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论郑和下西洋之再研究

孙中山论郑和下西洋之再研究

时　平^[1]（上海　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　201306）

摘　要:本文对孙中山有关郑和的论述进行重新考证及研究。对学术界一直沿用的孙中山论述郑和内容提出新的界定，认为孙中山所论资料来自多方面，除《明史》外，推断直接源于20世纪初他人研究郑和的著述。提出孙中山论述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基于对近代化国家宏伟蓝图《建国方略》的设计和规划，以郑和下西洋的创举，来振奋和激励国民的自信心及民族精神，进而从心理建设角度向国民灌输“知难行易”道理及重要性。

关键词:孙中山　郑和航海　考证　研究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也是主张用近代西方文明改造落伍的中国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探索者。1987年笔者曾写过《孙中山论郑和下西洋》一文，发表于南京郑和研究会编《郑和研究》（1987年12月总第5期）。现在再次阅读和思考孙中山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论述，比以往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与各位专家学者交流。

一、孙中山有关郑和下西洋论述

孙中山对郑和下西洋的论述:

当明初之世，成祖以搜索建文，命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其第一次自永乐三年六月始受命巡洋，至永乐五年九月而返中国。此二十八个月之间，已航巡南洋各地，至三佛齐而止。计其往返水程以及沿途留驻之时日，当非十余个月不办；今姑为之折半，则郑和自奉命以至启程之日，不过十四个月耳。在此十四个月中，为彼筹备二万八千余人之粮食、武器及各种需要，而又同

时造成六十四艘之大海舶。据《明史》所载，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吃水深浅未明，然以意推之，当在一丈以上，如是则其积量总在四五千吨，其长度则等于今日外国头等之邮船矣。当时无科学知识以助计划也，无外国机器以代人工也，而郑和又非专门之造船学家也。当时世界亦无如此巨大之海舶也。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外国之机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为何如？^[2]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的论述共380字。此前有关研究虽涉及全文，②但以往引用多只涉及“乃郑和……”文后113字。以至一些学者著述以此作为“标准”的孙中山论郑和“语录”。现在看来应该选录完整论述作为孙中山对郑和下西洋的所论。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1917年至1919年期间完成的。该著作由《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三篇汇集而成。其中《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于1917年最先出版，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实业计划》用英文写成，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首先发表在《远东时报》1919年六月号，中文稿于8月1日的《建设》第一卷第一号连载，由朱执信、廖仲恺、林云陔和马君武分别担任翻译，③1921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英文本，10月又出版中文本，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不包括卷二《三民主义》、卷三《五权宪法》）于1919年6月5日由上海强华书局发行。据《孙中山年谱》记载:1918年6月23日，孙中山由日本神户启程返沪，26日抵达上海，至1920年11月25日一直居住上海。④又载，孙中山“将本年春定稿的《孙文学说》卷一《知难行易》（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题名《心理建设》）付印，并亲任校阅”。⑤由此可以推断，孙中山论述郑和的时间在1918年7月至1919年春之间；这段论述是否是他亲自执笔尚需考证，但经过他最后的审阅确认，体现了他自己的思想。

二、孙中山论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及目的

孙中山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论述，是《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第四章《以七事为证》“七事”之一。他经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等多次挫折，为了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在上海专心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阅读大量中外书籍，思考建设近代化国家的方案《建国方略》，“以为国民所取法”。^[3]孙中山通过总结，认识到革命成败，“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4]而这种思想错误根源就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5]指出它是革命党人和国人社会心理的“大敌”。^[6]鉴于此，他在设计《建国方略》时，首先从心理建设入手，再论物质建设和制度建设。1918年12月30日，他在为《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写的自序中明白地说:

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7]

为此，他以十事为例，阐释“知难行易”的道理，以破除革命党人和国民的心理障碍。《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前三章分别“以饮食为证”、“以用钱为证”、“以作文为证”，说明“行之非艰，而知之实难”的“铁案不移”。^[8]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又举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七事逐一展开论述，其中在第二事造船之中用约一半的篇幅论述郑和下西洋，来阐释“知难行易”的道理。从而说明，孙中山重视从事革命和近代化国家建设者的心理建设。这是他对历次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七年以来教训总结而得出的结论。显然，孙中山对郑和下西洋的论述，是基于心理建设的需要，以郑和下西洋“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来说明中华民族具有“知行之难易”，^[9]目的“是号召国人借鉴郑和下西洋开拓进取的优秀品质，激励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克服困难，建设富强的国家”。^[10]

三、对孙中山论郑和下西洋的分析

第一，关于孙中山论郑和下西洋的史料来源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论述共380字。从所述的内容考证，一部分来与《明史》有关，同时还包括其他的文献。把孙中山的论述与《明史·郑和传》内容比较，发现有四处与《明史·郑和传》记述有关系:

