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启示

近年来，学界又出现了郑和研究热，原因之一是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1405—2005年）；另一原因则与加文·孟席斯提出的 “谁最早发现美洲大陆和完成环绕地球航行”的新论有关。

一、加文·孟席斯 “惊世之说”带来的影响

加文·孟席斯 （Gavin Menzies，又译加文·门吉斯）是英国退休的潜艇指挥官、业余历史学家。他在于2002年10月出版的专著 《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中说：“郑和在第六次下西洋时，有几个船队曾穿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再跨越大西洋，到达加勒比海岸。所以，郑和比哥伦布早71年发现了美洲大陆，比麦哲伦早100年完成了环绕地球的航行。”孟席斯的新论发表后，新闻媒体竞相报道，一些专家学者也通过媒体纷纷发表意见——有赞同、有怀疑、有否定，还有攻击谩骂。[1]笔者认为：孟席斯的新论并非突发奇想、信口雌黄，而是在经过10多年的艰苦探索，走访了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在数百个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捜集资料、寻找证据后才发表上述观点的。虽然其观点还需进一步证实，但它起到了扩宽郑和研究范围，促进郑和研究向深入发展的作用。围绕孟席斯惊世之说展开的学术争鸣，是学术繁荣的体现。近年来出现的郑和研究热，与孟席斯惊世之说引发的学术争鸣是分不开的。

争鸣之后，我们需要冷静地把研究的视角放得更开阔些，看看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影响有何差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说：“15世纪是人类挑战海洋的时代，东西方都做出了贡献。郑和下西洋始于世纪之初，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在世纪之末。两者相较，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对世界的影响更大，它拉开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序幕。”[2]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在 《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一文中说：“15世纪初的郑和航行只是中国航海史上昙花一现的奇葩，而同世纪末的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行却开辟了欧洲人的海权新时代，由此而引起了世界发展格局的大变化：西方支配东方。”[3]他在分析造成这种迥然不同社会效果的原因时说：“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之日起，就厉行重农抑商政策，严禁民间与外国海上往来贸易，这一海禁政策在永乐时代也未被打破，一直连续达200年之久 （1368—1567年）……这种对海外贸易进行自我限制，对华侨利益不予保护，在世界各大国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4]“即使郑和成了中国的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了横渡太平洋或绕道非洲到达欧洲的新航路，中国至多也是建立起一个像西班牙那样的昙花一现的海外大帝国，那源源流入的黄金不大可能转化为资本。西班牙幸运地得到罕见的历史机遇，但最后还是失落了它。中国选择了一条半途而废的道路，那就是在永乐皇帝有选择性的开放政策之后，又全面退回到朱元璋的闭锁政策，自动退出了南洋和印度洋，明朝在政治上又再度转向自给安定的方向……说到底，这是中国历代帝王都未能完全摆脱的巩固北疆的大陆取向的传统统治结构和思想。”[5]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即使历史考证最终证明了郑和早哥伦布71年发现了美洲大陆，早麦哲伦100年环球航行成功，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郑和航行不曾带来世界其他洲与美洲之间的往来与联系，美洲大陆依然默默无闻地静卧在大洋彼岸。而哥伦布航行却使人类交往突破了亚、非、欧的地域界限，扩展到了美洲，激发了航海探险的热情，掀起了一个远航美洲的热潮，从而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扩大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麦哲伦一行环球航行的成功，证实了一直被天主教反对的 “地圆学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动摇了天主教 “上帝创世说”的世界观基础。

二、给郑和一个公正的评价

明洪武四年 （1371年），郑和出生在云南省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一个马姓回族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曾经由海路到过天方 （麦加）朝圣，故以马哈只 （阿拉伯语，意为 “朝觐者”）敬称。郑和的母亲生有二子四女，郑和排行第三，小名三宝，原名马和。

