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

1.“华盛顿共识”的兴起与结束

2009年4月2日的G20会议上，东道国英国首相布朗在会议上宣称“华盛顿共识过时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美国人约翰·威廉森提出来的。他当时在一份很有名的杂志上就经济改革，尤其是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做了一番点评。据他说，坐落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已经就一些事情达成了基本共识，包括财政管制、利用公共开支促进增长以及收入再分配、国有企业私有化、利率和汇率自由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拆除壁垒、自由竞争，保护产权等等。他认为:上面这份单子体现了一种信念，那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不在于他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而在于他推行的自由经济政策。

威廉森认为，发展靠3个方面:第一，健全的宏观政策，也就是低通胀，低赤字，国家收支平衡；第二，国家要对外开放，走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路子；第三，要重市场而轻国家，实行私有化，将政府的行为减少到最小，放开管制。概括起来，华盛顿共识最突出的两个特点:一是自由化，即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二是私有化。

“华盛顿共识”的药方主要是开给拉美国家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中东欧所谓的“过渡国家”、“转轨国家”，先后采用了“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而拉丁美洲更成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实验场所之一。

“华盛顿共识”，是西方国家为“拯救”拉美危机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模式。20世纪80年代在拉丁美洲是“失去的十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出来，突出地表现为严重的债务问题。面对债务危机和经济困难，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一张张“结构性调整”的改革药方，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由此在拉美快速扩散。

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改正价格扭曲现象，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1989年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布雷迪计划”，首次同意对拉美债务国所欠债务本金给予减免，但作为条件，要求拉美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这就是后来被约翰·威廉姆森在《华盛顿共识》一书中所介绍的各项经济主张，以后人们把这些经济主张统称为“华盛顿共识”。不久，阿根廷、墨西哥等重债国分别与美国就实施布雷迪计划达成协议，并按其要求加大了结构性改革力度。1989—1999年阿根廷领导人卡洛斯·梅内姆在任总统期间，把“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教条变成了当时阿根廷政府大力推行的四大经济政策。

“华盛顿共识”曾经给拉美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繁荣，曾经创造了轰动一时的“拉美模式”。其主要的成绩表现在:财政赤字减少，拉美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失去的10年”的阴影，外资大量流入拉美地区，大部分企业效益提高，国民经济总量和市场化程度提高，通货膨胀大幅度降低。

在1997年，拉美已经经历了7年的黄金增长期，东南亚却爆发了金融危机，于是有人下结论说，东亚模式是错的，东亚奇迹是假的，都不过是裙带资本主义，其企业里也充满着腐败和任人唯亲，永远不会有效益。他们认为原来的数据有假，危机就是证据。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洋溢着兴奋的情绪，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了“华盛顿共识”是对的。然而，其后在1997年年初，拉美的增长就停止了。1998—1999年，拉美开始了危机。巴西、厄瓜多尔等所有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减缓，而智利经济减缓最多。

“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拉美国家，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吸引外国资本。但这些资本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投机资本为基础的，国际资本流动带来更多的是“热钱”投机，加大了金融风险，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为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政策在实践中造成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飙升。

如今“华盛顿共识”已经被拉美、俄罗斯等国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大国，引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和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金融崩溃、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迅速向全球蔓延，全球经济蒙受重大损失。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华盛顿共识”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管制导致的金融监管不力。西方政要和学者检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法国总统萨科奇向全国发表讲话说，目前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那种认为“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说，“贪婪、投机和管理不善”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

2.“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一词来自与“华盛顿共识”的类比，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北京共识”是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ＪOsHua cOOPerramO）在2004年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是少有的没有按照美国“华盛顿共识”药方抓药的国家，但中国经济发展了，成功了。他撰写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提升，并且更进一步提出了“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观点。

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

“北京共识”提出以后，我国国内和国际主流媒体随后纷纷关注“北京共识”这个新概念。然而，“北京共识”到底能否成立，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是否为中国“新道路”的一个正确概括，国际上是否真的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之后的“北京共识”，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影响世界的“软力量”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中国内部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北京共识”可以与曾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比肩，而批评者则指出“北京共识”只不过是“国际制造”的“中国神话”。更有人说“北京共识”是忽悠中国人的“阴谋”，既无“北京共识”，也无中国崛起。还有人提出:反思中国模式，终结“北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