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与全球化降临

“华盛顿共识”与全球化降临

从20世纪90年代起，“金融自由化”，即放松资本管制，成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主潮流。开始是大的跨国公司用转移定价等方法规避资本流动管制，后来，大的银行机构也开始仿效跨国公司的结构形式，提供跨国银行服务。随着跨国投资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银行业务促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它将过去分裂的各部门联系起来，填补了融资需求上的缺口。随着金融产品的发展创新、新市场的出现，欧洲货币市场、欧洲债券市场、二级资产市场、掉期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源源不断提供出新的金融产品，同时金融交易工具也迅速发展，现金管理账户、可变利率贷款、杠杆收购等金融操作工具层出不穷。

金融自由化最早是一种美国现象，在美国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也纷纷放松了资本管制，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持下，这些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际资本市场，金融全球化把这些发达国家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金融自由化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学界和政界的一种共识，认为放松资本管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自己放松资本管制后，很快也要求发展中国家放松资本管制。尤其是在美国的督促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开始把金融自由化当做一剂良药开给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背景下，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炉了。这是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发展政策上达成的一个共识（“华盛顿共识”一词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威廉姆森提出，他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第一次使用。他认为后人把这一词等同于金融自由主义是曲解了他的原意，他本人对此持保留态度），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

（1）加强政府财政纪律，削减政府预算赤字。

（2）政府从那些国有企业退出来，把公共开支转向提供那些产生经济效益又可改善收入分配的公共产品，比如基础医疗、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3）实行利率市场化和自由化。

（4）采用竞争性的浮动汇率制度。

（5）实行贸易自由化。

（6）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制，让外国资本进入本国。

（7）改革政府税收制度，激发企业活力，降低名义税率，扩大税收基础。

（8）实行企业、行业私有化，提高企业效率。

（9）放松资本管制，取消资本进出口限制。

（10）保护私有产权，建立国内产权安全环境。

可以看出，虽然所谓“华盛顿共识”是在1990年被承认的，但它是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延续。在20世纪80年代初，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领导人已在金融开放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开放问题的认识有很大分歧，尤其是凯恩斯学派就认为资本管制更有利于贸易自由和实体经济的增长，但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思想更受西方国家领导人的青睐。西方发达国家政策导向使得私人资本在国内市场充分释放并活跃了起来，进而快速向外扩张、成为国际金融体系里重大的主导力量。

“华盛顿共识”既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一个总结，又是西方向发展中国家推销“金融自由化计划”的一个模板和范本。“华盛顿共识”出炉时，冷战刚好结束，持续了40多年的东西方对峙局面，最终以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失败而告终。此后，金融自由化迅速在拉美、中东欧、俄罗斯及东亚的大部分国家推行，原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套相互隔绝的金融体系现在并轨为一个体系，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开始逐渐形成。

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主要是通过四个国际组织来实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一个自由化法案，其成员国都必须按照该法案的相关条款放开资本账户。它还挑头发起了一轮有关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的多边谈判，要求各国放开直接投资市场，包括文化产品市场、媒体市场等。这遭到了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反对，它们担心本国市场遭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冲击，各国无法保护自己文化的特征，最后这一多边谈判无果而终。

世界贸易组织也进行了多轮谈判，1998年终于通过了银行、金融服务自由化协议，迫使成员国接受金融自由化的规定，一开始这一规定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但在欧美国家压力下最终还是通过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给拉美、东中欧、东亚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项目贷款时，往往要求这些国家解除外汇管制，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市场。在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提供紧急援助贷款时，这两个组织开出的条件也是放开资本市场、进行宏观经济结构的自由化调整，因此它们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蔓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再次兴起。在这一次国际资本流动的大体系中，虽然许多发达国家资本流入了发展中国家，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规模相比还是要小得多。

这一次的金融全球化和1870～1914年“古典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全球化有所不同，资本流出国的流出资本占流出国总储蓄的比例在1870～1914年比20世纪90年代要大得多。

据一些学者统计，1875～1914年英国对外投资资本要占到英国储蓄的2／5，甚至达到一半以上，1880～1913年法国对外投资的资本要占到法国储蓄的1／3甚至一半以上。而1995～1996年，美国私人资本输出只占到美国总资本储蓄的1／4左右。所以有学者说这一次资本全球化的规模和深度还赶不上1870～1914年的那一次。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的资本以及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中，英国资本主要流向北美国家、拉美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和德国资本主要流向中东欧、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东以及非洲国家，英国输出的资本大都是证券化形式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比较小。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在1979年启动改革开放进程，西方国家资本通过“三来一补”等形式流入中国。中国银行体系、外汇体制也随之改革；1986年后中国股票市场逐渐形成；中国政府还在国际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本。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也开始和西方金融市场接触，1987年苏联和英国、瑞士理清了一笔沙皇俄国时期的政府债务，以期和西方修复关系，进入欧洲债券市场。1988年苏联第一次在西欧资本市场上发行政府公共债券，募集到总额达259亿美元的债务资金。

