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下的危机与启示

华盛顿共识下的危机与启示——基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

华盛顿共识下的危机与启示——基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¹⁾

赵旭梅　王乐超

摘　要:华盛顿共识下的拉美危机并非偶然现象，其政策影响是后危机时代拉美国家通胀高企的重要原因。以阿根廷为例分析其危机根源，可以为我国经济保持低通胀发展提供借鉴。拉美国家的经历表明:只有增加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才是抗通胀的根本措施；而在开放经济下，发挥货币升值的抗通胀作用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不过，与阿根廷必须下调实际工资的反通胀措施不同，在可控的通胀水准下，我国适度上调工资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拉美国家　华盛顿共识　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

一、拉美经济发展轨迹——从繁荣到停滞、再到复苏

南美洲富饶的土地曾经孕育了发达的农业经济。以拉美国家中的阿根廷为例，1885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与当时欧洲国家中的比利时、德国、荷兰相仿，并高于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挪威、瑞士和瑞典等国。阿根廷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大量移民从欧洲涌向阿根廷。但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阿根廷经济增长停滞，到20世纪末，它已被那些过去远不如它的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它数倍乃至十几倍。在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中，这个过去以粮食高产引为自豪的国家，居然出现了大量的饥民。

伴随经济停滞的是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高通胀至今仍是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中挥之不去的梦魇。阿根廷的通胀问题更是由来已久。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为此，阿根廷政府开始实行综合金融改革计划，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放松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大部分管制。这些措施直接导致银行信贷量猛增，物价大幅上涨。在浮动汇率体系下，通胀加速了比索贬值，而比索贬值又进一步推动通胀，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到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政府恢复外汇管制，实行双重汇率制度，对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实行不同的汇率安排。但是这些措施未能有效扭转阿根廷的经济衰退，通胀率仍然居高不下。

为了振兴经济，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政府推行以对外开放、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汇率政策上，实施货币局制度。即依据国家外汇和黄金储备发行货币，保证国际储备在任何时候都不低于基础货币总量；同时比索以1∶1的固定水平钉住美元，即每发行一单位比索都有一个美元的储备作为支持。这一汇率政策使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内得到实惠，外资源源涌入，利率维持在低水平，通货膨胀得到抑制。但是由于增加的外资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形成未来现金流，从而留下外债隐患。加之私有化导致一些主要行业如制造业、服务业、商业，甚至属于战略部门的金融、军工、能源、通讯行业均被外资掌握，国家一度失去经济自主权。在进入21世纪后，阿根廷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资本流向再次逆转，成为资金净输出地区。资本外逃带来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再次抬头。通货膨胀引起商品的相对价格自发变动，扭曲了消费者的决策，反而降低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

在基什内尔内阁执政后，阿根廷政府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放弃了比索与美元1∶1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比索贬值。贬值刺激出口，拉动阿根廷经济复苏。此后，尽管阿经济一度保持高速增长，但是通货膨胀依然如影随形，成为阿根廷经济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后，阿根廷年通货膨胀率加速上涨，造成货币持续贬值。在阿根廷进口增速超过出口增速的情况下，引起对外贸易顺差收窄，外汇储备增速下降，削弱了阿根廷央行干预汇率的能力。同时，货币大幅贬值，不仅提升进口成本，损害国民信心，反过来又加剧国内通胀，影响内需。克里斯蒂娜就职后，继续奉行其前任政策，紧缩财政，并努力减少外债，但在连任竞选前，再次采用扩张财政政策。为弥补财政缺口，阿根廷政府只能通过加印钞票来维持，这进一步助长了通货膨胀，在阿根廷大选结束后，阿根廷经济增长急剧放缓，收入的暂时减少令阿根廷更难以抵御通胀。资本外逃问题与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将是新连任当选阿根廷总统的克里斯蒂娜及其内阁在第二任期的主要挑战。