三宝从小住在滇池旁，自幼就听父亲讲过朝拜天方的故事，各地的奇风异俗、奇珍异物令他神往，他非常希望能够乘风破浪到各地去。他学游泳、划船，五百里滇池成了他习练的好地方。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兵进攻云南，打败了云南的元梁王，11岁的三宝被掳去 （明军战胜元军后，有一种把当地儿童掳去做侍童的风气），带到南京后被阉割为内监，朱元璋把他赐给当时分封在北平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做侍童。燕王府里有书堂，选官员入内教习燕王的侍从人员。三宝勤奋学习，积累了丰富知识，练就了吃苦耐劳、机智勇敢的本领。明洪武三十一年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子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帝位，年号建文。燕王朱棣不服，起兵反抗。经过3年多 （1399—1403年）的战争，朱棣攻下南京，建文帝失踪，燕王称帝，是为成祖，年号 “永乐”。

在这场皇室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中，三宝紧跟燕王，多次参加激烈战斗，累立战功，显示出非同一般宦官的才能 （不畏艰险，机智勇敢），深得燕王赏识。朱棣即帝位后，赐三宝姓郑，并提升他为 “内官监太监”（内官监的首领）。从此，三宝的姓名由 “马和”改为 “郑和”，郑和下西洋又称 “三宝太监下西洋”。

被誉为 “明初盛事”的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一系列治国政策的组成部分。燕王朱棣1403年称帝后，地位并不稳固，不少人以其 “夺嫡篡位”“不合礼仪”加以反对，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朱棣为巩固统治地位，一面镇压国内的反对派，一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各方支持，他决定派出强大的船队远航。派船队远航，扬威亲善各国，进行友好商贸，这是一个宏大计划，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远航领导人，很难保证远航任务的顺利完成。恩格斯在 《论权威》一文中，用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为例，说明关键时刻领袖人物的重要： “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6]所以，能否选择到一个合格的船队领导人，成了能否实现永乐皇帝既定目标的重要一环。这个人既要有知兵习战的军事才能、明礼善言的外交才能、有智有略的组织才能、识货知宝的贸易才能，而且要具备航海、宗教等方面的广博知识，能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辨明方向，还要具有强健的体魄，有吃苦耐劳、敢于冒险、勇于献身的精神。永乐皇帝在两班文武中选定了郑和，任命郑和为远航的钦差正使和总兵，统率空前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明代通常把南海以西包括印度洋在内的海洋和远至非洲东部的沿海各地统称为 “西洋”）。

郑和接受委任后，决心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去战胜茫茫大海中的惊涛骇浪，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完成下西洋的重大使命。他深知安全远航的首要条件是 “船”，于是，他亲自参与造船。为增强船的抗沉性，使用水密隔舱技术；为提高船舶的抗摇性，使用披水板；为增加船的纵向及横向强度，使用横舱壁技术；还有自动反转推进的摇橹技术和尾舵定向技术等，都增强了航船的安全性。

郑和每次远航的船都在100艘以上，第一次下西洋有208艘，出行人员达27800多人。如此庞大的船队如何做到大而不乱，遇险情能及时传递信息，彼此呼应，统一指挥？郑和采用的是 “飞燕阵”编队航行。各类船只按一定比例合理配置，有宝船 （船队领导成员及外国使节乘坐）、坐船 （士兵乘坐）、粮船 （运输食物）、马船 （运输物资）、战船 （运输战备物资）等。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是船队中的帅船。据 《郑和航海图》《西洋番国志》及相关资料记载，宝船上有4层精美豪华的宫廷式建筑，为使船行平稳，底层全部放置砂石，称 “压仓”；2～3层装食物用品，叫 “补给中枢”；第四层的沿边设有20个炮位，中间是800多名士兵和下级官员居住的地方，每人的空间可达4平方米。再上面是甲板，又分前后两个部分，船头有前舱一层，是船上100多名水手工作生活的地方。船队的 “大脑”在宝船船尾的舵楼上。舵楼又分四层，一层是舵工的操作间和医师的工作室，二层是郑和等中高级官员和各国使节居住工作的地方，三层是供奉妈祖诸神的神堂，顶层用作气象观测、信号联络等。在甲板前后两个部分之间，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活动空间，专供船员习练使用。各类船只成燕阵排开，宝船居中，高耸入云的9桅12帆随风满张，行驶在浩瀚的海面上，蔚为壮观。

