的需求，经管类图书自然成为引进的热点。

从图7-1可以看出：我国内地版权引进数量正在逐年攀升，并呈稳步增长的态势。从图7-3可以看出，版权引进量从1991年的483种增加到2005年的9382种，十年间增长了近20倍。1995年以前呈平缓增长态势，从1991年的483种到1995年的1185种，年均增长率约为29％；1995年以后呈高速增长趋势，从1995年的1185种到1999年的4016种，这200家出版社年均增长率约为48％。版权引进量从1995年的1664种增至2000年的7343种，全国年均增长率约为57％；2001～2003年间，我国内地出版社图书引进版权绝对数量增长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时期，由8250多种增加到12516种，平均每年增长量达2000种之多。这说明，我国内地出版社在经过加入两个国际版权公约初期的短暂的茫然和阵痛后，很快就适应了国际版权贸易规则，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内地图书分销业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业内版权意识的日益加强，图书版权贸易已经成为许多国内出版社一个新的市场开拓空间和经济增长点。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国内地出版社的版权贸易能力得到锻炼和快速提高。同时，海外版权资源以递增的趋势涌入我国内地图书市场，说明我国版权保护水平正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出版界的积极肯定。

我们必须明白，版权贸易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贸易，具有外部效益，现阶段存在引进大于输出数倍以上的状况是符合国情的，逆差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出版界从国外进口大量图书和版权，缘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但需要中国文化的支撑，而且需要汲取全世界最优秀、最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精髓，也同时是为了满足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有市场就有满足市场的行为，这是无可厚非的。

另外，版权贸易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贸易，不能与一般的物品贸易相比较。就像从国外引进资金一样，我国目前也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科技成果，而图书正是科技引进的载体。比如，近年来我国内地引进了大量的计算机软件图书，使我们在这个领域几乎与国外达到了同步水平，这是好事，因此，版权贸易逆差并不能说全是坏事。

据国家版权局统计，2005年我国内地版权引进数量较多的五个地区是北京、上海、广西、辽宁、吉林；输出数量较多的五个地区是北京、上海、陕西、浙江、辽宁。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正将“全力引进”的版权战略调整为“引进输出并举”，位居版权输出前五位的国内出版社其引进输出比已远低于10∶1。

近年来，不少出版社注重立足于本单位的专业特色和优势，精心规划，合理定位，在版权贸易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品牌。有的出版社精心策划，选取不同国家、不同出版社甚至不同门类的品种加以重新组合，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直接引进，使得原品种的单一效应变成了整体效应，对读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也使出版社引进图书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译丛”和“心理译丛”两套丛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哲人石”丛书等。有的出版社紧扣自己的专业特点，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眼光，引进相关的品种，并尽量做到完整、系统。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则对引进版《迷宫系列》经过翻译、编辑、版式重新设计等再次加工，反又输出到泰国去。

2.版权输出分析

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优秀、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经过近二十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中国已进入世界经济大国行列。中国需要学习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承载着传播中国文化的图书“走出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上世纪最后20年，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额呈几何级数增长。1980～1998年间，我国内地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及体育用品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激增至3879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是在美、德、英等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商品的进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的现象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这种强弱对比如此明显的贸易背景下，“硬”文化与“软”文化的输出都注定是举步维艰的，近十年来版权输出仅为引进的十分之一便是明证。

与版权引进量的稳步增长态势不同，版权输出的发展线条呈波浪形，这表明我国内地对外版权输出的发展还不够稳定，版权输出数量时增时减。从图7-2可以看出，虽然被调查的200家出版社在1991～1995年间版权输出曾出现高峰期，年均输出约550种，1993年达到十年间的最高峰670种，但是这些数据与版权引进数据相比，差距甚远。具体来讲，2000年版权引进数量为7343种，而版权输出数量为638种，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为11.5∶1；2002年的这一比例约为8∶1；到了2003年，我国内地引进图书版权数12516种，占当年图书版权贸易总数13327种的93.91％，输出811种，占总数的6.09％，两者之比是15∶1还多；2004年引进与输出之比为7.64∶1；2005年为6.54∶1。这说明我国内地近十年的版权贸易仍是以版权引进为主的。近几年的发展状况是版权引进继续强劲，而版权输出却开始走低。2003年我国内地图书引进比输出多11705种，而2002年这一差距是8938种，2005年这一差距达9689种。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仍是中国内地出版物的主要输出地区。以2003年北京地区为例，北京向台湾地区输出版权252项，约占输出总量的60％。三大输出贸易伙伴的贸易份额占输出总量的83％。从输出种类看，与前几年相比，中医、体育、养生、旅游等种类图书输出的比例增长平稳，汉语学习类图书的输出获得了飞速增长。总体来说，输出品种不如引进品种丰富。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我国内地出版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可供出口的品种却并不多。海外读者对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文学，尤其是学术性、研究性较高的古籍图书需求量较大，但近两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品种不多，加上再版率高、选题撞车，使海外同业可订书品种减少。