近来拉美国家经济复苏呈现较大差异。其中巴西、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经济出现超预期增长，但阿根廷、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恢复缓慢。导致巴西等国经济复苏速度比预期快的原因在于政府更加积极介入经济，实施稳定计划政策，迅速重建经济信心。在汇率稳定下来后，货币贬值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果得到抑制；政府介入金融市场，使货币当局得以稳步降低利率；税收的增加和对政府开支的严格控制实现的财政盈余等，这些措施使巴西等国建立了强大的储备，并维持总体较低的公共债务水平，进而有更大的空间实施财政刺激计划。当然，拉美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全球经济的发展，当前，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调整还需假以时日，中国经济也很难继续独自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大部分动力。这些国家的经济需求下降导致的出口量减少和价格下降会直接影响到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对其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冲击。因此，此番拉美经济的强劲复苏背后所承担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与华盛顿共识时期迥异的是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府已经有能力在经济再次面临衰退威胁时，采取经济刺激计划应对困境。

二、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经济实践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最初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危机提出来的。指一种以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而当时美国经济在西欧和日本的强烈冲击下力不从心，拉美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于是美国针对拉美国家推出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华盛顿共识》中，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

在“华盛顿共识”精神指导下，很多拉美国家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当时拉美新一代的领导人如墨西哥的萨利纳斯、巴西的科洛尔·德梅洛、阿根廷的梅内姆、智利的艾尔文等，大多都有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深受芝加哥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他们上台后纷纷在本国加快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实验场，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在改革后经济一度恢复增长。然而，很快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发生债务危机、2001年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能够帮助拉美国家经济走向繁荣，反而引发债务危机。据美国学者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拉美经济年增长不到3%，还不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平均增长率6%的一半，也低于世界银行估计的为减少贫困所必需的3.4%的最低增长率。十年间拉美GDP的人均增长率不到1.5%，大多数拉美人2000年同1980年一样穷。拉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70年为8%，1980年降为5%，1990年只有3%。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不仅没有促进拉美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究其原因，新自由主义否认政府干预的积极效果，推崇企业私有化，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忽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经济萧条时期，一旦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失业，居民真实收入下降到家庭生存线以下，劳工工资越低越要加班以维持生存，造成劳力供大于求，失业现象加剧，产生恶性循环。同时经济波动导致公众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干预，将造成持续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全面私有化反而加大社会转型期的动荡。

三、华盛顿共识下的危机根源——有效投资不足

以阿根廷为例分析华盛顿共识下拉美国家的深层次危机——投资不足问题。投资不足不仅引起生产率下降，降低产能供给，还带来资本积累停滞不前、失业人口增加等问题，从而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导致物价上涨。造成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

（一）实际工资上升降低企业投资意愿

通胀高企情形下，必须通过控制物价来阻止通货膨胀。物价水平的下降取决于原材料成本和员工名义工资。在原材料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降低企业支付的实际工资，才能抑制物价。否则，将形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加剧通胀。但是，长期高通胀导致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不断上升，在工资调整的集体谈判过程中，企业员工倾向于在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基础上，确定名义工资，维持乃至提高实际工资。除非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形成物价水平将要下降的预期，企业员工才会同意降低实际工资。

为阻止通胀，2011年阿根廷政府曾经建议劳工的年工资涨幅不超过19%，但是在通货膨胀预期提高的情况下，阿根廷劳工工会坚决要求大幅度涨薪，同时还要求提高医疗保险征收份额，加大政府转移支付额度。劳资谈判的结果是劳工工资大幅上涨，如银行职员的年工资涨幅为23.5%，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准普遍上调20%以上⁽²⁾。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对通胀形成压力，导致阿根廷大多数企业不敢轻易增加投资，扩大产量，加剧投资不足问题。