1989年，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还比较少。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外国直接投资，数额达到232亿美元，银行借贷达到57亿美元，股权权益投资达到34亿美元，债券投资达到39亿美元，1989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总额为360亿美元。1989～1996年7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私人资本连年激增，1996年总额达到2440亿美元，其中除了外国直接投资外，占比最大的都是国际债券、股票、短期债务等证券化的债务资本。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券有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市场上发行、由外国投资者来购买的，有的是由发展中国家直接在纽约市场（“扬基”债券）、伦敦欧洲美元市场、东京（“武士”债券）市场上发行的。股票权益类融资中，有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公司直接到海外上市募集的，还有一类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共同基金”（Mutual Fund）等形式在发展中国家当地股市直接购买的。

1996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总资本中，有45%流向东亚，30%流向拉丁美洲，1992～1996年，最大对外投资接受国是中国，其次为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韩国在1996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列为成员国，不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在1990年的外国资本投资几乎为零，1996年流入的外国资本达到118亿美元。

金融全球化波及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导向、金融自由化的全球环境有关系，另一方面也跟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发展有关系。

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发生债务危机后，美国推出“布兰迪计划”（Brady Plan），对墨西哥债务进行了重组，基本解决了其债务危机，墨西哥又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股权投资资本也大量涌入墨西哥。拉丁美洲国家在债务危机中，接受了许多发达国家要求调整国内宏观经济的条件，拉美平均通胀率从1990年的400%降到1996年的20．4%。拉美国家国内金融市场也实行了自由化，方便了外国资本的进入。除墨西哥外，大规模资本也开始涌入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等国家。

在东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到了90年代已被称为“东亚四小龙”。八九十年代，这个东亚发展模式的列阵中又加入了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国家，东亚很快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这在90年代被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誉为“东亚奇迹”。东亚国家成功的经济模式，吸引了大规模的外国资本进入这个地区。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波及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效应呢？

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一个作用就是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内部资本紧缺的问题，199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国内利率和美国国债利率之差不断缩小，反映了涌入资本的规模之大。这些资本有一半以上都体现在这些国家外汇储备量的增加上，1990～1996年，泰国有59%、巴西有2／3、马来西亚有32%、中国有42%的外来资本都反映在外汇储备的积累上。

另外，大规模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直接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投资。1985～1995年东亚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从24%增长到32%，同期拉美地区整体投资率从19．1%增长到19．7%。在投资增长率高涨的同时，这些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在1990～1997年也变得越来越大，除了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保持顺差外，东亚和拉美国家整体的贸易赤字在1990年几乎为零，1996年上升为760亿美元。这些大量贸易赤字实际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高投资率以及高经济增长。1990～1996年发展中国家整体GDP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拉美地区1990年GDP增长率为1．1%，1995年达到5%，1997～1998年维持在4%左右。亚洲国家更快，1992～1996年GDP增长率平均达到9%，其中中国在1992～1998 年GDP增长率平均维持在10%左右。

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对世界各国进行分类，它不再使用“工业化国家”这个名词，而是改用“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包括23个国家：18个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28个国家，除了前面的23个“老”工业化国家外，还包括中国香港、以色列、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给新兴工业化国家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但同时带来了金融风险。大规模资本涌入这些国家，使这些国家内部许多产业部门逐步膨胀起来，有的产业甚至出现了金融泡沫，外资涌入也使这些国家的货币面临升值压力，这些国家又没有足够力度的冲销政策对冲国内新多出来的货币供给，从而导致国内许多产业部门流动性愈加过剩。本币升值使这些国家经常账户赤字状况更加恶化，再加上这些国家内部银行制度较差，许多企业过度借贷，做的许多投资也不太理想，同时这些国家又坚持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因此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就开始兴风作浪。

在金融自由化冲击下，新兴工业化国家本身的弱点得到放大，国际投机力量使这些金融弱点迅速膨胀，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1994年爆发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很快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经过俄罗斯传到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这些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很大不同，它们起源于国际资本市场，完全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产物。

这些危机主要表现为私人债务和债权人之间的危机，而各个国家危机背后的微观经济原因也差异很大，有的是因为信息严重不对称引发了道德风险；有的是因为银行没有谨慎估计信贷风险，借贷过度；有的是因为债务过多，期限错配；等等。在国际投机资本面前，一些国家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金融危机使它们国家的资产严重缩水，国家主权信誉大大受挫，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就业率下降，甚至引发政治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中有过处理经验，但是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局部金融泡沫的破裂。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及时建立起有效的预警指标，到亚洲金融危机时，它对各国资本外逃的规模估计不足，对危机传播的速度和深度也估计不够。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有条件地给一些国家进行贷款援助，这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市场上私人资本的道德风险。受援国对它提出的改革条件意见很大，一些发达国家对其干预方法也提出了质疑，美国议会几次威胁要中断对其的贷款，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甚至撰文呼吁解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思考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真正触动发达国家的利益，到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被卷了进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修正国际金融框架的问题才真正受到大家重视。