郑和及其一行每次远航的时间都在1年以上，船队成员每次都在2万人以上，其中以第一、第四、第七次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第一、第四、第七次航行时间均在两年零3个月左右，人数第一次是27800余人，第四次是27670人，第七次是27550人。如此庞大的船队在漫长的海上航行，船队成员靠什么维持生命？《西洋番国志》所附敕书记载：“下西洋的内官合用盐、糖、酱、醋、茶、油、酒等，照人数依例开支。”除上述调料外，有经过腌制、晒干，不易变质的肉类、水产，还有米、麦、蔬菜等。船队出海后，水产类可就地捕捞，放在船舱中以活水养殖；家禽亦可在船上畜养；蔬菜在船上用木盆栽种，但数量毕竟有限，大量的新鲜蔬果、肉类、谷物及淡水，则在船队成员上岸后就地补给。巩珍在 《西洋番国志》的自序中说：“缺其食饮，则劳困弗胜，况海水卤咸，不可入口，皆于附近川泽及滨海港湾汲汲淡水。”郑和远航已充分利用了罗盘定向、对景定位及天文导航等航海技术。郑和航行的往返日期，是在掌握了中国近海及印度洋季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安排的。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正面人物载入史册的宦官为数不多，为国家、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宦官更是凤毛麟角，而肩负重大使命，领导一支庞大船队在辽阔海域安全航行，前后共达28年之久的仅郑和一人，其航行船队规模之大、航海技术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同时代的其他远洋航行所不能比拟的。郑和一行七下西洋，前后到过东南亚、南亚和东非沿岸的30多个古代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都是以传播友谊的 “和平使者”的身份出现，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紧密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亲善友好的和平精神等。北京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何芳川说：“在整个文明的交流与交汇史上，唯有以郑和远航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最和平。”[7]“这是一支庞大的海上商队，其基本成员却是军人；这是一支雄强的海上武装，肩负的使命却是和平。”[8]

郑和不愧为世界航海的奠基人，科学航海的带头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人，是永远值得后世敬仰和纪念的伟大航海家。郑和及其一行积极进取和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为后世提供了良好榜样，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认识，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马欢著的 《瀛涯胜览》、费信著的 《星槎胜览》、巩珍著的 《西洋番国志》等，成为研究15世纪西洋各国及郑和远航情况的第一手资料[9]。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将永载世界航海史册。

三、郑和下西洋的启示

总结过去，绝不仅仅是为了重温历史的辉煌，而是为了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现在，坚定地走向未来；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为了超越。郑和开拓的远航事业为何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未能出现第二、第三个郑和？这需要从下西洋的动因说起。

郑和下西洋的动因有如下说法：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以政治目的为主，即通过炫耀兵威，施恩布德，使诸国畏威怀德，输诚纳贡；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以经济目的为主，与诸国互通有无，发展对外贸易；有人说，郑和下西洋兼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并带有寻找建文帝的使命。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经济、外交活动，永乐皇帝欲振国威，稳定内外，造成一个 “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局面，派郑和下西洋为的是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0]。为向海外示富，每次都携带大量财物赏赐各国君主，郑和宝船每到一地，先是宣读大明皇帝国书，然后就以 “彩币”和 “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进行大量赏赐，对各国来华王公使臣给予优厚待遇。各国使者频繁来朝，致使明政府疲于应付赏赐开支。而各国王公使臣带来的 “无名宝物”“珍禽异兽”则成了皇家和贵族官僚享用的奢侈品。这种以“赏赐”形式的商品与 “朝贡”形式的商品进行交换，或以高价买进海外来的 “番货”，再以低价售出中国货的贸易，是一种厚往薄来、不等价交换的朝贡贸易，为的是满足封建帝王 “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统治欲望。