（1）孙（中山）文:“成祖以搜索建文，命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示威海外”。

《明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2）孙文:“其第一次自永乐三年六月始受命巡洋，至永乐五年九月而返中国。”

《明史》:“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五年九月，和等还。”

（3）孙文:“至三佛齐而止。”

《明史》:“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

（4）“据《明史》所载，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

《明史》:“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从上述比较可以发现孙中山的论述，或依据《明史》而写，或依据其他的著述，从表达的方式分析，笔者推测不是直接参阅《明史》，而是源自他人采用《明史》研究的著作，还包括其他记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文献。从目前学术界对近世郑和研究的成果看，在孙中山之前已经发表一些有关郑和研究的著述，如1903年9月30日《大陆报》第11期发表的佚名《支那航海家郑和传》，1905年5月18日《新民丛报》第69号刊登的“中国之新民”（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1910年8月4日云南（附刊）《滇系》第20号《典故》刊登的师范《三宝太监郑和传》，1911年1月30日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刊登的孙伯恒《郑和传》等。^[11]孙中山对郑和下西洋论述有关内容是否与此有直接关系，比对之后尚难定论，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存在研究和介绍郑和史迹的著述。这些著述资料来源不局限于《明史》，这从孙中山对郑和论述的内容中也可以发现。

如他关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记为“二万八千余人”，与《明史》记载“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不一致。所述郑和出使大海船为“六十四艘”，与《明史》大舶“六十二”也不同。查阅早期有关郑和历史文献，凡有记录郑和出使人数和船舶数量的，均不是孙中山使用的数字，如马欢《瀛涯胜览》记载官军“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宝船“六十三号”不一致。^[12]《明实录》、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以及江苏南京《静海寺残碑》、《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太仓《通番事迹碑》、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均无具体数字记载，这进一步验证孙中山有关郑和下西洋论述的部分史料不是直接源于《明史》。

从孙文论述郑和的风格，笔者推断极有可能源自当时刊行的有关郑和著述。上述所列4篇文章，还难判断孙中山是否参阅过，但是可以断定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还刊行过我们迄今尚未发现的其他研究郑和著述，进而是否可以推论在当时拯救国家危亡的形势下，郑和下西洋事迹被人们作为增强民族自信、激励救国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民族精神象征？

第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孙中山写道:“当明初之世，成祖以搜索建文，命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从文字直接表述看，他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搜索建文的踪迹。但有两点令人思考，思考一是“当明初之世，成祖以搜索建文”的含义。从明初时代环境，用“以”搜索建文，使人不禁联想到《明史·郑和传》中对郑和下西洋目的的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3]显然，孙中山“以搜索建文”表述可以蕴涵两种解读。一种表明索建文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种是用“以”的用意，是通过搜索建文帝反复下西洋，显示中国富强。思考二是通篇阅读孙中山对郑和下西洋的论述，其中有“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视郑和之成绩为何如？”作为感叹的表述，孙中山用“以”是对《明史·郑和传》所记郑和下西洋目的表述一个完整的、并侧重于“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认同。他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中阐释20世纪初国民心理建设的道理。

第三，关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航程

比照《明史·郑和传》的记载，孙中山有关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描述，依据来自《明史》，同时还参阅了其他文献记载。《明史》记述:

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14]

孙中山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间上，与《明史》记载相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把郑和第一次出使的时间，从其“受命”（朱棣下诏）开始，与学术界中把郑和船队从长乐“伺风开洋”作为起始不同。在迄今看到的早期研究中，如梁启超、师范等均把《明史》记载的受命时间作为首次出使的开端。^[15]

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抵达的最远国家问题上，孙中山记述“至三佛齐而止”。显然是受到《明史》记述“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的研究中，梁启超在所列郑和下西洋年代表中把第一次下西洋最后到达的国家写为三佛齐，^[16]而当时佚名《支那航海家郑和传》等却没有。从这唯一相同的记述，可推测孙中山的论述参阅过梁氏文论的可能，毕竟梁启超的文论在当时有重要的影响。

在第一次下西洋的描述中，孙中山对往返航程的时间进行推算，认为往返水程以及沿途留驻时间，“非十余个月不办”。从而推断郑和首次下西洋筹备不超过14个月时间，却能完成近28 000人物质准备，并建造64艘“巨大之海舶”，实现下西洋，示威海外，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他通过这些数据来反映中国人具有伟大创造力，达到振奋民族心理的激励作用。

第四，关于郑和下西洋船舶的分析

孙中山论述中有三处涉及郑和下西洋的船舶问题:对郑和出使的船舶称为“大海舶”或“大舶”，此种多为历史文献称呼，如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17]认为下西洋的船舶数量有“大海船”64艘，“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关于“大海舶”的尺度，依据的是《明史》中“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记载。