中国内地版权输出少而难的原因在于，从整个社会大环境来看，一是中国文化的对外宣传力度还很不够，没有真正走向世界；二是在出版翻译上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国内奇缺优秀的图书翻译人才，不少书翻译得不地道，不符合国外读者的思维习惯；三是输出渠道不够畅通，在国外已非常成熟的版权代理业务在国内亟待发展，国外出版人没有一个合适的渠道来联系国内出版人，更无法了解中国的优秀图书。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对介绍中医、气功等传统保健类图书非常感兴趣，但大多数在德国市场上畅销的此类图书却是德国人写的。究其原因，是德国人（包括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受众）将此类书籍归为专业类图书。按照他们的习惯，专业图书应具备有据可查的背景资料和较为严格的逻辑推理，否则就没有可信度。而我国内地出版的这类图书则多写得相对比较模糊，缺乏相应的解释和严谨性，就只能被国外出版商拒之门外了。文学类出版物虽然不存在这方面问题，但这类图书的版权输出也非常不理想。虽然许多国外出版商迫切希望引进中国当代文学书籍，但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力没有信心，而中国又缺乏图书推介意识及相关权威的机构，使一些高水平的文学图书无法走出国门。

我国内地版权贸易除数量上的逆差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贸易费用的严重不对称，引进费用远远高于输出费用数倍。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输出费用被压到最低，为了“政绩”不惜低价甚至白送版权的现象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并不鲜见；二是盲目引进，哄抬价格，一味地认为在国外登上排行榜的书引进来就会好卖，甚至有买了版权囤积起来的情况。

3.对外版权贸易对象分析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我国内地对外版权贸易总量发展较慢，发展不够均衡。这种不均衡性体现在版权贸易对象的国别与地区、版权贸易的作品类别以及我国内地版权贸易主体等分布上是不均衡的。

（1）版权贸易对象的国别与地区分布

就我国内地引进版权的地理分布而言，十年间前期以我国的港台地区为主，后期转为以国外为主。导致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2年我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为我国内地的版权贸易走向世界提供了法律保障，版权引进业务增长迅速。1998年列入我国内地图书版权引进地前八名的国家与地区分别是美国、台湾地区、英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与韩国，引进数量共达4220种，占当年引进总数的77％；1999年的前八名则分别是美国、港台地区、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1998年我国内地从美国引进版权2236种，占引进总数的40％；从港台地区引进版权1032种，占引进总数的18％。1999年从美国引进版权的数量已引进总数的45％，从港台地区引进的数量占总数的17％。^[10]

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2002年和2003年，我国内地引进版权数量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和地区是美国、英国、台湾地区、日本和德国，而且从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引进的图书版权总数平均占当年引进总数的70％还强。比如，2002年的这个数字就达87％^[11]，而2003年这种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仅美、英两国之和就达到8811种，占引进总数的64.01％，几近三分之二，比上一年还高2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内地引进版权的数量分别为：美国3932种，英国1647种，德国366种，法国320种，俄罗斯49种，加拿大39种，新加坡140种，日本705种，韩国554种，其他地区345种。可见，从欧美地区来看，目前我国内地版权引进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与俄罗斯等五国。如果仅从亚洲地区来看，我国台湾地区、日本比较突出，我国香港地区和韩国也表现不错。2003年我国从这四者引进图书版权数量之和达2761种，比2002年增加125种。其中，香港地区增加较多，有157种，比上一年增加88.20％。^[12]2005年我国内地版权引进数量，香港地区204种，澳门地区43种，台湾地区达1038种。

图7-4　1991～1996年中国内地向外国输出图书版权情况（单位：种）

就我国内地版权输出的国别与地区分布而言，排在最前面的是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主要集中国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其次才是德国、巴西、美国等国家。1991～1996年间我国内地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量分别是111种、74种、38种、27种、22种和17种，共计289种，占总数的73％，其他国家总量仅占27％。在我国内地对外版权的23个主要输出国和地区中，亚洲虽只有8个国家和地区，但输出版权量却达到230种，占总数的58％强；欧洲12个国家，输出量只有125种，占总数的32％；美洲3个国家，输出量也仅为40种，占总数的10％。1998年和1999年两年，中国内地向韩国、日本输出图书版权分别为121种和34种，两国之和占当年对外国输出版权的78％与30％。^[13]根据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数据，在2000～2002年，我国内地版权输出的前几名地区和国家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韩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和美国等。^[14]其中，2002年，我国内地的图书版权输出到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及韩国的总数达12101种，占总数的93.29％；2003年，三者之和共有739种，占总数的91.12％。^[15]2005年我国内地图书版权输出情况为美国16种，英国74种，德国9种，法国7种，俄罗斯6种，新加坡43种，日本15种，韩国304种，香港地区169种，澳门地区1种，台湾地区673种，其他地区117种。可见，目前国际出版市场对中国图书还缺乏认识和了解，输出国虽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亚洲。中国图书要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

