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和七下西洋

关于郑和七下西洋

朱伯康

郑和出使西洋，比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及达·伽马海上航行，时间早半个世纪以上，在船队规模、人员多寡、船只大小、装备、装载物资数量，都超过好几倍。哥伦布当年的航行，在地理上、历史上都有开创新世界和新世纪意义，至今美国人民及美洲其他国家移民，均以每年的10月12日为“哥伦布日”，用以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而中国对于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业绩，四五个世纪以来，均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郑和生于洪武四年，卒于宣德十年(1371—1435)，原姓马，字三保，回族。祖父及父亲信仰伊斯兰教(曾朝拜回教圣地麦加〈天方〉)，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幼入燕王朱棣藩邸为内侍，因从燕王起兵有功，赐姓郑名和，为内官监太监。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先后七次率船队出使“西洋”。第七次回国后不久，于宣德十年病逝南京。

郑和七次下“西洋”(当时称南海以西，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印度洋、加里曼丹至非洲之间的海洋为西洋)，虽然每次具体航程有不同，所取航线又曲折繁多，常插进短程航行，然大体上都自南京龙江船厂(南京下关长江边)出发，至长江下游浏河口出海，或从太仓刘家港出发，或从福建长乐太平港出发，向南航行，沿福建、广东海岸线到达海南岛后，向西又向南航行，经交趾洋(北部湾)到占城国(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向南至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及印度尼西亚等地，向西经孟加拉湾至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又至印度柯枝国(Cochin)、古里国(Calicut，今加尔各答)、榜葛刺(Bengal，今孟加拉)及印度洋沿岸各地。又向西北行经阿拉伯海至忽鲁谟斯国(H ormus，今伊朗南端霍尔木兹海峡城市)，航行至非洲东海岸索马里及肯尼亚等地，并专程到达红海吉达港至伊斯兰教圣地麦加(M ecca，即天方国)。

据记载⁽¹⁾，第一次于永乐三年(1405)至五年(1407)自南京龙江关出发，经占城到达印度洋海岸，古里等国。当时有华人陈祖义聚众于三佛齐(即室利佛逝国，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今巨港即其地)劫掠番商，被称为“海寇”，郑和生擒之，载回中国。第二次于永乐五年(1407)至七年(1409)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各国王各以珍禽异兽奉献。第三次，于永乐七年(1409)至九年(1411)又往上次所到各国，道经锡兰，其国王不恭顺，谋害舟师，郑和船队遂擒其王，载回献于朝廷。经宽释，命其归国。第四次于永乐十一年(1413)前往忽鲁谟斯，经苏门答腊，擒其伪王苏干刺，至永乐十三年(1415)归国回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至明廷朝贡。第五次于永乐十五年(1417)遣送忽鲁谟斯等国使臣回还，其国王奉献狮子、金钱豹、斑马等，亚丹国(亚丁)献麒麟(长颈鹿)等，木骨都束国(索马里Mogadiso)卜刺哇(索马里Brawa)、爪哇、古里各献异兽及鸵鸟等珍禽。各国君主或遣王男、王叔、王弟捧金叶表文朝贡。第六次于永乐十九年(1421)奉命送忽鲁谟斯各国使臣回国，各国君主贡献方物，比前次更多。第七次于宣德五年(1430)仍往诸番各国宣诏，船队出发时，在太仓(娄东)刘家港天妃宫，及经福建时在长乐天妃宫立石刻文，感谢神灵庇佑。于宣德八年(1433)回国。根据当时人记载⁽²⁾，郑和船队到达次数最多之地为越南、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等地，这些地方不仅是当时海上交通要冲，而且为郑和船队经常停泊和再度出发航行之要港。其次为泰国、满剌加(Malacca)、马来半岛诸地。较远常到之地则为伊朗南端霍尔木兹海峡及今也门民主共和国的亚丁港。上述地方，在巩珍《西洋番国志》中记载较详。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人员组织十分庞大。据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³⁾以后每次出洋人员大致都在二万七千之间，以武装部队为主，配备有翻译、阴阳生、买办、医士、书手、舵工，及技术工匠等，各项人员齐备。所乘宝船，常在六十余艘，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可容一千人。中者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船桅最大者有九桅，小者亦有三桅以上，每舱隔水不漏，底舱可储水四十余柜，可供每人一年之用。舶中器具无不备，舵设四具，用其一而置其三，以防不虞。橹三十六枝以上，遇逆风则用人力以胜之，不用则载以行。宝船大都由南京龙江船厂所造，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安庆、南直隶、镇江、苏松等处，亦创海船。今所存《郑和航海图》(即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40《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所绘宝船图式，与《龙江船厂志》、《舟楫志》所载海船法式相同。龙江船厂是洪武时设立的一个最大船厂。

