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郑和七下西洋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当世界变革之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十五世纪上叶，位于地球之东方，在波涛万顷之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之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耀灿烂之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20]。这里，李约瑟所说的“世界变革”指现代世界历史的开启与“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长久以来，“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与欧洲的历史并轨在一起，成为一个不被质疑的欧洲神话。然而这个神话在21世纪初被颠覆了。2002年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遍访120多个国家，查阅900多个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资料，积14年的潜心研究，出版了其巨著《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以翔实的资料向世人宣布:“郑和首先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21]我国邮政主管部门曾两次发行《郑和下西洋》纪念邮票，体现了国家对这位伟大航海家的尊敬与赞赏。
(一)才负经纬，七下西洋的和平之旅
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名和，小名三保或三宝，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出生于云南显赫的穆斯林世家，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的六世孙。曾祖父赛典赤·伯颜(纳速喇丁长子)曾在元朝任刺桐城(福建泉州)长官，世祖晚年至成宗时期两度入相(中书平章政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因参与安西王阿难答与元武宗海山的夺位事件，事败被杀。[22]郑和祖、父均称哈知，都曾前往麦加朝觐。[23]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付友德、蓝玉、沐英征云南，灭元梁王残余政权，俘前朝权贵子弟，十二岁的郑和作为俘虏入燕王朱棣宫为太监。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燕王朱棣受封北平，督师北伐蒙古北元政权。当时身为宦官的郑和以文武双全、精明果敢，深受燕王的赏识。建文元年(1399年)，29岁的郑和“以内臣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征战”[24]。特别是在建文三年(1401年)的郑村坝(今北京东)一战中，功勋卓著，受到朱棣器重。朱棣赐其姓郑，擢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故时人称之为“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
郑和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是作为“钦差总兵正使”，率领由62艘宝船和百余艘供应船只组成的庞大外交使团，历时28年(1405—1433年)，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访问了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永乐三年六月，郑和携带明成祖朱棣给各国的“敕书”，率领27800余名将士，分乘62艘宝船和140余艘其他船只，满载织锦绸缎、布匹、陶器、瓷器、金银铜铁器及钱币、馈赠品等，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海，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船队经福建五虎门，抵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爪哇、苏门答腊、南渤里(以上均属今印度尼西亚)、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等国，于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初还朝。
永乐六年(1408年)九月底，郑和沿着第一次开辟的航路，开始了第二次下西洋。船队先后抵达占城、暹罗(今泰国)、爪哇、满刺加(今马六甲)、南渤里、锡兰山、加异勒(今印度南端卡亚帕塔纳姆)、柯枝(今印度柯钦)、古里等国。此次航行，郑和每至一国即开读朱棣“敕书”，要求各国“只顺天道，属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欢迎各国“虔诚来朝”[25]。完成任务后，于永乐七年(1409年)六七月间返朝。
永乐七年(1409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为巩固明朝同已通好国家的关系，并开拓新的对外友好关系，郑和率船队又先后五次下西洋。船队途径占城、彭亨(今属马来西亚)、爪哇至满刺加、苏门答腊、南渤里、翠兰屿(今大尼科巴岛)、锡兰、柯枝、古里、西行至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岛)、祖法儿(今多法尔)、阿丹(今也门亚丁)、刺撒(今也门木卡拉附近)，南至非洲东海岸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喇哇(今索马里布腊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地。其中第四次下西洋时郑和乘便到麦加完成朝觐;第五次下西洋发现了中国到亚丁湾，再由亚丁湾到非洲东部的新航线。宣德八年(1433)，使团抵达古里时，郑和病逝，船队由王景弘统领，于同年七月返回南京。[26]
(二)和平之旅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郑和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以及通往阿拉伯诸国的新航路，并在印度洋和南洋的各个海域分别开辟了多条新航线，对后来的印度洋和南洋航海所采用的航线有很大的影响。《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四幅过洋牵星图，为后世留下了中国最早、最具体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既使亚非各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又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亚非国家方面大大开阔了眼界。特别是由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位置沿革、重要都会、地理形势、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物产气候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使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一带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郑和是中国明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国海防战略思想的开拓者，郑和曾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来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海洋，华夏危矣。”[27]这些有远见的海洋观和海防思想已被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所验证。
郑和七下西洋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一壮举是东方文明的里程碑，又是中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界标。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下列一组数字，可以对郑和航海在人类历史上的定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第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87年，比达·伽玛早了92年，比麦哲伦早了114年;他所率领的船队人数是哥伦布的309倍，是达·伽玛的174倍，是麦哲伦的109倍;他所统领的船只数是哥伦布的67倍，是达·伽玛的50倍，是麦哲伦的40倍;他所带领的船舶的吨位是哥伦布的28倍，是达·伽玛的58倍，是麦哲伦的54倍。李约瑟称郑和下西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造船工业技术最发达，航海技术最先进。英国将军孟席斯说“郑和是环球航海第一伟人”。国学大师梁启超说:“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28]
在郑和所代表的东方时代，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海军，最先进的战船，最发达的火药武器，中国拥有霸权的能力，却没有发动战争，没有殖民，没有掠夺，没有奴隶贸易……他的航海没有血腥，他带给世界的是和平，是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相互尊重。江泽民说，“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把中华文化传向远方的国度”[29]。在中国的郑和时代，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对别的国家采取的就是绝不强加于人的态度，郑和七下西洋应当说是“世界各国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典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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