孙中山对郑和出使的“大海舶”提出三点“意推之”的分析:一是认为这种船舶的吃水深度“当在一丈以上”；二是由船舶长宽和吃水深度推测其“积量总在四五千吨”，这里的积量，是指总载重量或总排水量，他的见解，在郑和研究领域围绕郑和宝船的长期争论中，也代表了一种观点；三是在《明史》记载“大海舶”长度的基础上，提出“其长度则等于今日外国头等之邮船”。

孙中山通过以造船为事证，举例民国七年（1918年）十月，上海中国船厂建造一艘3 000吨汽船，谓迄今华人所造“首屈一指”。^[18]与郑和下西洋所造之船比较，前者“效法泰西”，借助近代科学和外国机器，^[19]美国、日本、香港所造比之“大至数万吨者，不可胜数”，^[20]“其视郑和之成绩为何如？”引导国民从比较中“一观知行之难易也”，^[21]说明“知难”的心理建设之重要。

第五，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

孙中山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是举郑和航海之中航程和造船的例证，从心理建设的角度进行针对性的评价。首先，指出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和巡视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彰显了民族的心理，从中可以激发国民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其次，强调“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认识到郑和下西洋500多年后，对南洋仍有重要的影响，以此振奋民族精神。南洋是孙中山早期长期从事组织筹划、筹款、招募力量、指挥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在他完成论述郑和的1917年7月之前，曾先后到过越南9次、新加坡11次、马来西亚5次、泰国2次，^[22]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对郑和下西洋在南洋的影响是亲身感受，深知“可谓壮矣”。孙中山在这里评价的目的是以此说明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时心理建设的重要作用。

四、结　　语

孙中山有关郑和下西洋事例的论述，是基于对近代化国家宏伟蓝图《建国方略》的设计和规划，从心理建设角度向国民灌输“知难行易”道理及重要性。因此，运用的郑和下西洋材料是有限的，只选取了所需的内容，评价也围绕说明“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结论论述，从而达到破除国人和党人“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的社会心理。^[23]“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24]引导国民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25]对郑和下西洋的论述及评价，是为了激励和引导积弱涣散的国民及革命党人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沿着他制定的近代化国家建设道路前进。与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不同的是，《支那航海家郑和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运用到20世纪初国民意识的觉醒中，倡导史学革命。而孙中山则从民族精神中强调培育国民心理建设是革命成功和近代化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从而使得近世郑和研究进入一种新的境界。

Further Study about Sun Yat‐sen’Discourse on the Zheng He’s Voyages

Abstract:This article re‐researched Sun Yat‐sen’s discourse about Zheng He’s voyages.The papers proposed a new definition for Sun Yat‐sen’s discourse which is cited all the time in academic circles，that besides Mmingshi，Sun Yat‐sen had used datas in other researches about Zheng He’s voyag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In this paper，it was raised that Sun Yat‐sen’s purpose by discussing Zhenghe’s voyages，was as an example of the pioneering work to inspire and motivate the nation’s self‐confidence and national spirits.

Keywords:Sun Yat‐sen，Zhenghe’s Voyages，Research，Study

【注释】

[1]　　作者简介:时平（1961—　），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航海历史、海洋文化研究。

[2]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87-188页。②仲跻荣:《超前轶后之奇举——从孙中山对郑和的评价说起》，《南京静海寺纪念馆馆刊》2011年第1期（总第4期），第20页。③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245页。④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第228，269页。⑤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第242页。

[3]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页。

[4]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8页。

[5]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8页。

[6]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页。

[7]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页。

[8]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85页。

[9]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页。

[10]时平:《孙中山论郑和下西洋》，《郑和研究》1987年12月，总第五期，第21页。

[11]邹振环:《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近代国人研究郑和第一篇》，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朱鉴秋主编:《百年郑和研究资料索引》（1904～2003），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朱惠荣:《师范:研究郑和的云南第一人》，《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

[12]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1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四《宦官·郑和传》。

[14]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四《宦官·郑和传》。

[15]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辑第三册，《饮冰室专辑之九》，中华书局，1936年，第4页；师范:《三宝太监郑和传》，原载师范:《滇系·典故》第七册，转自于朱惠荣:《师范:研究郑和的云南第一人》，《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第26页。两者均把朱棣下诏时间“永乐三年六月”作为郑和首航下西洋开始的时间。

[16]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辑第三册，《饮冰室专辑之九》，第4页。

[17]时平:《明马欢〈瀛涯胜览〉记述的船舶史料及学术价值》，载上海郑和研究中心:《郑和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总第23期），第4页。

[18]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86页。

[19]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86页。

[20]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87页。

[21]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87页。

[22]根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统计。中华书局，1980年。

[23]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页。

[24]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页。

[25]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