中国的宝船不仅规模大，安全程度亦高，它分舱隔水，任何一舱发生漏水，并不能影响其他各舱。窗口可密闭，不怕风吹浪打，任漂流亦不沉没。桅橹均在三桅以上，帆能转动，随风转换方向。航行走向有罗盘针，比宋代指南针更进步。至今留传下来的明代《两种海道针经》、《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今简名《郑和航海图》)均可为我们作具体而详细的说明。帆船航行技术及其安全程度，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无疑是先进的。

出使海船的设备及航海技术，在当时亦属先进⁽⁴⁾。航行除观测日月星辰以辨方向外，主要靠罗盘针。明代指南针普遍应用于航海，航海舟师凭借罗盘针，记下海道方位里程，有《针位编》等书，有“东洋针路”、“西洋针路”图。又有《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诸书及《郑和航海图》留传后世，使我们对明代所用罗盘有具体了解。罗盘划分二十四个方向，用天干、地支、八卦合用，记方位度数，与新式360度罗盘相比，明代罗盘每一个方向划分，相当于十五度。航程以“更”计算，每更六十里，大致一昼夜分为十更。测量水深浅，以“托”为单位，一托相当于两手分开之长度，约合旧尺五尺。测用绳索，一头系驼(铅锤)，涂以牛油或黄蜡，放入水中，测水深浅，如起出驼底有泥沙，可以停泊，如起不出沙泥，知为石底，或为暗礁，不可寄舶。又以海上有经验之舵师，主持驾驶，称为火长，用作舟师，相当于现在的船长，航行须听其命令。船上操作篷帆、锚舵，皆有专人。储水于仓，皆事先准备，以防不虞⁽⁵⁾。这些都可见明代航海术已相当进步。

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这样重视下西洋，不惜耗费巨大物力财力，除“扬威海外”招引“重译来朝”外，自有其政治目的。当年成祖兵占南京城，入金川门时，建文帝宫中火起，谓帝已焚死，当时已无人信之，盛传建文帝行遁山林，或言远走海外。成祖命亲信太监郑和远使海外，暗中寻找，为未便明言之一目的⁽⁶⁾。因此，郑和下西洋，政治意义多于经济意义。船队所到之地，虽有贸易，但不占重要地位。带去的物资，主要用于赏赉和赐赠。载回之物，主要亦为朝贡之品。赏赉和赐赠，有对国王，有对当地统治首领，有对寺庙。今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有当年郑和所立碑，记有永乐七年(1409)施给锡兰佛寺礼品，有金银、织金纻丝、宝幡、香炉、花瓶、纻丝表裹、灯烛等物。布施供养有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纻丝五十尺，各色绢五十匹，织金纻丝宝幡四对，古铜香炉五对，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五对，创金全座黄铜烛台五对，戗金全座黄铜灯盏五个，戗金座全硃红漆金香盒五个，金莲花六对，香油二千五百斤，蜡烛十付，檀香十烓⁽⁷⁾。在满剌加国其地当时无国王，受暹罗统治，每岁须输纳银四十两。永乐七年(1409)郑和船队到达后，即为其主持公道，并恩赐其地主双台银印、冠带袍服，立国封王，建城竖碑。因此，邻近诸番国与满剌加平等相待，而暹罗亦莫敢侵犯。自此以后，郑和船队几次下西洋，即以满剌加为外府，在其地立墙垣棚栅，设立四门更鼓楼，内立重城，建立库房，贮藏船货。国王既感明廷援助“受皇恩深重”，遂携妻子赴阙谢恩。明廷命造大船赐赠其王，令驾驶回国，与满剌加建立友好关系。在古里国，永乐五年(1407)赐其国王诰命银印，赐诸头目冠服等物有差，并立石为记⁽⁸⁾。此外，凡郑和到过的国家，都有大小赐赉，亦相应获得各国进贡方物和回赠。郑和下西洋“怀柔各国，以来远人”，建立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是有成绩的。