（2）版权贸易的作品类别分布

我国内地版权作品引进的类别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样化的发展历程，而这种多样化的发展又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热点及国内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初期，引进作品以外语学习和文化生活主题为多，品种略显单调。到后期，图书品种不断增多，其中，计算机、经济管理与语言类图书形成引进书的三大热点。1992～1997年间，科技类以3119种占据第一位，相当于其他各类图书版权引进的总和。另据北京版权局统计，1996～2000年间，引进的科技类图书一直占引进图书总数的40％以上。大量文化生活类作品的引进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大量科技、财经与管理等作品的引进，使图书版权贸易在我国的“科技兴国”战略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从我国内地版权输出作品的类别来看，社会科学类图书占绝对优势，其次是科技类和综合类图书。以2003年为例，社会科学类图书有590种，占总数的72.75％；科学技术类图书183种，占22.56％；综合性图书38种，占4.69％。其中，版权输出较多的是历史、地理、文化、文学等类别；航空航天只有8种，生物科学5种，交通运输3种，数理科学、化学2种，天文学1种，马列主义、军事、环境科学类图书的输出数量为零。^[16]

图7-5　2003年中国内地图书版权输出类别示意图

从我国内地输出版权作品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和医学上。由于历史的原因，亚洲的日本与韩国对上述类别的书籍尤为感兴趣，如《中国哲学大纲》、《中国佛教史》、《中国药膳大词典》等。新加坡、马来西亚则对少儿、语言类图书颇感兴趣，他们引进的作品包括《中华儿童故事丛书》、《中华民间故事大画册》、《小学生彩图成语词典》、《多功能英汉实用大词典》等。欧洲国家往往对东方文明怀有比较深厚的好奇心，对中国传统医学和传统艺术兴趣较大，如德国引进了《西藏风貌》、《中医内科学》、《使用中草药》、《中国保健推拿图谱》，意大利引进了《中国瓷器绘画艺术》、《长寿之谜》，西班牙引进了《经络气功》、《中国菜》，瑞典引进了《中国康复医学》，法国引进了《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等。在美洲，巴西是南美洲引进我国作品最多的国家，内容也主要集中于传统医学，如《中医基础理论》、《气功图谱》、《中国饮食疗法》等；而美国引进中国版权的品种较分散，如《中国历代名著全译》、《神经科学百科全书》、《三松堂》、《中国金鱼画册》等。此外，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与科技综合研究报告类书籍版权也比较受青睐，如《经济白皮书：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4～1995）》、《1996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等便被日本、英国等引进。

（3）我国内地版权贸易主体的分布

在1990年以后的版权贸易实践中，我国内地涌现出了一批版权贸易实力较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取得较好收益的出版社。它们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西、江苏和辽宁等地区。

图7-6　1990年9月～2000年5月中国内地图书版权引进数量较多的10家出版社^[17]

从版权引进情况来看，一些版权贸易活跃、成绩显著的内地出版社开始出现。1990～2000年间我国内地图书版权引进数量前十强的出版社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此外，一些领域的特色出版社也已形成，如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和人民邮电出版社形成的计算机书籍“四强”，由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所形成的文艺书籍“四强”，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等形成的外语学习用书“四强”等。这些出版社在十年的磨砺中，逐渐积累了经验，形成了本社版权贸易特有的渠道、方式和网络，所引进图书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而且也获得了较丰厚的经济回报。这些出版社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江苏、辽宁、广西、山东、广东、天津、四川和湖南等地，这些地区的版权贸易量几乎占据了全国的绝大部分，而其他地区则较少，更有一些地区极少或尚未开展版权贸易活动。

图7-7　1990～2005年我国内地图书版权输出数量较多的10家出版社^[18]

从版权输出情况来看，我国内地有输出实力的出版社还很少，且集中于北京。江苏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版权贸易往来较多；而吉林、辽宁除向新、马输出外，日本、韩国是其重要市场。在这十年间，我国内地图书版权输出前十强的出版社是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明天出版社及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