此外，劳工实际工资难以降低引起经济中失业率增加，进一步加剧不利的供给冲击。

（二）储蓄不足导致投资水平下降

投资主要由储蓄转化而来。而低储蓄率一直是困扰拉美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从阿根廷政府部门的储蓄率看，其财政收入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但是在个别年份如1989年仅为6.3%，而发达国家几乎均在45%以上。而近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张性政策更是大幅增加了财政赤字，导致公共储蓄下降。从企业部门看，由于阿根廷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有限，企业部门的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所占的比重一度转为负储蓄⁽³⁾。家庭部门储蓄率过低也是引起阿根廷储蓄不足的重要原因。据统计，拥有银行存款的阿根廷家庭比例在2004年曾经降至2.9%的历史最低水平。目前仅有不到20%的阿根廷家庭有存钱的习惯。而在有储蓄习惯的阿根廷家庭中，有31%的家庭将现金放在家中保管，无法形成投资转化。尽管自2010年起，阿根廷家庭存款率呈上升趋势，但是仍然比中国低了30个百分点，比韩国也低10个百分点以上⁽⁴⁾。居民私人储蓄不足的原因与通胀高企带来的不利影响密切相关。通货膨胀降低了货币的价值，公众不再将其作为价值储藏手段持有，而倾向于将货币迅速转化为实物商品。担心通货贬值形成的消费不断增加，私人储蓄随之减少。

除此之外，阿根廷近70%的民众奉行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鼓励人们消费，也是导致低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储蓄减少直接导致投资下降，投资不足又对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其结果，短期消费行为制约着阿根廷的长期消费增长。

（三）外债负担限制投资能力

低储蓄率的经济需要依靠外资来扩大再生产，拉美国家因此背负了沉重的外债负担。外资流入带来的资本增加如果以更多的物品和劳务生产形式提供良好收益，经济就能够应对累积的债务；如果投资没有产生预期收益，将形成非合意债务。进入21世纪，阿根廷的公共债务一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145.9%，基什内尔内阁执政后，努力弥合阿政府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分歧，通过一系列的债务重组延长了偿债期限，并将76%的旧债转化为新的债务，避免了因偿还债务时间过于集中而诱发债务危机。此后，阿根廷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外债增加速度，外债占比有所降低，但是仍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World Bank，2008）。偿还外债及利息将带来利润大量汇出，不仅限制投资能力，而且为此所采取的紧缩经济政策，还将抬高利率，进一步抑制投资，减缓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资本外逃倾向也是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高通胀和货币贬值打击了拉美国家民众投资国内的信心，公众尽可能将财产转移国外。例如阿根廷人偏爱在国家政局和金融体制相对稳定的乌拉圭储蓄，这不仅对阿国内货币市场造成压力，也给外汇市场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一旦资本大规模外逃，投资将迅速下降，势必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四、华盛顿共识下拉美危机的经济启示

（一）通胀压力下，上调实际工资的可行性

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国境内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一度凸现。在数次加息后，通胀率迅速回落，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正是通胀明显上升阶段，控制通胀将是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任务。这与我国提出的居民收入增速不低于GDP增速、职工收入增速不慢于生产率提高速度的政策目标并不矛盾。从阿根廷情况看，阿根廷经济由于存在财政过剩和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前者的资金来自印钞，后者造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控制实际工资是遏制高达两位数通胀率的必然选择。而这些因素并非引致我国通胀的主要成因，在我国适度上调工资是可行的。

其原因:一是多年来，大量的充裕劳动力使我国平均工资涨幅低于生产率增速、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为进一步提升工资上涨速度预留了大量空间。二是适度上调工资，可以增加收入分配中的劳动力收入份额，提高居民购买力，增加消费需求，吸收多余产能。在目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适度上调工资不会对物价造成过大压力。三是实际工资上升可以抬高出口商品价格，减少出口，缩小贸易顺差。

因此，虽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要素价格上涨对企业经营的压力，上调工资，也有其合理性。当然，在适度上调实际工资的同时，还应当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我国城乡间、地域间、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阿根廷的经历还显示，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缩小，阿根廷经济正是在发展速度较高时，出现贫困人口增加现象，中产阶级跌入贫困阶层，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二）消费与储蓄并重，增加有效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措施