在贸易方面，仅限于官方船队与当地稀少货物之间交换，并未扩大到与商人及人民之间的贸易。如在爪哇国已发现中国铜钱在当地通用，买卖俱用中国铜钱，又有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泉下海者，逃居于此。又发现其国人最喜欢花瓷器，并麝香、花绣、纻丝、硝硃等货。如锡兰国(Ceylon)，王以金为钱使用，每钱官称重一分六厘，甚爱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就以宝石珍珠为换。王常遣使随宝船、方物进贡中国。如印度西海岸柯枝国，“专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以待国中宝船，及各处番船”⁽⁹⁾。《西洋番国志》又载:在古里国，“中国宝船一到，王即遣头目并哲地人及米纳凡来会，其米纳凡乃是本国书算手之名，牙侩人也。但会时，先告以某打价。至期，将中国去各色货物，对面议定价值，书左右合契，各收其一”。中国宝船带去货物在当地贸易，有牙人经纪。可见郑和下西洋除通使通贡外，有贸易活动，可惜只限于官方。在天方国“太监洪保分到古里国，适默加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即默加、麦加)有使人来，因择通事等七人同往。去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鸵鸡等物，并画天堂图，回京奏之。其国王亦采方物，遣使随七人者进贡中国”⁽¹⁰⁾。

郑和七下西洋，时处明王朝全盛时期，明成祖、明宣宗又并非保守的专制君主。人们或许可以设想，若政府开辟的新航路能引导人民开创新事业，支持人民出海贸易，发展与各国人民通商友好往来，则其所起的历史作用，可能和哥伦布相似。然而，这只是抛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空想。历史是有客观规律的。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不可能出现同等事迹。重商主义，海上贸易市场的开辟，让人民有海外贸易自由而政府加以全力支持的政策，不到资本主义初期，是不会出现的。尽管如此，郑和所到之处，仍发扬了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国物质文明的优越，开创了航海历史新纪元，建立了与各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树立了光辉业绩。这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原载1984年第3期

【注释】

(1)见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此碑文见于《太仓县志》，谓宣德六年立。明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道观》记载全文。向达校注、巩珍撰《西洋番国志》附录，亦记载全文。此外，还有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记》，亦宣德六年立。碑文记“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原石尚存福建长乐县。内容大体与刘家港碑文相同。

(2)永乐十四年(1416)，当时任翻译(通译翻书)的会稽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宣德九年(1434)，曾在郑和船队任“总制之幕”的金陵巩珍著成《西洋番国志》。正统元年(1436)，曾在船上“继服戍役”的太仓费信撰成《星槎胜览》。均记载了出使经历，是第一手资料。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撰于正德十五年(1520)，系后出，著者本人并未到过西洋，系第二手资料。诸书所记到过的国家，有三十余，地名有五百余，已知的有三百五十余个，未考出者尚有一百十五余个。经常到达、记载较多的地方，是上述各地。

(3)《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费信《星槎胜览》。

(4)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6页。

(5)见《龙江船志》完、严从简《殊域围咨录》、艾儒略《职方外记》。

(6)《明史》卷一百六十九《胡传》:载“惠常之崩于火，或言腿去。偏行天下郡乡邑，隐察文常安在。以在外久，至十四年乃还。朱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7)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附录二。

(8)见《西洋番国志》及《瀛涯胜览》。

(9)《西洋番国志》:“爪哇国”、“锡兰国”、“柯枝国”;《西洋朝贡典录》:“爪哇国”、“三佛齐国”、“锡兰山国”。

(10)《西洋番国志》:“天方国”。《西洋朝贡典录》:“天方国”第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