事实证明，没有商品生产和平等互利的交换作为基础，其生命力是短暂的。政治目的虽然一时可以成为强大的动因，但它远不如经济动因持久，只要时过境迁，原有的政治目的难以维系，远航中断也就不可避免。的确，这种官方专营的赔本生意，是任何朝代也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而真正能为国家增殖财富的民间海外贸易又受到百般压制。明王朝从开国起，就明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规定 “片板不许下海”，严厉打击走私贸易。永乐王朝只允许皇家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由国家独占市舶之利，而对本国商人出海却厉行封禁政策。为避免海外成为国内政治失败势力盘踞的地方，避免海盗与倭寇以通商、走私进行扰乱和泄漏国内情报，永乐王朝强行命令把海船改为平头船，销毁违禁的大船，不许私造双桅以上大船，以防范从海上里通外国。

所谓 “贸易”，本是一种商业活动，而商业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亚非各国与中国交往，主要是着眼于经济，他们乐于以纳贡方式来换取明王朝的巨额赏赐。“海外各国不过是以虚有其名的政治臣服来换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当然乐此不疲。可以说，朝贡贸易是 ‘以重利诱诸番’，实现 ‘万国来朝’的一种政治外交活动。”[11]

欧洲一些航海家和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主要是经济。“公元1499年葡萄牙人达·伽马从东方印度等地带回货物的总值是他远航费用的60倍。大利所在，自然后继有人。”[12]

葡萄牙人迪亚士1488年到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意大利人哥伦布1492年到了美洲；葡萄牙人达·伽马1498年发现从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葡萄牙人麦哲伦1521年到达菲律宾群岛，因挑动并参与当地人内讧，被当地酋长所杀，余众继续向西航行，于1522年完成了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进一步证实了地圆说。

正当欧洲殖民主义者雄心勃勃地挺进世界各地之时，东方大国印度和中国却已暮气沉沉。印度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占领，沦为了殖民地；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下，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 “天朝大国”割地赔款，列强乘机蜂拥而至，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公正地说，远航中断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和封建统治者的狭隘目的。郑和作为内官监太监，被授予总兵职务统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只是奉旨行事，航行的目的、任务都必须完全听命于朝廷。

明王朝和清王朝是中国封建专制大一统帝国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普遍皇权与军事官僚机器的结合，形成一体化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不是削弱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与结构，而是有助于巩固它。中世纪的西欧，小国林立，王权相对弱小，形成教权、王权、贵族、新兴市民阶级 （中世纪晚期）多元化的权力机构，也不具备军事官僚机器。新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和财政实力，一般是与新兴市民阶级联合对抗封建贵族，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削弱传统的社会制度与结构。由于中西王权结构不同，就使它们所支持的远洋航行出现了不同的导向：15世纪初按皇帝旨令行事的郑和远航，最终导向强化大一统皇权主义和维护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体制；15世纪末以寻求财富为主要目的的哥伦布远航，则是导向削弱贵族封建势力和发展商业资本主义。郑和航行 “在当时的远航竞赛中占尽了风流，却在历史长河的文明竞赛中终成输家，竟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逐渐失去了命运之神的眷顾”[13]。“西方开启的大航海事业，日益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终于带来了一个日渐全球化的近代世界。”[14]

郑和下西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

（1）发展对外关系，必须以经济为主导，而在经济交往中，又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当今时代，是一个万马奔腾、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竞争无处不在，世界的发展变化一泻千里，要善于在稍纵即逝的时刻抓住机遇，果断决策，团结群众，争取更大的胜利，实现更大的超越。

（3）高瞻远瞩，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包括海洋生物、海底矿产、海洋能源、沿海空间、滨海旅游等，以作陆地资源的补充。开发海洋资源，是一项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必须提高科技水平，才能打开陌生海域的大门，挖掘海洋资源，造福人类。

2005年

[1] 不同观点可详见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编的 《郑和研究》2003年专刊。

[2] 江苏省郑和研究会：《郑和研究》（内部资料），2003年，第51页。

[3] 王天有、万明：《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5页。

[4] 王天有、万明：《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5页。

[5] 王天有、万明：《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7] 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载 《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8] 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载 《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9] ［法］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

[10] 张廷玉等：《〈明史〉第26册·郑和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 申旭：《郑和下西洋与明代中国东南亚的贸易》，载 《郑和研究》2003年第13期。

[12]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13] 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载 《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4] 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载 《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