经济长期增长最终要依靠投资。阿根廷危机例证了有效投资不足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目前，我国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受到抑制。经济由原先过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逐渐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表现为:投资增速下降，而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增加。尽管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日俱增，但是为了增加消费，把资源从投资直接转向消费，并不可取。因为提高消费将降低当期储蓄，减少当期投资量，而如果增加的消费未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产能增加，这种消费无法对经济形成正面反馈。只有消费的增加拉动总需求，进而增加下一期的储蓄，才能增加资本存量。实际上，正是我国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使得近年我国的实际收入增长达到10%，并带来持续较高的消费水平，保证了8%～9%的年消费增长率。因此，增加有效投资，才是我国发展消费驱动型经济的关键。

另一方面，我国的投资主要来源于国民储蓄。储蓄下降，将影响投资规模。因此需要在扩大消费量的同时，兼顾储蓄的变化。虽然我国的总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高位，但是居民储蓄没有呈现出增长迹象。如果考虑购买住房和汽车等大宗商品的信贷消费扩张，以及物价上涨的因素，储蓄率可能下降。况且随着金融产品种类的不断创新，占有大部分储蓄的群体倾向于将储蓄投向金融资产，而非实业。资本从实业流向金融或者资产市场，容易产生金融泡沫，降低投资的有效性，出现高储蓄率与融资难问题共存的现象。为了增加有效投资，应当进一步健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体系，消费与储蓄并重。

当然，为了保证经济良性运转，增加投资还必须保证投资项目的经济价值大于实际经济成本，否则，投资只对当期的经济增长有益，却削弱了经济的增长后劲，反而加剧通胀问题。

（三）协调汇率政策与货币、财政政策，发挥本币升值的抗通胀作用

理论上，本币升值，有助于减轻通胀压力。因为货币升值会使进口价格下降，降低消费者和进口企业成本。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提出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此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约为7%。如果考虑我国通胀率高于美国所带来的实际汇率升值因素，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升值10%左右。目前我国每年的进口总额接近GDP的40%，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降低进口的人民币成本，缓解输入型通胀。但是阿根廷的经验也表明，如果缺少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仅靠货币升值无法根本解决通胀问题。因为本币升值预期可能吸引大量投机资本流入，增加流动性，反而加剧通胀问题，而一味收缩流动性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基于利率、汇率、物价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采取协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增幅的措施来共同降低通货膨胀风险；同时协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将流动性引入实体经济，减轻对资产价格和CPI的冲击；还需要制定明确的通货膨胀指标，根据通胀情况上调银行储蓄利率，减少投机到楼市和股市资金，避免资产泡沫。

在提高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允许货币升值后，应当对投机资本保持警惕。阿根廷的经验也说明，在资本流动全球化和日趋自由化的背景下，强化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防止外部金融攻击，对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影响拉美经济的外在困扰同样给我国带来通胀压力，加之我国经济正处于通胀上升周期，因此控制通货膨胀将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不过，经济基本面的差异决定我国的反通胀政策与阿根廷不同。在我国，适度上调实际工资，增加实际收入，有助于提高公众消费能力，在吸收过剩产能的同时，不会对物价造成过大压力。而依照通货膨胀率调节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币值坚挺，不仅可以降低进口价格，缓解物价涨幅，还可以减少出口，为国内消费支出增长腾出空间。在增加国内消费的同时，还要兼顾消费与储蓄，提高有效投资，这也是发展消费驱动型经济、减缓通胀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苏振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7～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朱鸿博，江时学，蔡同昌.国际新格局下的拉美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高静.阿根廷和智利应对危机的对策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09（2）.

［4］黄志龙.阿根廷如何错失货币局制度改革的良机.拉丁美洲研究，2006（3）.

［5］王信，林艳红.阿根廷比索重新盯住美元的情况分析及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07（12）.

［6］N.Gregory Mankiw.What would Keynes have done？New York Times，November 28，2008.

【注释】

(1)［基金项目］本项研究得到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1YJC790298）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般项目（10YBGJWT01）的资助。

(2)2010年阿根廷经济形势分析，2010年5月10日，中小企业贸易促进网，http://www.tpbjc.gov.cn.

(3)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2008”http://data.Worldbank.org/data catalog.

(4)Argentina.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http://www.state.gov/g/drl/rls/irf/2006/714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